那达慕文化来源（那达慕文化的由来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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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铣图片赵永铣图片”，蒙古语义为“游戏”、“娱乐”、“游艺”，也作戏弄、玩笑解，旧时还含有“赌博”之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那达慕”己成为蒙古族人民群体性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盛会的专有名称。由于会中主要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竞赛，故又称“男子三艺”（亦称“草原三艺”）。

摔跤、赛马、射箭的演习比试，对于北方各民族来说，自古有之，如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中便传说着许多古代英雄联姻时，必须经过男子三项竞技比试夺冠后方能娶回娇妻的故事。不过依据历史，演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三项游艺那达慕文化，却没有那么古老，而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要叙述那达慕文化的历史，就必须追溯这三项游艺的由来和流传的史实。

一、三项游艺的历史典籍记载

骑射是北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赋予游牧民族的生存本领。《蒙古族文学史》（一）第三章第二节《狩猎生活祝祷词》[1]己详实介述了蒙古人自古善骑射的生活习俗。从狩猎进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以后，蒙古人与北方其他民族一样，仍是过着“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的生活，而社会上的频繁征战，激烈兼并，骑射技术之精湛与否，就影响着各部落民的生存命运。所以蒙古人对骑射技术自幼便开始着手训练。成人之后，则应征入伍，平时定期参加大汗和各级那颜的围猎。无论征战或围猎，都要求娴于弓马，善于杀伐，具有坚韧不拔，严守纪律的战斗作风。这些事例在《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世界征服者史》以及欧洲人的游记中多有记载。由于骑射技术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关系重大，所以对于优秀骑、射手极为关注，赏赉十分优厚，以至刻碑留名，永传后世。如公元1227年镌刻竖立的《也松格碑》（亦称《成吉思汗碑铭》，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便记述着成吉思汗在1225年西征班师途中于不哈速赤忽之地设宴稿劳将士时，成吉思汗侄了也松格射箭达三百三十五步之遥的盛况。[2]故骑射之术在北方游牧人的长期生活中，不是作为游艺竞技表演出现，而是与经济生活、战阵杀伐密切相连的技能培训，这种始自幼儿的教育，至明代萧大亨所著《夷俗记》的“教战”条目中仍有生动记载。

摔跤，从汉文古籍记载看，秦汉时期己出现，当时称之为角觝或角力。观角觝戏（即摔跤比赛）是汉代风行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作为娱乐观赏进入中原王朝的宫苑。北方民族的摔跤无史料记载，但在50年代于陕西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角觝铜牌[3]，据考证为匈奴人角觝，该铜牌镌刻了二匈奴人角觝比赛的情景：二力士上体赤裸，下身穿紧腿裤，互相弯腰扭抱作相扑状，左右各有一匹鞴鞍辔的马，马头上方各有一棵树，两人头上还有一只鸟，张嘴展翅。这显然不是正式比赛，而是乘马旅人或牧人兴之所至，临时下马比试高低。以此铜饰件推想，匈奴人的摔跤，无论牧野屯包，路边柳丛；无论放牧间歇，还是连辔途中，均可一语即拍，双方拉开架式，进行一番角觝的较量。这种遗风，凡去过辽阔草原的牧区，可随时领略，并不太难。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摔跤活动起源也很早。

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展中，自然受到原匈奴、突厥和回纥文化的影响，孛儿只斤蒙古勃兴时，又直接受到西方克烈、乃蛮诸部的文化影响，部落军伍中，想必也盛行这种对搏摔跤的训练。《蒙古秘史》未记载这一盛况，但联系成吉思汗家族与其他部落间政治势力之变化关系时，却生动地揭示了利用摔跤消除异己的历史事迹。[4]《多桑蒙古史》还记载着窝阔台喜观角觝及其部下与波斯力士比烈相扑竞技表演的史实[5]《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国王海都女之勇力》一节就生动地记载了海都女阿吉牙尼以摔跤择婿，战胜所有男了，世无匹敌的传说故事。[6]

到了元代，观角觝戏，就有了正式记载，主要表现在诈马宴的盛会上。忽必烈以下诸帝继承了蒙古国时期在昔剌斡耳朵聚会议事的传统，每年将王公贵族、官宦大臣聚集上都举行诈马宴，决定重要政务，对此元代一些诗人兼大臣者曾写过不少诗篇予以颂扬描绘。如亲身经历的袁桷、柳贯、贡师泰、杨允孚、西贤、周伯琦等都对上都诈马宴盛况写过赞诗，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皇族的宫廷生活。因为角觝是常在宫中举行比赛表演的项目，故郑彦昭的《上京行幸词》就反映了宫廷摔跤手被传宣举行表演的情景：“红云霭霭护粽毛，紫凤翩翩下彩条。武士承宣呈角觝，近臣侍宴赐珠袍。”[7]王沂的《上京诗》还描绘了摔跤手们为宫廷献艺的无比光彩：“黄须年少羽林郎，官锦缠腰角觝装。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8]所以，元代诈马宴不是像往昔斡耳朵那种重在集会议政或某汗土临时动议进行摔跤比赛活动，而是把诈马宴集会固定为每年必行的一种国家制度，在饮宴中陈白戏，将歌舞、竞走、角觝汇集表演观赏。由于元代统治者酷爱布库（即孛可、力士）竞技，宫廷布库日益众多，方于延祐六年（1318年）设“校署”专管角觝事宜。

明代有关蒙古族三项游艺的资料甚少。至清代史料增多，逐渐清晰。满族是个十分重视骑射传统的民族，皇太极曾下令“子弟辈壮者当令以角弓铁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清太宗实录》54）。同时以身作责，亲率臣下至演武场较射，还令诸旗下王公贝勒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清太宗实录》卷38）。当时蒙古八旗军是协助清军入关的主力军，自然非常重视骑射的训练。入关后，一段长时间内，当时的骑射、演布库还是与战阵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这种训练与教战逐渐分离而向娱乐发展，大约始于乾隆年间，皇帝每年秋八月木兰围（今河北围场县）时蒙古王公向其敬献酒宴，表演蒙古乐歌、相扑及各样技艺（参见《理藩院则例》）。这种技艺献演和元代诸帝巡幸上都举行诈马宴极其相似，只不过上都诈马宴是皇帝向王公大臣赐宴，而木兰围则是蒙古王公向皇帝敬宴献艺，其饮宴的主客位置和游艺形式虽有变化，但实质上仍是蒙古古老诈马宴仪礼的重演。从诗文记载看，与扈从元代皇帝上都巡幸一样，清代也有不少扈从皇帝至避暑山庄的官宦文人写过不少行围即事的诗篇，如纪昀、裘日修、赵翼等均有作品流传。其中赵翼曾亲眼目睹蒙古布库的表演，写下了《行围即景·相扑》[9]的长诗，兹引录如下：

黄幄高张传布库，数十白衣白于鹭。

衣才及尻露两档，千条线缝十层布。

不持寸铁以手搏，手如铁锻足铁铸。

班分左右以耦进，桓桓劲敌猝相遇。

未敢轻身便陷坚，握拳作力筋尽露。

明修暗度诡道攻，声东击西多方误。

少焉肉薄紧交纽，要决雌雄肯相顾。

翻身侧入若擘鹞，拗肩急避似脱兔。

垂胜或败弱或强，顷刻利钝难逆睹。

忽然得间乘便利，拉胁摧胸倏己仆。

胜者跪饮酒一卮，不胜者愧不敢怒。

由来角觝古所传，百戏中独近戎务。

技逾蹴鞠炼脚力，事异拔河供玩具。

国家重此有深意，所以习劳裕平素。

君不见教坊了弟也随行，

经月不阵默相妒。

赵翼（1727—1874），字雪崧，号瓯北，乾隆年间进士，入翰林院，预修《通鉴辑览》，后外放任知府、兵备道等职。这首诗大概是他在京供职期间扈从乾隆木兰行围时所作。作品描摹了演布库的衣着、对峙时的注目审势，互相扭结的种种招数及突使绝招一举获胜的生动情景，其中攻守变化迭起，进退招数翻新；似垂胜而又败守，似势弱而又崛起，把角斗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此细致描绘蒙古摔跤的诗歌，在蒙文作品中不乏其例，而汉文作品却是鲜见，据知仅此一例。

二、传统习俗的衍化发展

上述巡幸上都，一般为五月至八月进行，清代木兰围亦称“秋狝大典”，也在八月。五月至八月可说是蒙古人的黄金季节，此时荒凉秃透的原野披上了新装，一片碧绿、辽阔；天空高远湛蓝，煦风习习送暖。新生的牛犊、马驹、羊羔欢跳闹嚷，洁白的乳汁如泉水喷涌，牧人笑逐颜开，开始迎接这鲜活世界的福运吉祥。比如一年一度的祭敖包、打马鬃、马驹节、庙会均在这个季节里举行。一方面聚会，一方面娱乐，这是蒙古人自古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蒙古语的喜庆、联欢、盛会谓之“耐亦日”，其娱乐活动（“那达慕”）总是与“耐亦日”联系在一起，没有“耐亦日”就没有“那达慕”，这可说是个不可变易的传统。比如敖包盛会就称作“敖包耐亦日”，马驹节称“珠拉格耐亦日”，成吉思汗与将士子弟聚会欢庆称“乌日森耐亦日”等等。这些集会都举行相应的娱乐竞技——“那达慕”，可见往昔的“那达慕”是为不同类型的喜庆盛会助兴，献演技艺，以表欢乐之意，它与现今单独组织而又规模完备的那达慕盛会相比，其范畴、作用和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古代蒙古人为何举行喜庆联欢盛会？考其源头，还是与丰收之后不忘天地祖神恩赐，向之祝福祈祷有关，在祭祀祝福中，媚神、娱神的同时，信民也欢快起舞，尽情取乐嬉戏，这种娱神而又自娱的活动，是古代北方各民族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如蒙古族的祭敖包、祭天、成吉思汗祭奠，后来寺庙的查玛会、经会等等。至于世俗间官方或民间的大、小型喜庆，更是繁杂多样，不胜枚举了。祭敖包是蒙古族最古老而又具群体性的喜庆盛会，这一原始萨满教表示酬谢大地带来恩惠的祭礼庆典，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宗教色彩逐渐淡薄，那些与人民现实利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日益在敖包盛会中丰富发展起来。据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所记：祭敖包在秋季举行，其规模以地方大小、贫富情况而定，主要商议选择牧场、处理各种官司及敖包那颜管辖范围内诸种事宜。饮宴食粥后，进行选马活动，各爱里（村）的快马和骑手二十或三十匹一组在十五里外起跑，其出类拔萃者再进行比试，如此几番筛选，优胜者按马匹颜色命名，这样的著名快马，其身份特别昂贵，贩马者亦情愿以高价收入。另外还有走马、侧步小走马、颠马、碎跑等各种姿式的赛马活动。[10]此记叙透露出祭祀天地神祗己非敖包盛典的主要内容，大量繁琐事项是处理政务和牧业劳动方面的事宜；赛马己不是纯粹的娱神或自娱，其决出的名马己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而与物资交流的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了。其次，文中只谈到敖包盛会的赛马游艺，摔跤、射箭两项只字未提。但罗氏在《集会和摔跤》一章里谈到迁场或那颜喜庆集会时，却叙述了摔跤的组织和比赛过程，而无骑射、赛马活动。另据《乌珠穆沁风俗志》记载，康熙五年（1666年），满清政府种在乌珠穆沁旗组织过一次盛大集会，举行了1024名博克的摔跤比赛，一个年轻的博克安召力压群雄，夺得第一，[11]文中也未涉及其它两项竞赛。

喀尔喀的情况如何呢？据《蒙古式摔跤》一书记述：喀尔喀的传统那达慕是1640年认定新活佛开始的，但无可靠史料记载，情况不明。确有资料记载的为1690年的那达慕大会，此次会上，有位名叫布赫喇嘛的摔跤手得了冠军。[12]康熙二十六年（1697年），喀尔喀七旗首领从多伦淖儿回到原牧地举办了七旗那达慕大会，一个叫贡格尔的牧人用仅有的一匹马赛马得了冠军，赞扬这匹马的《万马之首》歌从此传遍开来。[13]喀尔喀的记载也仅仅是三艺中的某一项内容，其它亦不甚了了。所以，从17世纪前之民俗记载观之，虽然举办过一些盛会，但将三项游艺组成一个统一的娱乐盛会却不曾见。一般是依据会议需要，侧重某项比赛，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古时的那达慕不完全是男子三艺同步进行，一般为或赛马、或摔跤、或射箭单个进行”。[14]

至18世纪，有关风俗志、旗志中才有了三项游艺统一组织竞赛的记载，如《巴林右旗志》记有从雍正八年（1730年）起，旗内13个庙的千余名喇嘛集中到大板荟福寺举办一年一度的“六月庙会”。庙会既举行喇嘛教的隆重法事典礼，也开展群体性的民族文化、体育和物资交流活动，届时京、津及通辽、赤峰等地之商贩云集，赶庙会者络绎不绝。昭盟各旗选派快马、走马、摔跤手、射箭手、棋手参赛，为时一月，热闹非凡。大板的“六月庙会”颇有名气，与呼伦贝尔的甘珠尔庙（1784年建成）所举办的庙会享有同等声誉。[15]但是这些旗志中的记载都比较笼统概括，难以给人以具体生动的印象。只有《阿拉善风俗志》记载“乌日森耐亦日”一节[16]三项游艺的记叙描绘，鲜明生动，颇具文学色彩，兹概述如下：

乾隆年间，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布桑多尔济娶清朝的公主为福晋，成为显赫的亲王，为庆大喜，于乾隆三十年（1766年）举办声势浩大的盛会，这次盛会根据成吉思汗常与了孙们聚会游乐的传统，亦沿袭古风，命名为“乌日森耐亦日”。

盛会聚集牧人成千上万，搭毡包百顶，全旗八个苏木的百姓及衙门的协理 ,管旗、章京等官员全部启动，承担任务，以苏木为单位组织三项游艺训练，从几百对摔跤手和数百名弓箭手中选出三十二名摔跤手，一百二十名射手以及从几百匹公马中选出八十匹快马参赛。

大会前日，王爷仕宦齐聚向地方神灵祭洒马奶祈福，吟唱马奶酒祝词。翌日晨正式举行“大乌日森耐亦日”喜庆仪式，除由十六名歌手和琴手向王爷、福晋奏乐献歌外，还举行好汉三艺比赛。第一，赛公马，八十匹快马三十名列入名次，对冠军马吟诵《公马祝词》。第二，骑射比赛，按规定每人驰射三次，视九靶射中多寡排出名次，对冠军赏九种奖品，并吟诵《弓箭手赞》。第三，无坎肩摔跤，按淘汰制决出冠、亚军，对优胜者吟诵《无坎肩摔跤祝词》，稿赏冠军大绵羯羊等九种奖品。另外还举行“小乌日森耐亦日”的三项游艺竞技，即骟马驰赛、喇嘛的骑射和无坎肩摔跤，规则与上同。最后以白须老人表演摔跤结束。

以上便是“乌日森耐亦日”盛典的全部过程，名称虽不语“那达慕”，但却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早期蒙古族形式完善的那达慕庆典盛况，并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作为乾隆时期的蒙古亲王，正值清代鼎盛时期，当时旗札萨克建制完备，政治、经济生活步入正轨，一个旗的王爷完全可以凭藉自己的权势和地方财力组织起庞大完备的庆典活动。蒙古历史上有诈马宴制度可资借鉴，王爷必是熟悉京城觐见皇上礼仪及木兰围盛况，于是历史的因素，现实的礼制和蒙古族传统风俗相契合，从而衍化出一个规模宏大，集蒙古乐歌和三项游艺于一身的“那达慕”盛会。类似庆典，在内、外蒙古各札萨克的节日中，自然不是绝无仅有。遗憾的是如昭乌达、锡林郭勒盟等旗一直盛行的那达慕活动，并未留下如“乌日森耐亦日”这样早期的典型资料，这对于了解东部区那达慕详细情况，自然有所影响。尽管如此，从一些史志的简略记载来看，形式完备的那达慕文化，最晚在18世纪完善成熟，当是毫无疑义。

从以上两点予以概括，蒙古族那达慕文化的出现与北方各民族的民俗风情有着内在的承袭关系。在此基础上，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那达慕的内涵日益更新充实。特别是满清政府统一全国以来，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以寺庙为轴心的喇嘛教文化、民俗文化、物质文化（随物资交流出现）从而得到集中的体现，那达慕文化至此趋于成熟，于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草原三艺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仅体育竞技大展风采，蒙古族无处不唱，无处不颂的传统民歌和祝词、赞词亦相应亮出绰约新姿。从此，那达慕文化在体育健身方面扩大了交流、学习的范围，也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那达慕集会的衰败和重振

在鸦片战争之前，封闭的中国在政治上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蒙古地区也不例外，所建寺庙很多，庙会不断，红火了一百多年。除庙会外，各地祭敖包集会也很盛行，可以说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是蒙古族娱乐盛会较为兴旺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入侵，清廷统治日趋腐败，摇摇欲坠，蒙古族人民也随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像往昔那样的娱乐盛会自然没有条件举办了。因此，罗布桑却丹在谈到清代以来敖包传统盛会时，沉痛地说道：“这种风俗的衰败，始自咸丰年间，那时蒙古地区盗贼丛生，民不安生。到光绪十八年（1891年），‘红帽子’贼群起造反，搞得蒙古人越发贫穷。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日本人大肆虏掠哲盟地区的牲畜，一个叫巴布扎布的人也乘机带领数千军兵在蒙古各旗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直闹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宣统三年，满清垮台，中华民国产生，那些军阀从热河、泰天（沈阳）派兵进入蒙古族地区，任意掠夺财产，破坏寺庙，由于长年累月蹂躏掠夺，蒙古人更是穷困潦倒，连饭也吃不上了，哪能去办什么娱乐盛会！而那些诺颜们只知听天由命，纵情享受，什么国家民族的耻辱都不在他们话下，所以到中华民国，祭敖包的事，再也无法兴盛了。”[17]

在此引述一大段话，为的是围绕敖包盛会所说的衰败情景，中心明确，具体生动，用不着我们再去引证史料加以佐证。这段话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蒙古人民遭受的灾难，也揭示了那达慕衰败的根本原因。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既使是地方举办那达慕大会，也不尽是公平竞争，牧人皆大欢喜的事情。在清代地方政权把持下，一切集会成了王公贵族、喇嘛活佛互相利用、寻欢作乐、博取虚荣、盘剥人民的工具。比如王公举办集会，摔跤冠军和头名赛马必为王爷府的跤手和骏马获得，活佛主办亦然。广大牧民中虽有身怀绝技之能手，也只能忍气吞声，甘居人下。如有冲破罗网，胆敢与之抗衡者，就会大祸临头，甚至丢掉性命。比如内蒙古广为传播的民歌《都仍扎那》，就是描写一个18岁的摔跤手不信邪摔倒王爷的摔跤手而被杀害的史实。至于赛马时为牧民的神骥设置障碍以及赛中以欺骗手段赌博来盘剥牧民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所以旧时代的那达慕，在喜庆娱乐中也饱含着牧人的血泪辛酸，其中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达慕重振而又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是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从此，传统的那达慕文化迈入了新纪元，被载入史册。以1948年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那达慕大会为起点，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各盟相继举行了盟一级那达慕大会。1954年，举办了自治区首届那达慕大会，至1991年，在自治区首府共举办了五次那达慕盛会，至于旗以下各级机构组织的中、小型会议就无法统计了，影响所及，首都中央民族大学及草原人民个人也办起了那达慕大会。这些大会办得轰轰烈烈，表达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气象。在形式上，有的除了传统的三项竞技之外，还有民族特色浓郁的蒙古象棋、布鲁、走马、赛骆驼。80年代，与改革开放相结合，中华武术、体操、马术、门球、摩托车表演也进入那达慕大会，与昔日的“耐亦日那达慕”相比，实为汇纳百川、万象更新，呈现出风光这边独好的醉人胜景。

作者： 简 介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31年8月7日生，湖北省宜昌市土城乡人，汉族。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底复员。1956年8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9月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1979年，随所改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任古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内蒙古分会理事。目前侧重于研究蒙古族近代文学及民间文学。

主要论著《蒙古族文学简史》，与齐木道吉、梁一孺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论蒙古族民间叙事诗》，辑入《民族文学论集》第一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蒙古族民间故事的艺术魅力》，《故事大系·蒙古族民间故事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古、尹诗派"格律诗学之形成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古、尹兄弟的文学成就及其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

编辑:“土默特之声”创办人任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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