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抗清40年的历史（由联清灭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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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5（顺治二）年二月，攻克陕西后的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王阿济格继续追击李自成及其余部，一路则由豫王多铎率军直捣江南，欲求彻底粉碎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

三月二十四日，清军攻进河南并占领了弘光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与此同时，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也在积极地整军备战，欲与清军决一死战，然而，令人无奈的是，尽管他名义上拥有南明军事大权，但一些张扬跋扈的将帅压根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拿“江北四镇”中的二十余万大军来说，当中也唯有驻守于泗州的兴平伯高杰听凭其调遣，其余三处大军基本各自为战，甚至投降于清军。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兴平伯高杰却被叛将许定国所杀，致使其部下四散，导致史可法失去了一处重要的军事力量，为其后来壮烈殉国埋下了伏笔。

“江北四镇”兵力分布图

五月十五日，礼部尚书钱谦益、大学士王铎等文武官员主动打开南京城门降清，一周后弘光帝朱由崧被俘，至此，这一仅维持了一年的弘光小朝廷以失败而告终。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弘光政权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清廷势力视为首要敌人，而是乐此不疲地将精力放在对付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上，但由于内部政治的腐朽，最终导致弘光政权在这两方面都毫无作为。

弘光政权的覆灭并没有使南明势力就此消逝，同年六月七日，在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的拥立下，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朱聿键正式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基于如此，南明终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为“隆武政权”。

朱聿键画像

相较于之前的弘光政权，南明进入隆武时代之后在对待清廷势力的态度上可谓是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朝上下再无所谓的“联清灭顺”之说，而“抚贼北拒”之类的策略则是被频繁提及。正是在这么一种大环境之下，隆武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抗清斗争的浪潮，这股浪潮也直接导致清廷在实施统一中原的计划过程中瞬间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并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等资源。

弘光政权向隆武政权的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然而相较于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在对待清廷势力态度的转变上却存在着相当强的主观因素，那么，导致这一主观因素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为何呢？关于这一话题，接下来笔者在该篇文章当中就来同读者朋友们做一番详细的探究。

1644年11月形势

隆武时代的南明实际上是一个“双政权”并存的时代，就在朱聿键正式即皇帝位的另一天，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是为“浙东政权”。

与弘光政权如出一辙，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从某种层面上讲也是由缙绅地主阶级建立的，然而它与弘光政权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弘光政权说白了是一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主要目标的地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自建立那一刻起李自成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李自成死后，尽管大顺军还存有一定的兵力数量，但由于李自成生前并未培养出像大西军中的孙可望那样足以服众的继承人，再加上从西安撤退时又过于仓促，导致位于西北各地的驻军没能与之相会和，最终致使大顺军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故而失去了继续从事抗清斗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隆武和浙东两大政权而言，其所针对的目标也就大大缩小。

张献忠、李自成画像

另一方面，相较于弘光帝朱由崧的昏庸无能，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均表现得更为精明能干。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原因亦或是个人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结果，举个例子：鲁王朱以海的父亲（前鲁王）朱以派和其兄曾在崇祯十五年清军发动的“壬午之役”中先后遇难，而朱以海本人也曾被清军俘获，险些丧生，因此他对于清朝原本就怀有着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家仇国恨。作为隆武政权的首要人物，朱聿键的遭遇虽然没有朱以海那般惨烈，但他从小也是个历经磨难的人儿，这些磨难也间接地造就了其奋发图强的个人品行。

因此，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从个人来说比福王朱由崧更倾向于抗清，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唐王、鲁王画像

如前所述，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自建立之初李自成就已经撒手人寰了，而与之对立的弘光帝朱由崧也相继被俘杀。朱由崧的死，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先前执拗于“联清灭顺”策略的那一帮人，使之看清楚了清廷势力进军中原的真实目的和狼子野心，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了南明政权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即：清朝势力才是首要敌人，而农民军次之。如此一来，抱有与清朝妥协的幻想随着李自成的死和弘光政权的覆灭也就彻底破灭了，进而使这两股势力中不愿向清廷屈膝下跪的人们不得不彼此相靠拢，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抗击清廷。

如此说来，李自成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军联明抗清、南明方面“抚贼北拒”创造了极具有利的政治条件。

李自成电视剧照

清军在占领广袤的西北地区和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当地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瞬间为其所控制，而弘光政权所附属的主要军事力量——“江北四镇”中的军队绝大部分也投降了清廷，除此以外，清军在抗击大顺军的过程中又收编了大量的农民军，因此，当时的清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方面相对而言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也恰恰是如此，使得清朝统治者变得忘乎所以，并逐渐改变了入关初期相对缓和的统治政策，而采取了一些强迫性的野蛮征服手段。举个例子：如清军攻占扬州之后，多铎纵兵屠城之举，造成了历史上极具惨烈的“扬州十日”大惨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上讲，这一做法深深地刺激了中原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

尽管“扬州十日”伤害到了中原人民的心灵，但最令人们痛心疾首且忍无可忍的则是“剃发令”的重新颁布。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不顾众人反对悍然下令恢复先前制定的剃发令，并以极度强硬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此令一下，国内的民族矛盾瞬间被激化，抗清斗争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向清朝统治者袭来，全国局势随即陷入了一片动荡之中。由此可见，剃发令的重新颁布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激发中原人民民族仇恨的一道重要导火索。

清初剃发后的发型

综上所述，可以推出这么一个结论：清廷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隆武时代成为了一大重要转折点。熟知清史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清楚，也恰恰是这一转折点导致清朝统一中原的进程被放缓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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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料》丙编

《清世祖实录》

《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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