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大佛复原（巴米扬大佛被毁）

在出发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前，正当壮年的何平立好了遗嘱，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他所有的收藏。

“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年”，联合国用这句话描述2014年的阿富汗。那一年，阿富汗的平民死伤超过了10000人。昔日那片佛教繁盛之地，如今战火纷飞，暴力横行。对一个外国人而言，选择这个时间点去那里，意味着完全把生命暴露于“无常”。

2001年，位于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举世震惊。实际上，被连绵的战火毁灭的犍陀罗珍宝，远远不止这一尊大佛。随着对犍陀罗文明了解越深，何平越是觉得不管多危险，也必须去走这一趟。“有时候，人的很多行为无法用功利和纯粹的理性去衡量。只是心里有个声音，自己再不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的确，谁也不知道它们明天是否还存在。何平在这个被战争和恐怖主义阴影笼罩了十多年的地区一待就是一个月，频频在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外寻访各处遗迹，就是为了看上“最后一眼”——当时人们大多预测阿富汗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他还要为这些宝贝留下最全面、最精确也最美的影像记录。

这些记录，现在变成了一部近600页、4.5公斤的厚重大书。《犍陀罗文明史》由何平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孙英刚合作完成，何平提供图像资料，孙英刚撰文。学术界公认，日本学者的犍陀罗研究起步很早，研究水准至今远超中国。由中国学者执笔，完整论述犍陀罗历史，并着重将之与中国历史勾连，这是首次。

《犍陀罗文明史》

孙英刚何平著

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5月的一个下午，距何平第一次前往犍陀罗地区刚好4年。身材敦实的他背对落地窗，安静地坐在徐汇滨江的一间工作室里。他刚搬来这里，大厅里除了几样极为简单的家具，只有十多件犍陀罗造像。从26楼的落地窗俯瞰，江景极为开阔，几艘轮船正静静行驶，几抹云彩远在天边。站在窗前，他有时会想象玄奘西行的情形。“千年以前去那里求法的人也遇到过无数艰难，没有恐怖分子，但可能遭遇强盗和猛兽。我们所知的玄奘和法显，都是活着回来的，背后可能有几千个‘玄奘’死在了路上。”

险恶之地

初到巴基斯坦，当地的恐怖活动正在最高峰。白沙瓦的一所军官学校，120名师生刚刚死于恐怖分子枪下。首都伊斯兰堡的气氛十分紧张，何平记得，那时候，到处是铁栅栏和全副武装的军队，“相隔几条马路就是一道关卡，一层一层，向城市中央排布”。

去阿富汗的飞机上，巧遇的一位中国姑娘向他们介绍了一家旅店，专门接待欧美人，据说很安全。旅店在一个富人区，四周都是高墙大院的别墅，护卫确实比较好。但何平没想到，很快，他与摄影师就经历了“惊魂时刻”。

一天下午，他们外出回来，发现旅馆大门紧锁，空无一人。老板和所有的住客都去邻居家参加派对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阿富汗人忽然停在他们面前，两眼直勾勾盯着他们，然后拿起手机，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这古怪的举动让何平毛骨悚然，很可能阿富汗人是在叫帮手过来，想要绑架，因为住在隔壁的工程承包商已经被绑架了两次，如今进出都带着保镖和机枪。紧要关头，他们发现不远处有家餐厅——阿富汗的餐厅大多是有高墙围护的封闭大院——便立刻上前按门铃，过了三道安检，才躲进去。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白沙瓦，是犍陀罗石质造像的集中出土地。两千年前，那里是贵霜帝国的首都，曾矗立着全世界最高的佛塔“雀离浮图”。两次到那里，何平都听到中国人被绑架的消息。2014年那次，何平买了晚上从伊斯兰堡去白沙瓦的车票，却在车站看到了一名中国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新闻，不得不放弃了计划。那个中国人一年多后才被营救回国。2017年驻留巴基斯坦期间，一对中国情侣在西北部遭绑架，最后不幸被割喉。因为这样的记忆，何平常常建议朋友尽量避免去白沙瓦。

他也建议旅行者尽量不要在一个旅店停留超过三天，“总是在一个地方进出，就容易被盯上”。同行的人也不能太多，3个人是极限了，“人多目标大，也容易被盯上”。在白沙瓦时，他每天都住在不同的地方。第一晚住在一位秘密警察家中，高墙大院，让他稍感安心。第二天住的地方“旁边都是沙包，到处是端着机枪的军人，不停地往来巡逻”，结果反而强化了恐怖气氛，令他一夜没敢合眼。

回到上海，母亲对何平说：“你这辈子够了，不要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何平当时答应了。可2017年，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他又按捺不住，踏上了那片险恶之地。

这一次，参会嘉宾被统一安排在一个营地，还警告他们，要用瓶装水漱口，以防管道里的水被投毒。何平最怕的其实是两样：怕飞机起降时遭到导弹袭击；即便是坐着联合国的防弹装甲车，也怕遭遇汽车炸弹。

但在他们拍摄的纪录片中，只有美和庄严，没有恐怖。

庄严佛国

犍陀罗佛教造像如此震慑人心的美感，在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樾看来，源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激荡”。这片核心区仅有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来自南方的、包含着高度复杂的哲学思考的佛教，与西边的希腊雕塑艺术在此相遇，糅杂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将佛教转化为一套图像语言”。

这些融合了希腊写实主义风格的中亚佛像，体态雄健、饱含力量，又充满了超越世俗的崇高之美。“人类第一尊佛像，很可能就诞生于犍陀罗地区。”在《犍陀罗文明史》中，孙英刚这样写道。接受采访时，他的语气显得更为确定，“其实不是‘很可能’，我认为是‘一定’，只是现在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

犍陀罗造像不光决定了佛像的初始样貌，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契机。传统观点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孙英刚指出：“严格说，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一番洗礼。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

在他看来，佛教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发生在贵霜时代，如大乘佛教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有别于原始佛教的元素开始出现。这些变化为之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佛教文化有多个版本，那么中国接受的主要是来自犍陀罗的版本。”

贵霜，这个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居于汉与罗马之间的强盛帝国，自身没有留下历史记载。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通过考古发掘，以及中西方文献中的片段来捕捉它的历史脉络。孙英刚有时会遐想：“如果贵霜没有被灭国，而是留下了如《史记》这样的史书，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中国。肯定也会有许多君臣、王侯之间的故事，还有爱情故事。”

对贵霜与犍陀罗的历史，作为收藏家的何平最初了解并不深。一直要到2009年读到巴基斯坦学者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的《犍陀罗》一书，他才第一次得知，“原来印度之外也有早期佛教遗迹的存在”。从此，他就一发不可收地被卷入了“犍陀罗”的世界，短短5年，他就成为许多人口中的国内“犍陀罗收藏第一人”。

从收藏到研究

“最初，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但推广到一定程度，就发现，其实自己是不知不觉，汇入了一股洪流。”在何平看来，是经济发展带热了艺术品收藏，而“一带一路”倡议又明显带热了相关学术研究。

2009年之前，何平是经营办公用品的商人。遭遇金融危机，对生意影响很大，加上其他不如意，他决定卖掉公司，然后用3个多月时间，从西安出发，经甘肃、青海、西藏，再由尼泊尔进入印度，“一路向西”，寻找佛教的踪迹。他不是佛教徒。那次西行，对他而言是游历，也是疗伤。“或许，那时只是需要一个陌生却又安静的地方去舔舐伤口，重整自己的人生。”

之后的许多年里，西行路上的晨钟暮鼓，众多信徒拜倒在大菩提树下的场景，都令他无法忘记。“如果说这次旅行对我的人生有何改变，那就是，我想人活着总还是要相信点什么为好，而那所相信的，无需成天挂在嘴边，却要用一生去践行。”

何平第一次见到犍陀罗佛教造像真迹，是2010年，在一位香港收藏家朋友家里。那是一尊半米高的菩萨像，第一眼就令他“魂飞天外”，“有种被利刃直插心房的感觉，那种心动、心颤、心痛得能让人直直落泪的感觉，让我无法自拔”。他毫不犹豫地说服朋友割爱，把这尊雕像请回了家。当时，何平对犍陀罗的历史了解还不深，令他着迷的只是“美”。

他也不讳言，持续收藏犍陀罗佛教造像，有投资的考虑，“中国艺术品总体来说价格已经很高了，而古老的犍陀罗雕塑，价格正处于洼地”。造成这种洼地的一个原因，是犍陀罗文明在国内的研究和知晓度都不够。虽然这一文明脉络吸收了“轴心时代”五大思想高峰（中国、印度、波斯、希伯来和希腊罗马）的成果，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全球化”尝试，但在中国，犍陀罗的历史一直被隐于历史教科书之外。

《犍陀罗文明史》出版之前，国外专著的中译本已有不少，但中亚学者的著作，大都偏重于一时一事或一个专题的呈现，内容相对零散，且因为文化背景差异，许多术语颇为晦涩，中国读者很难读懂；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他们的作品也更适于中国人阅读，但是对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脉络关注较少。

有感于已有著作的缺憾，何平萌生了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犍陀罗史的想法。他不是学术圈中人，但通过数年行走和考察，他知道，写这样一本书，需要的是对犍陀罗史和佛教史的全盘了解。得找一位“写得了情节复杂、结构宏伟的长篇小说”的学者来合作。2013年，在一次东亚宗教文化研修班上，何平结识了孙英刚。作为中国中古史与佛教史专家，孙英刚是那次研修班的教师，而何平则是赞助人之一。因为对犍陀罗艺术共同的热爱，他们一拍即合。除了写书，何平还做了个微信公号“寻访犍陀罗”，把自己拍的犍陀罗纪录片一集集放在上面。最初进入这个领域时，周围同行者极少，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感。现在，眼看着犍陀罗越来越受关注，他也盼望自己能等来更多同行者，“一同顺着潮流往西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