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最高纲领（中共第一个纲领的产生及未解之谜）

作者 / 吴志菲

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从这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虽然慷慨激烈，但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让无边的黑暗有了光亮，中国前进的道路豁然开朗。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至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9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11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了秘密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月刊系统地介绍俄国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国工人运动以及党的基本知识。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短言》中明确提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月刊在联系各地小组、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同年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组织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了不少努力。11月，陈独秀联络毛泽东，促成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厅长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主持建立了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帮助下，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1年春建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1921年2月，陈独秀派张申府在法国巴黎成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的有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日本东京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主要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要求派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报到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和广州，因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

这年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公馆内开幕。这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讲话。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反映中共一大的美术作品《曙光》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中国共产党在发起过程中，曾拟订了几份纲领性文件草案。第一个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陈独秀曾组织拟订了一份党纲草案；第二个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命名为北京支部以后，起草了一份临时纲领；第三个是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党章；第四个是李汉俊不满意陈独秀起草的党章，自己起草的一份党章草案。起草委员会参考了这几份草案的内容，并吸收了《共产党》月刊上介绍的外国共产党纲领的部分条文，以及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首先草拟了一份《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此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两份文件都油印了发给各代表。

在27日、28日和29日这3次会议上，代表们集中精力对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展开了认真详尽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商讨，既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以及最终奋斗目标取得了共识，而对南北政府（当时广东政府与北洋政府并存争雄，俗称南北政府）的看法、共产党员能否在现政府里做官等问题则有较大的分歧，会议没有做结论，容后再议，并决定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下次会议发表意见。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嘉兴南湖红船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的讨论，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李达还介绍说，引起代表们激辩的内容是“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前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由于会议一路辗转，很多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中文原件，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会议期间经历法租界巡捕房密探搜查所致。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在档案中发现了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发现了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文附件中有英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两个版本的党纲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稍有出入。有趣的是，在总共为15条的党纲中，两个版本都缺少第十一条。

张国焘回忆说：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做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中共一大没有产生党章，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明确了党的方向。它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所以难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但实际上中共创建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曾围绕建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许多探索工作，其中就包括党章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前3条带有总纲性质，分别确定了党的名称，阐明了党的纲领，规定党要进行社会革命。它的党章功能，主要体现在后11条中。它规定了党员的吸收和管理办法等组织制度和活动方法，起到了章程的作用；规定了党的组织制度和机构。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其第三条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第十五条规定：“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同意始得修改。”所谓“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三分之二的代表同意”，其实质就是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这也即强调了集中的原则。同时，党纲规定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入党手续。关于党员的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关于党员入党手续，第五条规定：“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查，考查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查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没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关于党的组织机构、集中和纪律，纲领规定自下而上建立严密的组织。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了基层支部委员会到中央委员会应如何组织、应设立何种职务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党员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必须有组织的介绍；党员被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时，“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员要严守党的纪律，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保守党的秘密。这些规定，对于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严密的政治纪律，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译稿），现藏于中央档案馆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不是正式和规范的党章，但它包含了党章一般应具有的关于党的纲领、党的性质、党员条件、入党程序、党的纪律、领导机构等内容，具有党章的作用。这个党纲，便是中共一大最重要的成果。但也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许多缺陷和疏漏之处，比如：条文简单，内容和结构都不完善；在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和联系起来，没有找到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步骤等。这是由于党刚刚成立，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多，缺乏经验和理论修养所致。同时，缺少的第十一条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最大的未解之谜。有学者专门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条的内容最有可能是有关党的宣传工作的，因为当时党所处的环境比较特殊，所以这一条不便于公开。也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尽管仓促成文，但是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鉴于他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闭幕后，代表们陆续离开了嘉兴，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有5名以上党员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不到10人的地方，只设书记一人管理党务；超过10人者，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30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按照中共一大的要求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各地代表陆续开始筹建中共地方组织（有别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如毛泽东、何叔衡回长沙后，先后发展夏明翰、郭亮、彭平之、陈子博、杨开慧、易礼容、毛泽民等革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1年10月，长沙的党员数超过10人，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的条件成熟，于这年“双十”节当日成立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5年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7年5月正式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