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荆州（荆襄豪杰汉末荆州牧刘表传）

九十四、人间卧龙“（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曾侯乙编钟荆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曾侯乙编钟荆州

九十四、人间卧龙

“（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对于青年时代的诸葛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第四个圈子：师生圈。

诸葛亮与荆襄名士结成了师生。

诸葛亮可能很早就拜在了庞德公门下。

清人阮函曾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答鹿门与隆中孰优说》，赵兆麟《襄阳府志》顺治九年刻本），鹿门代指庞德公，隆中则代指诸葛亮，就是他认为诸葛亮的成才，是庞德公精心培育的结果。现代学者谭良啸则认为，庞德公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老师。

两家结亲以后，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大概是常去庞家看自己的二姐。“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每次上门，诸葛亮总是在床边行跪拜大礼，庞德公则坦然受之，毫不客气。这就不仅是亲戚之礼了，更重要的则是师生之情。

大概在庞德公的引荐下，诸葛亮才结识了对他影响极为深远的司马徽（庞统也当是庞德公推荐到司马徽门下）。

诸葛亮初到荆州时，年龄尚小，不可能不到荆州官学就学。司马徽是荆州官学的老师，还在襄阳收徒讲学，诸葛亮又拜在他门下，就成了司马徽的双料得意门生（官学的学生和私学的弟子）。

司马徽后来对诸葛亮说，“以君之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诸葛亮集·遗事篇·仙鉴》）。孔明啊，你如此聪慧，而我学识有限，已经教不了你了，你还是要再拜名师，才能继续提升啊。然后，司马徽就特别为他推荐了一位兵学大师：汝南的酆玖。

黄承彦是诸葛亮的岳父，也是对诸葛亮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黄承彦疼女爱婿，自己“为襄阳名流学者，对这位乘龙快婿的殷切期望、精心培植是不言而喻的”（余明侠《诸葛亮评传》第62页）。

这就是诸葛亮的老师圈，都是那个时代荆襄地区最顶尖的名士。

有了名师大咖的指点教诲，诸葛亮学业进益，可谓一日千里。

他学儒家经典。

襄阳的荆州官学里，有三百多名“洪生巨儒，朝夕讲诲”，有上千名学生学习典籍；司马徽、颍容的私学里，弟子云集、同门多多。来荆州避难、游学的儒士们还携带了大量的藏书，比如“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王粲”（张华《博物志》），王粲避乱荆州，自然就把这些书以及自己所藏典籍全部带到了襄阳。刘表“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刘镇南碑》），形成一方藏书之盛。所以，襄阳有足够的书，供诸葛亮来阅读。

只不过，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深入领会精神实质。或许正如《三国演义》所言，在他看来，“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乃是“小人之儒”；只有“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方才是“君子之儒”（第四十三回）。

他学法家著作。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经专门给刘禅留了一道遗诏：“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能够为刘禅亲手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可见他法家造诣之深。

后来，诸葛亮依法治蜀，史称“刑罚峻急，上下震恐”。为了“训厉臣子”，教育勉励臣子和子弟，诸葛亮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他这是依法治国。

诸葛亮治蜀，虽然“刑罚峻急”，但对待政敌的手段却并不残暴，于其家属也甚是温和，并且在蜀汉形成了政治传统，这与魏、吴两国动辄夷三族颇为不同。蜀汉的许多政治事件，如刘备在世之时，刘封“赐死”、彭漾“诛死”，均未见处理其家属；诸葛亮当国，把廖立“废为民，徙汶山郡”，死后获允“妻子还蜀”；李严“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仍然任命他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魏国或吴国，绝对是大肆株连，甚至要掀起政治海啸的。

由此亦可见诸葛亮“仁恕”之心，已深得儒道之精髓。

他学黄老道学。

道家的黄老之学曾在西汉前期盛极一时，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黄老之学只在民间私相讲授，到了东汉末年又公开流传了。刘表的别驾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荆州官学的校长宋衷为扬雄的黄老著作《太玄》作注，又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影响远及江东（陆绩、张昭等）。这至少说明黄老之学在荆襄地区已经不再受到限制，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显受到道家学派思想的影响。

他学兵法机械。

他经司马徽推荐，拜在深明韬略的兵学大师汝南酆玖门下，学习了《兵法阵图》《三才秘箓》《孤虚相旺》诸书，悉心揣摩研究，“所学皆能致其奥妙”。学成归来后，言论识见迥然卓异，远胜昔日，司马徽大加赞赏，称之为“真第一流也”（《诸葛亮集·遗事篇·仙鉴》）。

你看他“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你看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你看他“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你看他“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瓷，又何秘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注引《蜀记》），这得有多深厚的功底方得如此！

他学纵横之道。

他隆中对策、折服刘备；舌战群儒、智激孙权；义正词严、回绝敌国；出师上表、感动刘禅；力排众议、庆贺盟邦。他言辞犀利、击准中的，议论风发、剖析深微，纵横捭阖、雄辩滔滔，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的词锋犀利颇有相似之处，显然也受到了纵横家们的启发。

蜀汉章武三年、曹魏黄初四年（223年）五月，刘禅即位，诸葛亮辅政，当此主少国疑之际，曹魏方面的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诸葛亮遂作正议一篇回复（《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晓理动情，苦口婆心，说服众人，并派卫尉陈震为使，前往祝贺（《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有了这些名师的指点，襄阳又是群贤毕至、人文荟萃的地方，诸葛亮在浓厚的学术传统里侵淫，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以及诸葛氏家族的家风（文化传统）熏陶，到出山之前，他已经是“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了。

遗憾的是，“卧龙”诸葛亮和他身边的时代精英，却都不想在刘表手下出仕，不想闻达于刘表这个“诸侯”。

他们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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