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玉和许鞍华的电影（生于辽宁长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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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个无根的城市，一座“浮城”。

这里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城市”，原本是千万人的“客途”，可就是这客途，最终成为了许多人的定居之所。

许鞍华，就是其中一位。

她出生于辽宁鞍山，儿时和祖父母住在澳门，5岁时前往香港，在香港念完中学和大学。1972年获香港大学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硕士，其后赴伦敦攻读电影，1975年学成归港，在电视台工作，接着成为香港新浪潮的一员大将。

值得一提的是，许鞍华的母亲是日本人。

大陆-澳门-香港-英国-日本，这种混合复杂的国族、家园、身份，使得许鞍华能够更好更深地去思索关于“故乡”的问题。

这种思索，在她的电影作品中有着深刻的印记，比如《胡越的故事》、《极道追踪》、《投奔怒海》等，都表达了一种无根的认同困境和无家可归的离散之苦。

而能完整体现许鞍华对于“起源之地”，对于故乡、家的神话的质疑与反思的，则是下面她的这部半自传电影——

《客途秋恨》

本片上映于1990年，由陆小芬和张曼玉主演，豆瓣评分高达8.5分。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身份关注的不是我们是什么，而是我们将要成为什么；身份不是凝固的、静止的，而是永远处于一种流动、协商的状态。

许鞍华在《客途秋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一对母亲关系转变的细腻描写，来对中国、香港、英国三地的的关系进行透视。

在1990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其中所表现的跨文化的疏离、种族间的婚姻、代际间的协商和解以及分裂的忠诚等主题与1997 年香港这一殖民地将回归中国主权形成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与《客途秋恨》几乎同一时期问世的几部香港电影，如关锦鹏的《人在纽约》（1989 年）、罗卓瑶的《爱在他乡的季节》（1990 年）、陈耀成的《浮世恋曲》（1992年）等，也都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对故乡的失落感。

主人公晓恩，香港人，英国硕士毕业在即。

通过一些零碎的生活片段，影片含蓄地暗示了晓恩作为被殖民地他者的尴尬位置。

在酒吧，晓恩的两个英国朋友在尽情狂欢舞蹈，只有她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

她和一个朋友同时申请了BBC的工作，身为英国人的朋友顺利收到了面试邀请，晓恩却被拒了。

在朋友在面试之前，晓恩摘下了自己脖子上的项链送给她祝她好运，朋友惊喜地说：“这个东西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

香港被英国殖民了156年，晓恩也早已拿到了英国国籍，但她依旧被当成东方人打量和审视，依旧无法被平等对待。

晓恩在英国的这些经历可以说是许鞍华对英国、香港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思。

一直以来，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大部分是工具性的，殖民统治阶层与香港的本土社会始终存在着明显的、人为的二元区隔。

九七将近，虽然香港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英国国籍，却没有英国留居权，可免签英国却不能移居英国。

《客途秋恨》中晓恩对英国的失望或许对应了八十年代末期遭英国背弃的香港人的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同时也是对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紧张氛围的一种回应。

晓恩在明白了这一点后，毅然回到了香港，参加妹妹的婚礼。

晓恩的母亲是日本人，她和晓恩的父亲在二战后的东北认识，当时晓恩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翻译官。

由于国共两党内战，晓恩的爷爷奶奶和母亲不得不从广州移居了澳门。

在澳门，年幼的晓恩跟爷爷奶奶较为亲近，母亲由于不会说国语而异常得沉默严肃，母女俩并不亲近。

中医出生的爷爷，即使身在澳门（当时尚未回归），依旧心心念念着自己的故乡。

他身着中式长衫，给晓恩讲自己的身世，教她背唐诗宋词，教她不要忘本。

爷爷始终觉得，澳门只是一个客途，他终归要踏上返回故乡的道路。

从 70 年代末期到 90年代早期，香港影评人李焯桃提出的“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电影，几乎所有关于香港本土身份的思考都需要处理“中国性”的问题。

正如许鞍华所说：“如果我们从中国剥离开，历史就没有意义，只有在与中国文化的对比中，我们才能够定义香港文化。这不能够孤立地来谈。”

牵挂着祖国的祖父，终于在六十年代得以返回广州，但此时的大陆正笼罩在文化运动的阴影之中。

就连祖父想给晓恩寄一本宋词选，都要被小兵们盘问一整天才放行。

也正是因为这次盘问，导致祖父中风，一时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祖父被中国拒绝，就如同晓恩被英国拒绝一样。

影片的主体内容，在于原本疏离的晓恩陪着母亲重返日本探亲的过程。

晓恩的母亲葵子，在嫁给了晓恩父亲之后一直留在中国，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故乡。

在澳门时，葵子总是一个人独自沉默地吃着自己做的日本饭菜，被婆婆说是“生生冷冷”又不好反驳；

在香港，她最爱看日本影星三川敏郎主演的电影。

在刚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葵子似乎的确找到了故乡。

下火车时，看着站台上的日文，她忍不住用日语自言自语：“我回来了。”

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小店后，葵子点了许多自己喜欢吃的正宗日本食物，不顾自己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

回到家之后，她见到了久违的老师、朋友和亲人，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回忆往事。

在一家印章店里，葵子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平野葵子。这一刻，她不再是妈妈、日本儿媳妇抑或是张太太，只是她自己。

陪伴母亲的晓恩，在抵达日本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极大的不适：别人说的话她都听不懂，觉得自己像只猴子。

母亲见状，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天就受不了了？那你知道我在澳门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了吧。”

此次日本之行，晓恩逐渐与母亲和解。

她慢慢了解到，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处境是如何艰难和不易；

母亲并不是像澳门那样严肃和冷淡的，同样也不是在香港时那样固执和啰嗦。

母亲年轻时有很多男生追，但她喜欢的男生却拒绝了她，于是一气之下就到了中国。

每见到一个人，母亲都会用充满自豪的口吻说：“这是我的大女儿，刚刚从英国念完硕士回来。”

晓恩终于知道，母亲实际上一直以她为傲，并没有更偏心妹妹。

渐渐地，晓恩母亲发现，故乡早已经物是人非。

葵子最爱的小弟弟雅彦曾是神风特工队的一员，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一直活在战争中，并固执地认为姐姐嫁给中国人是不贞的行为，两人的见面最终以争吵和伤害告终。

葵子的哥哥和大嫂为了能和东京的儿孙团聚，说服了葵子卖掉别府的老宅。

当初那个甩掉葵子的男人，如今生活落魄，儿子还进了监狱。

她曾经怀念和珍视的一切，最终都无法抵御时空的侵蚀，变得陌生而遥远了。

和晓恩一起泡温泉时，葵子忍不住抱怨泡澡的房子太小了不方便，这里的菜也不对了，生生冷冷的，还是广州菜味道好，好想炖个汤喝喝。

“生生冷冷”是婆婆对葵子做的饭菜的评价，如今葵子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她曾经朝思暮想的日本菜，听来确有几分落寞。

最后，临行前的葵子到墓地用中文平静地向父母道别——与葵子刚到日本拜祭父母时，用流利的日语激动地诉说着对家乡的思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本对于葵子的拒绝，使得她终于意识到故乡已经永远地失落了这一事实。

正如埃德加·赖策所说，“故乡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人们越来越走近它，就会发现就要到达的那一刻它不见了，它已化作虚无。

英国、日本、大陆先后拒绝了晓恩、母亲和祖父，香港这个“客途”最终成为了“归途”。

影片末尾，晓恩成了香港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和同事们一起记录了香港市民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游行示威活动。

最终，《客途秋恨》借助晓恩的独特境地，在“殖民者、祖国与自我”的三角关系中来追寻香港的身份认同。

香港，成了“协商中的家”。

片中的那句萦绕的唱词：“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今日天搁一方难见面，是以孤舟沉寂晚景凉天，你睇斜阳照住嗰对双飞燕，独倚蓬窗思悄然。”

这是对故乡失落的悲伤，以及对身份定位的迷茫。

祖父在病榻上的那句“不要对中国失望”颇具志士节气，而一旁的晓恩看着睡梦中的祖父，落下了眼泪：“这么苍老的肚子，恐怕再也承受不起这个孙女的重量了吧。”

祖孙三代的命运，在政治和历史的裹挟之下显得悲凉彷徨，就像香港作家西西《浮城志异》中“没有翅膀，所以不能飞行，只能浮着，彼此之间也不通话，只默默地、肃穆地浮着”的“浮人”。

《客途秋恨》的举重若轻，是导演许鞍华的真实体验，也是编剧吴念真的深刻感受，扎实的剧本在陆小芬和张曼玉两位女演员真挚细腻的演绎下，有了踏实的落脚。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在追寻梦中的故乡，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或许，故乡正是因为错失，才引得我们频频回望。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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