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英代办宦乡不愿为）

1977年，宦乡（中）担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兼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期间，在布鲁塞尔会见各界友人。图中宦乡左侧为使馆随员孔泉，孔泉现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图/受访者提供

驻英代办宦乡：不愿为“笔杆子”，愿为“耳目”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3.21总第1036期《中国新闻周刊》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长艾登宴请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艾登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英国驻华代办）来？”周恩来当即欣然表示同意。

这个“中国的杜维廉”，就是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即将赴任中国驻英代办的宦乡。

早在1950年1月，英国就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但“只做了一半”（即未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在台湾淡水还保留了领事馆），因此中国没有同意交换大使，只同意交换代办，属于“半建交”状态。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中英两国才于1972年3月13日将代办升格为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到今年3月，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已整整50周年。

中英“半建交”那些年，中国在西方主要大国中只有这一个桥头堡。周恩来曾告诉宦乡，去英国建馆是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去了，“那是一个孤岛，要准备在那里坐冷板凳”。

宦乡板凳坐得八年冷，既是一位冷静锐利的观察者，也成为孤岛中的联结者。后来他评价自己是“前外交官、学者和第三流哲学家”，一个“只屈服于真理的人”。

“有何新闻？”

1954年10月下旬，载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首批工作人员的飞机在伦敦降落。

宦乡推开了伦敦波特兰大街49-51号的大门。这是满清政府买下的两幢相联的亚当风格楼房，郭嵩焘1877年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外交使节入驻。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国民党最后一任“大使”郑天锡于1950年离开，留下了中西合璧的家具、一些精品刺绣，还有三十几个铁柜的外交文书档案。

对使馆的修缮进行了一年。期间代办处在伦敦西区租了一幢房子临时办公，还在荷尔路租了一座楼房作为宦乡的官邸，有些外事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初到英国，代办处包括宦乡在内只有三个人会说英语，其他人大多没有外事工作经验。他们很快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一位英国官员当众讽刺：“没想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居然不会说英语！就这样还要访问英国？”宦乡反问：“请问贵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说中文吗？”

宦乡总是对见到的英国人说：“让我们相互了解。”他把去商会演讲的机会当作向英国人介绍中国的突破口，只要有想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向他发出邀请，他有求必应。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地方性社团也向他发出邀请，他不仅亲自去演讲，还鼓励代办处的其他外交官也出去演讲。他还主持召开了系列座谈会，请来英国专家逐一介绍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警察等方面的制度，延续了四年之久。“冷板凳”慢慢焐热了。

宦乡经常在英国商会和国内外贸部门之间穿针引线。在他任内，中英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年贸易额达到了两亿美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各国中外交使团最多的国家，有一百多位大使、公使、领事等。伦敦外交活动极多，且多是以各种宴请的形式进行，如互请到家中做客、鸡尾酒会、周末宴会、下小馆、郊游、工作午餐等。在伦敦外交圈，见面问候之后的第二句话通常是：“有何新闻？”

在1964年中法建交之前，驻英代办处是新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唯一外交机构。外交部给代办处提供了一个可来往的“白名单”。

宦乡发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之间的定期研讨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项活动在他任期内从未中断，大受欢迎，也让他在驻伦敦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团中声望高涨。在代办处工作的俞志忠曾回忆，尽管宦乡当时只是一个代办，但那些身份比他高的大使和公使们却都听他召唤，他成了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

代办处工作人员最初不知如何安排沙龙活动，尤其是不知该如何招待外交官的夫人们，在宦乡指导下很快熟门熟路。他们特地准备了很受欢迎的古巴雪茄款待贵宾，平时不抽烟的宦乡也会手夹一支雪茄，和客人谈笑风生。

“判断是要害”

宦乡不断把调研结果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他常说：“外交调研，判断是要害。”

他会将与各国外交官及英国各界人士的谈话和聊天记录下来，每天要读二十多份当地报纸，将有价值的内容剪贴归类，做笔记。工作人员见他太忙，建议将剪贴报纸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但他认为此事必须亲力亲为。他积攒的各类资料卡片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英国一位前大臣是王室的私生子。

他经常组织内部研讨，由他提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没有外事活动时，他会在晚饭后外出散步，碰到谁就拉上谁一起，边走边聊。在代办处工作过的刘耕园曾回忆，宦乡很善于广采众议，其他人对他提出的看法有异议，只要理由充分，他就会说“你说得对！”

为了与法德主导的欧洲六国“共同市场”（即欧盟前身）一争高下，英国提出了“欧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但为时两年多的谈判破裂了。1958年11月，宦乡向外交部上呈了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说，虽然有说法认为英国可能会另组一个“六国共同市场”，或者组织英联邦国家同西欧六国进行贸易斗争，但是英国更可能寻求与德法的妥协，并设法得到美国支持。宦乡认为，英国这次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西欧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联邦德国而不是英国的变化。

毛泽东很欣赏这份报告，指示将其印发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亲自为报告加了标题《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并作了批语：宦乡论点是对的。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

国内“大炼钢铁”时，宦乡1959年初发回报告，大量引用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详实数据说明，钢铁工作应该重视的是品种和质量，而不光是数量。

戴高乐1959年1月就任法国总统后采取了强硬的内外政策，既不亲美，也反共产主义，因此东西方阵营都不欢迎他，甚至指责他为“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宦乡分析后认为，戴高乐是有所作为的民族主义者，法国正在其领导下建立更加独立的民主制度，他的作为“将会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应尽快与法国建交，实现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并积极推进中法关系。1964年，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宦乡密切关注着英镑走势。他深谙汇率变动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仅在1958年就三次准确预测了英镑走势。

1960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英镑将大幅贬值，国内主管部门打算将存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英镑兑换成瑞士法郎。那是中国当时拥有的外汇资产的近一半，是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全部外汇结余。宦乡坚决主张不应兑换，否则损失太大。他说：“如我判断错误，使国家受损失，我愿意受党纪处分。”

国内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英镑也果然没有贬值。此事让他在英镑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几年后他成了中央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汇率问题的经济小组的成员。

被弃用的笔杆子

1962年秋天，宦乡在担任驻英代办八年后奉调回国。

回国前，他为调研中所产生的一些想法所兴奋着。他看到英国政府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实施了一系列干预经济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认为这可能会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还看到肮脏的泰晤士河重新变得清澈，认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科技正在使人类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成为可能，预示人类将走上更科学的发展道路。他想更深入地研究这些课题，但现实让他的兴奋很快冷却下来。

他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弟弟宦邦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顶头上司张闻天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外交部与张闻天过从密切的人几乎都成了“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此时又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饱腹。

宦乡的新职务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兼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任命公布时，他听到传言：宦乡的位置到头了。

1964年进入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担任学习员的黄桂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政策研究室一共24人，除5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位秘书，其他都是级别很高的老资格干部和擅长外事调研的干部。黄桂芳每周两次去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图书室为宦乡借《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等资料，再将相关内容用红笔打圈。

宦乡告诉黄桂芳，他过去有时每天要写一万多字，年轻人不要怕苦，要多用脑子，尤其要注意研究经济和科技问题，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实力的最重要因素。

1965年开始担任宦乡秘书的张宏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宦乡是学者型干部，没有官气，他每天要阅读大量材料，很多文章都是自己写，重要讲话稿都由他来定稿，一经他加工水平就明显不同。但宦乡并不喜欢这个“笔杆子”的角色，因为必须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而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文章。

1963年下半年，宦乡被指定带领一个小组撰写“九评”中的第六评。他不同意“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调子，认为事实是苏联已经走上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他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写了这篇评论，结果文章和人都被“弃用”。15年后，他成了第一个公开批评“九评”的人。

“文革”中，宦乡一度被怀疑在英国期间每天散步是在与人接头交换情报，还被怀疑是军统特务和少将特派员。这和他的独特经历有关。

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主要由长期在部队的老将军、曾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和长期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的三部分人组成，他们在政治上都极其可靠。而宦乡的外交之路则颇为特殊。他在抗战时期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总编辑，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信任，被授予少将军衔。他逐步接受中共影响，加入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

1969年，宦乡下放“五七干校”，1974年回京后没有分配工作。1975年8月，周恩来提名他担任中国派驻欧共体使团团长。

几个月后，周恩来去世。宦乡把自己关进书房，一言不发，平时写作时必不可少的古典音乐再也没有响起。夫人走到他身旁，他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久久沉默。

1976年5月，宦乡启程再赴欧洲，在“靠边站”多年后重返外交舞台。

在被称为“欧洲首都”的布鲁塞尔，67岁的宦乡感受到西方国家时隔十多年的明显变化。他像在伦敦时一样，广泛调研，决心“当好国家的耳目”。

“四人帮”垮台后，他立即起草报告，建议中央尽快调整对内对外政策。1976年11月他回国述职，请求与中央有关领导面谈，没有得到回音。

他又起草了两份新的报告，在第二次回国述职时于1977年7月也即中共十一大召开前半个月上呈。

其中，题为《拉杂上呈》的报告写道，美国和西欧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抱有很大的期待。比利时外交部长在议会外交报告中指出：“中国照现在这样把四个现代化认真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将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欧洲很多。

关于中美关系，他写道：以前美国不急于按照中国提出的“撤军、废约、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长期拖下去，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1977年6月的谈话表明美国的调子略有改变，态度较过去略为积极。美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则政治稳定，国家力量逐步加强，美国不得不准备做比过去大一点的让步。如果这个看法有道理的话，万斯这次访华就是为台湾问题找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这同前年福特和基辛格访华时不准备解决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这回可能要进行较认真严肃的外交谈判了。

最后他建议：当前的国际形势既然对我有利，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建议更好地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扩大我们经济独立的基础。

这两份报告同样没有得到回音。直到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后，《拉杂上呈》才得以在内部传阅。胡耀邦对此颇为肯定，但他的看法在当时还不是多数。

事实很快就证明了宦乡的一些预判。正是在卡特总统任上，中美谈判成功，正式建交。同时，中国开始大力引进西方资金和先进技术，全面实行改革开放。

宦乡这次回国述职，刚回来就被通知担任“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文章”写作小组负责人。文章对于“战争与革命”的形势判断与他的看法相左，令他很为难，所幸胡乔木看过初稿后决定亲自出马，宦乡只需做组织工作。

宦乡在任上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是促成与欧共体贸易协定的签署。1978年1月，长达近20个月的谈判进入关键期，宦乡却突然接到调令，要求他在1月底前回国，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此前他曾听到传言，说外交部需要一位“笔杆子”，此人非他莫属。

宦乡复电，希望延期至2月中旬至月底之间以完成谈判，并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新的任命，“切望能为国家起一点耳目作用”。他收到回电，同意延期，但依旧要求他履职，他则复电再次表达了要当“耳目”不当“笔杆子”的想法。

1978年3月10日，宦乡在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任期，登上回国的班机。

“死犹未肯输心去”

回国后，每隔几天，就会有人以组织谈话或私下沟通的方式要宦乡改变主意，但都没有奏效。外交部办公厅直接把需要部长助理审阅的文件送到他家里，他则将文件退回。人们议论纷纷，他只一笑置之。

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请他帮忙修改中国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却痛快地答应了，但声明：“我不是以外交部党组成员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答应你的。”

他很少走出书房，一心在家研究从欧洲带回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大部头，写了大量读书笔记。

1978年4月1日，他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写信，恳请免去任命，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5月下旬，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副组长。

1979年，宦乡率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费孝通等都是代表团成员。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相当轰动，被视为中国社科学界代表人物在与外界隔绝多年之后的一次重要“亮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也参加了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他回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参加宦乡率领的代表团两次访问美国，一次访问日本。按惯例，访问后还要对等接待对方回访。由宦乡带头，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就这样在1979年前后全面打开了。

何方认为，宦乡在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处于领军地位，因为他精通英语，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且一直保持学者作风，和中外学者都谈得来。他具有独特的胆识和气魄，敢做敢当，许多事可以当场拍板定案，不大受一些旧条条框框约束。而且他身体也好，经常是单身出国，不带秘书和助手。

那几年，宦乡接到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大量邀请，频繁出现在公共讲坛上，从内部建言者变成了公开演讲人。他经常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四处奔波。

阮虹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宦乡的名字风靡大学校园，他做国际问题报告时一座难求。

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的阮虹应宦乡家人之邀，2015年成为《宦乡往事》的执笔人。在采访中她了解到，宦乡一生特立独行，只求用自己的学识为国效力，别无它想。他为人坦荡，敢于直言，因此冲撞了不少人，但同时他又老辣务实，善于用人，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很精明。他在国外工作时间长，视野开阔，能敏锐察觉到长期封闭的国内存在的问题。

1987年底，朱镕基率中国代表团赴夏威夷参加太平洋论坛会议，宦乡是代表团顾问。朱镕基回忆，两人朝夕相处，经常促膝深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1988年，宦乡患肝癌在上海住院治疗，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多次前去探望，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

在1994年为《宦乡文集》所写的序言《心里的话》中，朱镕基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写道，自己与宦乡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辞严义正，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始终保持着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宦乡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气概。纵观宦乡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1988年7月26日，宦乡做完手术后，住进了特别监护室。三天后，他刚能勉强开口讲话，就不顾医生禁令，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郭震远叫到了病房，向他口授了一份关于调整对外政策建议的报告提纲，说这份报告很重要，必须立即起草。

8月下旬，报告完成。宦乡在报告中提出：中国不能继续固守在“大三角”战略中，而应该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转移到谋求建立更加有利的全球性特别是亚太区域国际均势这一策略上来，建议整个外交工作的重心都应该转移到经济上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搞好”。

12月下旬，有关部委反馈了对这份报告的意见，称报告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同。这对宦乡来说并不常见，他的一些判断大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很少这么快被接受。

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因此要把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摆到对外工作的更加重要的地位。

宦乡不知道，这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报告了，他还计划回北京后再写一份动态分析报告。他病重时总是让家人拉开窗帘，想看看窗外的天空、树枝和小鸟。1989年2月，他在病房中离世。

英国学者约翰·吉廷斯在《卫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宦乡是“50年代就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地图”的人，对中国8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竹内实说，如果要窥出中国的世界格局观，“能够回答这问题的人物，目前除了宦乡，想不出别人”。

驻英期间，宦乡喜欢到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散步，后来再去伦敦时也依然如此。在墓园里离马克思墓地不远处的小径尽头有一座小墓，是一个女儿为其父立的，碑文是：“上苍知道他的辛劳，和他的一颗心。”这也是宦乡子女最想对父亲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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