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陶真（陶真或是道情）

文 | 施王伟

“陶真”是古代说唱艺术没有错，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没有错，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也没有错。但要说清楚所谓的“陶真”还真没有几个人。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说：“至于陶真一艺，乃是由北宋到清代中叶习闻的一种讲唱伎艺，是和元代词话、明人弹词纠缠不清的东西。最奇怪的，所谓‘陶真’究作何解，至今也没有人试作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确实，自宋到清，关于陶真的记载说法不一，有的称“陶真”，有的作“淘真”；有说是弹琵琶唱的，有说是击鼓的，还有说是敲“打打台”之声的乐器；而且小说、平话、唱赚、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闻书调等都叫做陶(淘)真。让人无法理解。

前几年，笔者读到评弹作家蒋希均《书会悟道录》“附编”《关于Tanhuang和taozhen的猜想》后的补文，他在补文中说：“‘陶真’或是‘道情’之讹？因为，用宁波话读‘陶真’和‘道情’，读音几乎完全一样。用苏州、杭州、上海、绍兴、温州等方言读‘陶真’和‘道情’时，‘陶’与‘道’的读音是相同的；‘真’与‘情’同韵，音近。元末温州瑞安人高明在《琵琶记》中所描述的陶真，是每句之后都有以‘莲花落’为衬词的帮腔的。这种每句有衬词帮腔的演唱形式，在说唱艺术中非常少见。”文中还说，假如陶真其实是道情，那么，关于陶真的记载为什么说法不一，为什么小说、平(评)话、唱赚、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闻(文)书调等都是陶(淘)真，为什么陶真也有唱南北曲的等等问题，就都可以解释了：因为古代的所谓道情，并非一类说唱形式的称谓，而是指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凡是说唱道教和神仙故事的、宣扬道教教义或出世隐逸思想的，讲述修炼、养生之类与道教思想有些关联的内容的，都可以叫做道情。

笔者认为蒋先生这一猜想有道理。“陶真”确实和江南一带的部分曲艺有关系，也是弹词(南词)的前身。在蒋文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点：一是这类说唱，唱古今小说、平话，听众“尽是村人”，是农村文艺。二是这类说唱在封建时代社会地位极低，有识之士不会去关注它，杂记里记述的“陶真”或“淘真”，是文人道听途说、闻音记字、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而来的。

清中叶之后的情况不一样了，江南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三弦掩抑平湖调”的南词(弹词)，而且南词还流向了京城，其他说唱艺术亦逐渐分化，文学性、艺术性得到提高。这样一来，原来“尽是村人”的陶真变成了村人、市民等多个层级的听众了。这种新的变化，若还用一种称谓肯定不行，所以，出现了清中叶及至今的道情、鼓词、弹词、莲花落等。

浙江是曲艺大省，在浙江的曲艺中，道情、鼓词、弹词、莲花落较多见，有的主要在城市城镇演出，有的主要在城镇农村演出。而主要在城镇农村演出的说唱艺术，较多的保留了古代陶真的痕迹，有的还很明显。这里举三个例子，分别是金华道情、丽水鼓词与温州莲花。

金华道情，流行在浙中金华一带，多为单口说唱，演唱者右手击渔鼓，左手打简板以掌握节奏、过门，无弦乐伴奏，唱词基本为七字句，曲调活泼、简单、自由。金华道情分摊头和正本两种。摊头有《十二月花名》《二十四节气》《三十六码头》等。正本有根据戏曲移植、改编的《珍珠塔》《孟姜女》等；有根据其他曲种改编的《高郎织绸缎》《施义逃走》等；大量的是金华道情历代艺人编唱的传统曲目，其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部分曲目，是根据发生在金华地区的真人真事编成的，多为明清期间的命案传奇故事。

丽水鼓词，流行在浙南丽水一带，多为单口击鼓唱词，唱词基本为七字句。早期鼓词有“门头鼓”和“包场鼓”两种。门头鼓多在农村、巷陌说唱。所唱多为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之类的唱词。包场鼓，即大户人家或有钱人家包场演唱。由户主选定黄道吉日，上尊菩萨，墙挂祖图，桌摆供品，明烛燃香，大都在宽敞的中堂举行，以《白蛇传》《冯仙珠离家寻父记》等长篇为主。

温州莲花，流行在浙南温州一带。通常为二人坐唱，一人为主唱，手持道情筒，另一人为下手，手执莲花板击节帮腔助唱。基本曲调比较简单，以上下两个乐句为基础，构成单乐段循环，最有特色的是每句后面均有帮腔。温州莲花传统曲目中，与佛道有密切关系的曲目很多，有《大开天》《八仙》《孟姜女》《牛郎织女》《仙女下凡》《黄氏修行》《唐僧出身》《花果山》《沉香寻母》《云盘会》《太阳图》《孟宗哭竹》等。

要说明的是，也有词典和教科书中说陶真“也有人认为是古代江南一带对一部分曲艺的统称”，但这只是一句话，无任何展开。而蒋希均在《书会悟道录》中的解释和阐述，是较为全面和有一定说服力的，所以笔者同意他的观点。以上仅供曲艺界、音乐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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