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英文读后感（回归25年回忆与思考四）

文 | 刘澜昌

回归25年了，香港对于英文重要还是中文重要，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定论。香港的中学，有号称“英文中学”的，社会上一般认为要比中文中学要“高贵”一点。你没有流利的英语能力，你是不要指望在特区公务员队伍中谋得一个席位。越高级的特区政府官员，越比拼其英文说话能力。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可以写得一手英文好文章。

近日，要退位的特首林郑月娥到处接受访问，发表演讲，数说自己五年的成绩与辛劳。2019年“黑暴”是藉移交逃犯修例做由头，她说自己“是始作俑者”。英文的INITIATOR，发起人之意，无褒贬色彩。“始作俑者” 则不然。 《梁惠王上》：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她显然不懂“始作俑者”。记者问她，退下后如何安排和丈夫的生活，她答曰：我和他各自各精彩。这回答，也真精彩。问题是，当今社会对此的用法，显然无知了。她也承认，对于香港的行政事务较为熟悉，但是对于国际大局观，对于国家大局观，是认识不深。自然，这也不能苛求她。香港回归后，不实行政党政治，特区领导人寻找、培养成长还在探索之中。这也说明了，香港回归绝不是换一面旗就完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移民香港。罗湖桥这边，五星红旗猎猎飘扬。过了罗湖桥，则生活在一面英国旗下，也经历了换旗的历程。

香港回归前后，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把一国两制简化为：就是换了一面旗帜，其他什么都不变。事实呢，绝非如此。首先，英国人就先变了，先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体制，在回归过渡期就埋下了争夺管治权的伏笔。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但是主权移交了，管治权的斗争更激烈了。此后25年，一刻没有停止过。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这位“铁娘子”知道维持对港殖民统治无望后，打的第一张牌是“以主权换治权”，主权名义上还给中国，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这，被理所当然拒绝后，英国人开始争夺九七后实际管治权的布局，美国人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的港英政府最大的动作是在过渡期就改变“行政主导的体制”，开始推行“民主政制”，三权分立，重点强化立法会对行政权的监督。这样做，实质以监督权控制行政权，作为是争夺香港“治权”的一种形式。回归25年来，立法会基本处于不能正常运作的状态，只是到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爱国爱港人士完全控制了立法会，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不变的设想，才有机会正常实现。

不过，在行政体系里，英国人还寄望于他们所一手培植的公务员体系，尤其是“AO治港”。第一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从回归第一天就对抗特首董建华，强化港深“边境禁区” ，直到后来成为反中乱港的“四人帮”，她其实就是英国延续对港治权的代理人。问题是，目前在特区政府中占据权力要职的AO，依然众多。无疑，国家是希望他们转化为爱国爱港人士，而不是仅仅“打好这份工”、“无愧于己”之人。显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的“自治权”是由中央授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对“港人治港”，还是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可以不讳言说，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时事实上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全面管治权”的原则，也没有在提“港人治港”时，强调是港人中的“爱国者”治港。这也是经过之后的激烈斗争才认识的。

在回归二十周年时，香港首任律政司长梁爱诗就深切认识到：香港回归不单只是换一面旗。可是，就在那时，第一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还在鼓吹“换旗说”，为思潮解脱，进而为之后的2019年“黑暴”做铺垫。至今，那场激烈的颜色革命被粉碎了，但是社会基础还存在。

如今，香港深深认识到，香港回归，实行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制度，除了始终激烈博弈的管治权斗争，还涉及到政制、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践行一国两制，绝不是简简单单换一面旗就可以了，而是要做足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没有系统工程的观念，就处处有漏洞，拖后腿。

例如，前面说到的中文与英文之争的问题。事实上，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但是，实际执行中，是主次颠倒，港英体制留下的人，还是以英文为主，甚至鄙视中文。

毛泽东在其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

香港回归25年,迈入成熟期。笔者认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实践和认识，已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阶段，正进入再回到实践实现二次飞跃阶段。尤其是经历2019年“黑暴”，再到落实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可以说一国两制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来自内部及外部、政治及经济，意识形态及民生等方方面面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而一国两制下的“治港对策”则也不断完善 ，并可以说形成了体系。

因此，可以将过去的二十五年对一国两制的实践和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归纳为第一个飞跃的阶段。在这第一个飞跃的阶段，中央和特区政府对于在香港确立一国两制的制度的基本规律，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得出可行基本的原则。而未来，将是实践和认识一国两制的规律的第二个飞跃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航船行稳致远。

值得强调的是，在二次飞跃的阶段，基本矛盾仍在，尤其 “世界大变局” 因俄乌战事而激化，一国两制实践不是“平安无事”了，而是随时有新的矛盾出现。故此，总结25年，规划“二次飞跃”，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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