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循环：西门庆之死是一场悲剧吗？

讨论《金瓶梅》的城市背景，其实是个文化地缘的话题。文化地缘是指研究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早在远古时代，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选择比较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栖身地，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如山地之狩猎文化，江河之农业文化，海洋之商业文化，后来，人类文化创造能力增强，但仍未能完全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生存方式上，又表现在文化心理上。

《金瓶梅》里就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在运河沿岸的一个中心城市，小说所描绘的繁华市井生活，西门府与外界的广泛交往，具体地说，西门庆的发迹变泰，莫不与运河有关，正如前苏联学者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中所称：“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金瓶梅》中的文化因其地缘特色而被人称为“运河文化”。

运河周围的环境是个极为开放的区域，独特的交通条件使得商贾南来北往，求利观念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并对固守一隅的传统小农思想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临清州，州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五方商贾鸣櫂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陈经济在临清码头开张大酒楼，“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笙箫杂奏，招集往来客商，四方游妓……见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正集中体现了临清地区四方杂处、客商云集的商业景观。

临清商埠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的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理念。我们从西门庆灵活的经营方式可以看出，他在无形中己经产生了自己的商业理念即所谓“省的金子放在家里，也只是闲着”，“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只是天生应人用的”。

西门庆的这种资金流动观念是和商埠的开放和流动相契合的。西门庆在使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还产生了自己的一套生意经。在获得相当雄厚的资本之后，他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在小说第二十回写到西门庆“又打开门面两间，总出两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再后来开起了“绒线铺子”从而形成多种经营的规模。

此外西门庆还表现出重视商机、充分调动伙计积极性，极善于利用社会关系等等经营意识。这些都是临清的商埠环境给予西门庆的有用经验。但是从西门庆对封建特权和社会关系的倚重，又暴露出其经营观念上对传统的回归。有学者曾从特色和局限来谈运河文化，认为：

“大运河文化不同于一般地域文化，它有比其他地域文化更为复杂的人文因素。《金瓶梅》中的文化背景，具有新、奇、放、谲的丰富色彩，这正是运河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表现为市民阶层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观念的严重对峙，抵牾与冲突。从观念意识的文化角度看，《金瓶梅》有许多相反相成的地方，但从小说总体性和作者的主要倾向看，这部作品与传统文化的悖离只占次要地位，而与之相联系，相合拍却是本质的和占主流的”。

也有学者对《金瓶梅》商业文化的思考更多地深入到传统文化心理的层面。指出：“《金瓶梅》所表现的运河文化的底色是极权化与贵族化，在这种文化的大气候下，既不萌发人文主义，又飘逸不出资本主义气息，运河文化植根于中国农业文化的土壤里，《金瓶梅》所表现的种属归附，生育意识，重谋生的吃文化，重节令的玩文化等可以证明，但这种农业文化又处在分裂现崩溃中。”

为什么《金瓶梅》总是无法摆脱旧传统的底色？一是明中期以来的商品经济没有导向萌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化；二是当时的思想界没有提供一种适应与导引经济和社会生活迅急变动的文化价值体系；三是来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控制与干涉。这些因素都从根本上制约着那个时期的商人不能真正地摆脱农业文明的经营观念，无法蜕变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商人。

小说将官商身份的西门庆作为运河文化的代表，因此，他在人生事业上的发展和最终结局都有文化的启示意义。，西门庆的人生轨迹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占有与自毁的逆向互动过程，在财色的驱动下，西门庆疲于奔命地行走，这期间充满了人生的挑战，使西门庆把握机遇、得以进取，但又造成了精力的无尽虚耗，生命沉沦。本能欲望如同一把双刃的利剑，它使西门庆在占有世界的同时丧失了自我。

我们可以从儒、佛、道三教的观念去探寻西门庆的死因。就儒家观念而言，可以分为二个层面，其一是背理，其二是女祸。而就佛家思想来说，西门庆之死体现了它的宿命论和果报观。西门庆还以死亡阐释了道教的神鬼报应，又注解了其虚无观。

《太上感应篇》里称：“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报应说与佛教相似，只不过佛教中主宰的是佛，而道教中是神。小说减其寿算，大过降殃乃至夺命的惩罚也大致无二。至于西门庆疯狂纵欲之后的休止，富贵家业的凋零，这种强烈的人生空漠感，似也可归之于道家的“虚无”，恍如一枕黄粱后的梦醒时分。

如果说西门庆之死无论就生理规律还是文化观念而言都有其必然性，那么下面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西门庆之死是否是一种悲剧？他疯狂纵欲，及至亡身，似乎完全是自作自受，他的死怎能说是一种悲剧呢？有的论者正是因循这个思路而作出判断的，认为西门庆的死不是悲剧，“他败坏王朝肌体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生存的基础。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自取亡灭根本不配称作悲剧。”

显然，这是一种把人物形象从艺术载体中抽绎出来的道德判断，它过度地倚重道德伦理的标准，而几乎忽视了艺术形象自身的美丑规则。笔者认为西门庆之死应当是一场悲剧，理由是：

首先，认定西门庆之死的悲剧实质应是美学范畴而非伦理范畴的判断，西门庆作为小说人物典型，乃是现实生活特定群体的代表。他的死亡因而超越了一个坏人毙命的普通意义，指示了特定群体的历史命运，而被赋予了悲剧的内涵。

其次，如通常人们对悲剧的美学理解，“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西门庆之死正是这种“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的产物，它一方面表明理和欲二者无法缓解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则由个人命运而及社会、历史命运，表现出更为无奈、强烈的历史选择困惑，这就使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的人生有了特殊的意义，他的死也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

西门庆的社会属性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人。当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发展时，西门庆和他的商业伙伴们正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正体现了运河文化的新生活力。西门庆以所发的横财作为他商业经营的资本，尽管资本的性质不同，其获得的手段却与西方资本主义通过疯狂的掠夺以获原始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铸成两者主要差别的是不同的经营方式，西门庆思想受制于运河文化的传统性，他倚仗封建特权以获取高额利润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依赖于公平竞争中的策略有质的差别，西门庆把由此获得的巨大财富基本用于奢侈的生活享乐中，又集中体现了运河文化的虚耗特征。他根本不理解资本增殖的更深含义，而西方社会的商人们却节衣缩食把尽量多的钱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

西门庆至死不变地带有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使他走上了一条闭合之路，发财后是纵欲，纵欲后则是发财，更可怕的是西门庆所代表的官商群体，以手中的封建特权更改了竞争的规则，无情地打击了真正的新兴商人，从而根本上压制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西商人至此已完全分道扬镳，把历史的车轮导上了不同的轨道。

这，就是西门庆在运河文化，甚至是在历史中担当的角色，正如何满子先生评价西门庆的那样：“他‘多财货而恣欲’的自暴自弃，就成为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资本及其肉身的代表的自暴自弃一一西门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悲剧象征。”西门庆本人的其年不永多少暗示了这一历史角色的文化宿命。

西门庆的死亡似乎也可以纳入到作者的“天道循环”论之中，西门庆之后的张二官之类，只要还生活在运河文化的范围内，又无法拔离农业文化的传统，这种兴衰循环就还将继续下去。西门庆们的命运代表了《金瓶梅》的文化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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