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皇和女皇谁的地位高（教皇对皇帝的加冕）

古罗马文明对欧洲近现代的塑造至关重要，影响后世欧洲文化的古罗马希腊文化元素、基督教元素和日耳曼蛮族元素均在罗马时代完成整合的。其中教皇和奥古斯都更是罗马为后世欧洲文明贡献的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

奥古斯都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当屋大维被尊为奥古斯都时，罗马共和国便正式进入帝国时代了；教皇则是基督教会发展到后期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职位，其含义应为教宗，只是为了更为方便的理解，通常称为教皇。那么它们两者之间，究竟谁的地位在欧洲更为崇高呢？这就需要我们缕清二者的发展脉络了。

当击败迦太基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增长，罗马共和国内部的平民派势力进一步崛起。不同于传统史观的视野，罗马的平民派势力是催生威权帝制的直接原因，因为平民需要抗衡在社会资源层面占据优势的贵族派，就需要一个强力的统治者去压制贵族势力。保民官便是平民派和贵族派在元老院相互妥协的结果，然而当贵族态度强硬之时，保民官的作用其实并不大。格拉古兄弟虽然出身贵族，父亲更是当过执政官，但在二人为平民发起针对贵族及大地主的改革运动时，却依旧被贵族通过暴力手段摧毁。

随后苏拉、马略分别代表贵族和平民，在罗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内部争斗。马略改革之后，罗马的军制发生了变化，原本效忠于元老院的职业军队变成了只效忠于募主将领的募兵。军制的改变和平民的崛起奠定了帝制的基础，终于在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冠以“奥古斯都”的称号，成为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原意与秦始皇的“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代表“神圣”、“高贵” 、“庄严”、“至尊至圣”，既有世俗的尊贵，也有宗教的神圣。可以说奥古斯都在诞生之初，实际上是兼具世俗性和神学性的。

马略军制改革虽然大幅降低了元老院的军费开支，却也导致了地方军阀的做大，凯撒、庞培与屋大维皆因此而独揽朝政。然而当帝国中央为应付日耳曼人边患而力有不逮时，地方上的军事集团也开始擅自插手皇帝的废立，造成极大的政局隐患。为了维护好罗马帝国人文风情迥异的不同地区，戴克里先决定四帝共治。

四帝共治是指将整个罗马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并设立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凯撒，如此正副皇帝的举措是不可能在中华帝国出现的，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法统传承是以皇帝作为标志的，而罗马帝国的法统传承仍然是延续自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然而当东西分治正式执行之后，本就分属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两部分日益走上实质性的分裂，并最终演化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个完全独立的帝国。

基督教兴起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东部，由于此时的罗马皇帝本身就有宗教领袖和神明的属性，因此基督教不敬拜罗马皇帝的行为就显得即为突兀。不同于犹太教等其他狭隘宗教，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质的救世主意识形态宗教。犹太人还仅仅是自身不敬拜皇帝，基督徒则不断的煽动帝国疆域内的子民信仰基督而排斥罗马，这理所当然的被罗马皇帝视为颠覆行径。

前面提及的戴克里先皇帝便对基督教进行过激烈的打击，然而随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精神面貌日趋倾向享乐主义，为了维护帝国统治的罗马皇帝开始转变政策，扶持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新的精神纽带。基督教会也与此时从早期的家庭教会转化为一套类似官僚体制的教会系统，并在罗马皇帝的庇护下成为国教，而统领整个教会的主教被称作教宗，也就是教皇。

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教会也随后发生了分裂。而导致他们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帝国东西两部分的文明特色和思维方式均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传承习俗文化和对基督教义的解读时同样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不过这并未影响教皇同罗马皇帝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甚至因为历史渊源，东西两个罗马皇帝之间也并不存在法统之争，然而西罗马的灭亡改变了这一切。

西罗马被入侵的蛮族灭亡，但这些蛮族却同时承认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地位，甚至随后崛起的法兰克王国第一位基督徒国王克洛维一世还接受了东罗马皇帝册封的“执政官”称号。不仅如此，依旧伫立在西罗马故土的教皇同样承认这仅存的罗马皇帝，继续尊其为整个欧洲秩序的统治者。罗马有一位基督教教皇，欧洲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这两大关键要素的留存依旧可以搭建旧秩序的基本框架，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东罗马皇帝无力维系整个古罗马疆域，而教皇却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之外传播教义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导致教皇日益觉得自身才是罗马法统的唯一继承者，其他世俗皇权都需要接受他的领导。

教皇居住在罗马，当西罗马崩溃后不久，蛮族伦巴敌人开启了日耳曼人对亚平宁半岛的第二轮入侵，准备占领意大利全境，包括罗马天主教会所在地。丧失土地的教皇将重新陷入对世俗权力的依附，不愿意臣服于不信仰基督教的伦巴敌人治下，教皇于是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求援。然而此时的拜占庭已经开始面临穆斯林的边患，早已无暇西顾。对罗马皇帝失望至极的教皇因此转而求援法兰克王国，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人迅速南下平定了伦巴底人，其国王丕平三世甚至将征服而来的大片领土鲜于教皇以稳固教权。

此后的法兰克王国，在丕平三世儿子查理大帝的带领下，纵横西欧乃至中欧大陆，不停的逼迫其他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并且建立了一个地缘辽阔的欧陆国家。因此当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来到罗马一个大教堂参加圣诞节弥撒时，心存感念的教皇将皇冕戴在查理一世的头上，并宣布其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这个行为一方面宣告了天主教会同东罗马皇帝的决裂，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教皇册封罗马皇帝的先河，意义深远。

东罗马皇帝被教皇抛弃了，其原因绝非教会指责的那样，说她是位女人，撺掇儿子皇位上台那么简单。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势力早已无法庇护教会的成长，尤其是东正教同天主教分裂之后，东罗马方面更加不会援助这样一个同自己唱反调的教皇了。

拿破仑加冕时冷落教皇

后教皇常常津津乐道于强势如查理大帝，加冕亦需要得到教皇的认可，以此宣扬教权高于皇帝。可是教皇加冕之后向查理鞠躬致敬的谦卑态度，却让欧洲后代君王认定教皇不过是皇权的一个装饰品。法兰克皇朝之后西欧诞生的多个大帝国，同样也是由天主教会加冕称帝的，然而不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一世还是法国拿破仑一世，他们同查理大帝一样，都是凭借一己之力成为欧洲强权的，教会的加冕行为只是一次次妥协或寻求庇护的弱势表现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欧洲的皇帝从来都是凌驾在教皇地位之上的。只是因为地理因素等原因，长期稳定的庞大皇朝并不容易持续下去。每当欧洲发生分裂之时，教会便可借此占据一定优势地位，对弱小的诸侯国王形成压制，给人们造成了教权一直凌驾于世俗权力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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