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易懂解读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

编者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涵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 即“话语权物质论”“话语权辩证法”“话语权阶级性”“话语权权力论”, 分别从物质生产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话语权思想”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保障、掌握话语权与构建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是政治话语权等重要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管理工作中, 要以物质实践和科学理论作为话语权之源, 以“文明基因”为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 加强阵地意识, 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

“话语权”问题是国内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 广大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国际政治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等多个角度就其本质、特征、建设之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方面反映了伴随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开创的一系列世界性意义, 迫切需要我们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在国际事务中凸显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智慧、传播中国方案, 彻底改变在国际政治话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局面, 在国际社会中“增信释疑”, 让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说得出, 传得开”, 让中国的发展意志和成就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同;另一方面, 则反映了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中, 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观念冲击和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冲击, 尤其是自媒体快速发展给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所带来的挑战, 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 发挥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主导力, 成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话语权”这个词, 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标志着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治话语权正式形成, 并且其相关论述中包含了丰富的话语权思想。因此, 深入研究这些思想, 对于科学把握“话语权”的本质与建设之要,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扩大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是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通过对思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 而总结出的科学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体现在三个维度, 即认识论层面的“虚假意识”, 价值论层面的“阶级意识”, 以及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 联系到“话语权思想”, 则集中体现在价值论层面的“阶级意识”。因此, 理解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权思想”, 就要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入手, 基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 围绕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来理解和认识“话语权”问题。

(一) “话语权物质论”——物质生产能力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出发, 科学分析物质生产与思维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思想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 具有从属性质。因此, 一种思想意识的“话语权”也依赖于产生它的社会存在, 即这种思想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否具有先进性, 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对应的是精神资料生产, 即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后, 会产生一个专门从事思想、理论、观念生产的群体, 为其所代表的物质生产方式制造相应的理论支撑和观念支持。即使是纯粹的哲学思辨, 一旦进入现实领域, 也必然呈现出这一规律, 恩格斯曾指出:“每个场合都证明, 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 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 相反地, 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 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因此, 物质生产活动对精神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思想、观念、理论的影响力、吸引力、引领力, 在根本上就是由物产生产能力所决定。这是“话语权物质论”的第一个层面, 即物质生产能力水平决定相应思想的“话语权”水平。而第二个层面, 则是掌握“话语权”主体的“物质论”, 即“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必然掌握精神生产资料”, 话语权的主体是由物质生产资料的掌握情况所决定, 在一般意义上, 哪个阶级阶层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掌握更多的生产资料, 就必然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 在现实实践中, 无论是主权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还是政党、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 在根本上都是由相应的物产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

(二) “话语权辩证法”——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话语权辩证法”的核心思想, 一方面, 物质生产能力对相应思想理论的“话语权”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 思想理论的“话语权”对物质生产能力具有巨大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 理论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理论只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就会成为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从一种精神力量上升为物质力量, 实现现实性的建设目标。除此之外, “话语权辩证法”还体现为一定思想形式的覆灭足以使整个社会制度形式的变迁, 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 支撑着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行, 一旦这个价值观念崩塌, 随着而来的就是社会制度的解体。因此, 一定思想观念的“话语权”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权辩证法”思想为我们阐释了一条社会形态变迁的基本原理, 即任何一场社会革命, 都是意识形态的革命, 都会体现为创造一套全新的世界观、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念, 在这些全新思想观念的支撑下, 社会革命最终会体现为创制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旧制度的颠覆与新制度的创造是革命的根本目标, 而全新的世界观则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因此, 一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对于社会制度的稳定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话语权辩证法”体现了思想理论对物质实践的巨大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或阻碍一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更体现为对一定社会制度的巩固和颠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 “话语权阶级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阶级是一个历史和经济的范畴, 阶级性则体现了具有共同物质利益关系的群体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中共同诉求的属性。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体系、价值观的学说、思想的集合, 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体现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诉求, 是对一定价值观念的追求和发展道路的主张,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话语权阶级性”一方面是由于话语的“边界性”, 即人们的思想总是存在一定的边界, 无法超越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所允许的最大范围, 体现为物质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另一方面, 这种“话语边界”不仅受到物质性和技术性因素的限制, 更会由不同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他们 (指‘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 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来说, 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 都是这样。” 意识形态正是对不同主体物质利益关系的反应, 而不同主体的思想观念是由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 其话语表达内容和形式的边界无法超越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在阶级社会中, 意识形态就体现为“阶级意识”, 而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统治阶级思想的话语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 不同的思想观念必然反应不同的价值主张和利益追求, 意识形态话语权所体现的是不同主体之间深刻的物质利益关系, 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主张、价值追求和道路遵循, 在阶级社会中“话语权”问题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

(四) “话语权权力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 可以得出国家权力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 即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其中经济权力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 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分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关于三者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关系, 马克思曾描述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 但是第一, 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 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虽然不是决定性作用。”因此, 三者是国家权力整体的三根支柱, 其中经济权力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权力 (包含军事权力) 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反作用, 在一定情况上“政治权力”甚至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意识形态权力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者始终相互影响, 共同发挥作用。意识形态权力体现为统治阶级使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能力, 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排除思想干扰、批判敌对思潮、传播主流价值, 进而实现维护国家识形态安全的目标, 在国内思想上层领域中意识形态权力主要就体现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话语权;在国际领域中, 意识形态权力与“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 通过将特定的意识形态渗透注入到“文化软实力”中, 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润物细无声”的目标, 再通过“文化软实力”来彰显意识形态权力, 从而增强国际话语权。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话语权权力论”的思想就是指意识形态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根本上体现为特定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的话语权, 而“话语权”由哪个主体所掌握, 以及某种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身是否具有优势性的地位, 对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现实实践中, “话语权”权力论的思想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 从而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权力, 再通过将意识形态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从而不断巩固政权。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当代价值启示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上, 机遇与挑战来自全方面、多领域, 意识形态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必然由于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 产生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如何做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 是新时代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 在批判的同时积极进行“术语的革命”, 创造了一系列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标识性概念”, 这种立足实践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在批判的同时积极构建全新术语的思想和做法, 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启示。

(一)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保障。

意识形态安全是指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观念体系, 其内容包含着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生态观等, 而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解释”模式、“价值—信仰”支撑、“目标—策咯”遵循是否能保持体系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是一种动态稳定, 即保持核心价值观稳定性的前提下, 根据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更新具体内容, 能够有效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 在文化交流与思想互动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国家政治安全表现为政权安全, 即根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安全依赖于对根本话语权的捍卫, 根本话语权体现为对特定的制度、道路、理论、文化的坚持。因此,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保障。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一定的意识形式”就是代表一定物质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式”的覆灭代表着特定生产方式的生命力的衰竭, 以及建立在该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制度形态走向覆灭。在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就是政治安全, 是能否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的问题。

(二) 掌握话语权与构建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一种权力, 强调的是支配力、主导力、影响力、控制力, 在不同层面上, 也会体现为“权利”维度, 强调一种正当性与合法性资格, 以及“权威”维度, 强调话语科学性与权威性, 后两者主要涉及生活政治中交流和思想文化的传播, 而有关国家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根本上是聚焦“权力”的维度。但掌握了言说、表达的支配力并不必然带来话语体系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话语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吸引力对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生活政治交流和思想文化传播中, 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意识形态层面, 掌握话语权能够为构建话语体系提供充分的话语空间, 有效应对错误思潮的干扰, 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阵地保障、资金支持、人员配置等支持体系;但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性对能否牢固掌握话语权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其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 关系到理论能否为人们所熟知和热议, 能否真正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标, 只有当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一种理论思想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 理论的物质性力量才能实现。“话语权”中包含的议题设置权、提问权、论断权、批判权、标准权是当代国际政治竞争中的核心所在, 例如“政治民主化”的标准问题, 究竟何种政权组织形式才是真正的民主, 不同的民主话语代表不同的民主标准, 不同的标准代表着不同的制度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在根本上不是思想之争和理论之辩, 而是有关发展的制度、道路的争锋。不同的政治话语体系蕴含着不同的道路选择、价值追求、制度诉求, 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对不同的诉求予以打压和忽视, 但这种支配力属于外力的范畴, 民众对其认同倾向于强制性, 而非自发性, 其“权力”的稳定性存在风险, 即外力一旦减弱, 话语权将会受到消解, 只有将“外力”的强制性与民众自愿自发认同的“内力”相结合, 才能构建牢固的话语权, 而民众这种自发维护的“内力”取决于话语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和吸引力。

(三) 非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当代部分西方国家的话语攻势中, 非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犹如一体之两翼如影随形, 二者相互配合, 企图通过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 将马克思主义划归为完全的意识形态属性, 从而与科学性相对立, 再主张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 质疑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指导地位的科学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 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这一事实, 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 否则, 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这里恩格斯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完结”是指随着阶级的消亡、“三大差别”的消失, 人们可以清楚真实的意识到自己观念的来源和性质, 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将走向完结。这与西方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有着根本不同,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社会思潮, 指一旦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被普遍接受, 就不再存在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争论, 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将为成为人类意识形态的最终形式。而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主张去意识形态化, 否定革命的意义, 主张以渐进改革的方式, 以专业化的手段实现社会的不断完善。可以看出, 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非意识形态化本质上是鼓吹对某种社会秩序、制度形式的顺从, 否认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广泛存在, 其目的是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 因此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四)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是政治话语权。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解放要求,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其中关于政治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制度的规定性要求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代表无产阶级解放要求的政治话语权正式形成, 彻底改变了在传统社会中由一小部分人垄断物质生产资料, 进而垄断精神生产资料, 将有关政治发展道路、方向、制度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局面, 从此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和解放要求的政治话语开始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目标论的角度来讲,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就是理论掌握群众, 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的精神武器, 进而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武器, 实现一系列价值目标, 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无产阶级能否取得政权并不断巩固政权, 将政治发展道路、制度和方向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进而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断创造条件。因此, 掌握政治话语权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体现, 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价值追求的根本保障, 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所在。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话语权的实现途径;“政治发展服务于特定经济基础的原则”——政治话语权的本质要求;“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政治话语权的最高目标。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根据具体环境的变化和阶段性目标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的具体内涵会有所变化, 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地位不会改变, 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发展方向;坚持政治建设服务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目标相统一,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的核心内容不会改变。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当代路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同时对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就国内而言,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道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就国际而言,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让中国发展道路和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让中国经验能够“说得出、传得开”, 将发展优势充分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代背景,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问题既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从世情国情出发, 又要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话语权”的重要观点, 从马克思恩格斯“话语权思想”中探寻当代路径启示。

(一) 话语权之源是物质实践与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话语权物质论”思想向我们深刻阐释了话语权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与物质条件, 明确了离开物质生产与科学理论的支撑, 话语权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话语权的力量之源在于物质实践, 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力量, 即一种制度在物质实践中所能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在根本上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更为良好的治理效果、经济绩效、民意支持等反映制度优势的成果。从国内来讲, 这种制度优越性体现为现代化事业提供的稳定社会秩序, 保障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提供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保持经济增长处于一定合理区间;从国际来讲, 则体现为全球制度对比、模式竞争中的优势表现, 在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在解决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凸显“中国方案”。因此, 无论国内国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力量之源都在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使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话语权的另一重要来源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理论创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武器。正是通过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确保了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是话语权的重要来源, 通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能够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接受和认同, 从而使话语权从强制性阐述上升到权威性认同, 实现话语权自身的良性发展。正是科学理论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增信释疑”, 再通过实践反复检验自身, 实现理论与时俱进发展, 提供了话语权不断发展的动力来源。

(二) “文明基因”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

“文明基因”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延续中所累积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成为自身, 以及区别于他者的根本所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一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 另一方面, 不能割裂历史, 应当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继承一份珍贵遗产, 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这份“珍贵遗产”就是“文明基因”。只有从“文明基因”出发构建话语体系, 才能体现民族特色, 展示民族风格, 在国际竞争中彰显本民族理论创新的生命力, 避免陷入西方国家所设置的话语陷阱。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 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 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国情、文化和历史就是不同的“感性材料”, 因此, 理性方法运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 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选择, 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必然结果, 也深刻体现了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采取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为何不可取的原因所在。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总结, 如果将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先验性标准来预测和指导自身的发展, 则必然行不通。因此,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中, 要坚持从本民族的“文明基因”出发, 厘清“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 阐释好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明多样性等重要问题, 突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重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 并且充分反映中国人民的发展意愿,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广泛的现实群众基础。

(三) 加强阵地意识: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阵地战”, 即不同思想对意识形态这个阵地的争夺, 而“话语权”则是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作为是各种思想观念角逐的战场, 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反映的思想争锋、理论争鸣, 是对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深刻反映, 是关于发展道路、制度、方向的不同选择。各个主权国家、阶级阶层都必然以代表自身利益要求的话语体系来予以言说, 并企图巩固和扩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阵地”。因此,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在不断创新话语体系, 扩大传播渠道, 优化表达方式的同时, 要加强阵地意识, 树立“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观念, 加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 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恩格斯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 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要通过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引领思想潮流的主流价值观,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在国际领域中, 通过讲好“中国故事”, 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打造一系列具有引领力的“标识性概念”, 引领国际政治舆论的发展潮流, 使“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智慧”成为国际社会热议和研究的课题,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早在1843年, 恩格斯在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就指出:“宣传就是使他们 (社会主义者) 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 面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中, 一些企图通过质疑、扭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 要旗帜鲜明予以批判;而对国际领域中, 面对中国崛起, 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原有理论和经验已经无法解释, 就制造了一系列的“陷阱理论”, 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 对这些理论观点一定要持有批判性分析的态度, 通过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 研究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在国际思想交锋中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四) 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

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 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颠覆性变化往往是政治制度崩溃的前兆, 正如同志所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 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向我们阐述了一条有关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 那就是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都会以思想意识领域的巨大变化为前奏, 即社会革命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革命, 通过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确立全新的思想领导权, 进而颠覆原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 为新制度的建立提供舆论准备、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意识形态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和准备, 而社会革命最终又会体现为制度的颠覆与创制, 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关乎国家根本制度稳定的核心所在。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 要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 建立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动态信息机制, 确保掌握相关变化信息的及时性, 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化趋势, 分析新变化、新特点背后的形成机制, 总结意识形态变化的规律, 将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核心, 尤其是政权安全的核心, 始终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化处于可控区间。

（作者：杨雨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