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我们是亚洲象监测员）

来源：【云南日报】

2021年，云南一群亚洲象的北上南归之旅备受关注，亚洲象监测员这一职业也频繁进入人们视线。近日记者来到亚洲象栖息地之一的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看这里的监测员们如何为守护自然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而不遗余力。

他们也有共同的愿望：

人象平安，人象和谐。

出没在竹山村的亚洲象。王思崎 摄

不管刮风下雨，下刀子也要去

宁洱县勐先镇竹山村与同属普洱市的江城县康平镇大树脚村中间隔着条半箐河，水流不湍急，宽处十来米，两边是茂密林子。根据记录，这几年都有野象从江城渡河来到竹山村，特别是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野象“造访”更频繁了，基本每月都有活动轨迹。

自打出现野象后，村里就把护林员拉拢到一块，组建了一支由7人组成的亚洲象监测队伍。野象出没时，7人早晨6点半吃完早点集合，带上雨具、水杯、面包饼干等，两三人一组，骑摩托车监测，直到下午6点多返回；没有野象出没时，他们各自巡护自己负责的林地，同时兼顾自家地里的庄稼。

怎么确定村子范围内有没有野象出没？“村里出没的野象是从江城来的，那边发现野象进入我们村后，监测人员马上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监测的同时，把信息报给村干部，让信息尽快扩散，提醒村民不要在野象出没的区域活动。”亚洲象监测员谢辉钦说。

起初监测时，大伙经验不多，通过看脚印、粪便等确定野象活动轨迹。“它们脚印很大，像个盆一样，很容易辨认。”亚洲象监测员付春形象地说。

常年与亚洲象打交道，让付春等人心惊胆战的事儿不少。

监测员付春和其他监测员正在林子里寻找亚洲象踪迹。人民网记者 程浩 摄

去年4月13日中午12点半左右，他和谢辉钦到村里的马路塘山监测一头独象。“独象正躺在斜坡上休息，林子太密，我们从旁边过去时没看到它，可它看到了我们，我们刚走过去，它就站起来。我们赶紧沿陡坡往下跑，跑了10多米后回头看，发现它没追，才放缓脚步。”回忆去年“偶遇”野象的经历，付春仍心有余悸：“最近时离野象只有3米左右，太害怕了！”

监测员和野象正面接触的事儿不少。今年6月的一天上午8点多，监测员李朝才、付达强到新坡村民小组的一片山林里监测野象，猛然看到三四米外有两头野象正在林子里睡觉。两人赶紧放轻脚步，悄悄退出林子。

“你这个不算啥，我那次更危险！”谢辉钦抢过话茬。前年10月21日上午11点左右，在秤干村民小组的大平掌公路附近，他和另一名监测员刘春林正在监测对面的一群野象，突然从背后山上冲下来另一群野象。

“猛回头一看，大象已在我们后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没多想，我们赶紧连跳带滚到路侧五六米深的斜坡下。好在大象没追，沿公路走了。人就没那么好运气，手脚被斜坡下的黄泡（一种带刺的植物）扎破不少。”谢辉钦绘声绘色地说着。

监测员们已能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人民网记者 程浩 摄

就是刮风下雨，下刀子也要去

在付春看来，8年里，惊险的故事“一箩筐都装不下”。

去年9月5日下午4点多，勐先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思崎带付春到山神庙村民小组的青龙山附近边监测野象，边教后者学无人机。两人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走着，突然看到几头野象迎面走来，距离两人只有五六米远。两人见状赶紧分头逃跑，付春手机掉地上都没敢捡。好在野象追了10多米后没再追，沿路走了。“太害怕了！”付春说。

同月的一天，危险再次“光临”。那天，付春和另一名监测员在鱼塘村民小组的一片林子里监测野象。“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估计是大象看到了摩托车，拿鼻子把摩托车卷到了五六米开外的小坡上，等我们从林子里出来，才发现摩托车倒在坡上，后视镜、前大灯都坏了。”他赶紧喊来其他同伴，才把摩托车从坡上抬下来。

在云南，很多亚洲象出没的村寨，像付春这样的亚洲象监测员还有很多，他们多为熟悉当地环境的村民，发现野象活动轨迹后第一时间将情况以短信、微信和村寨广播的方式告知村民，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人象和谐。

随着这些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加上付春等监测员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150头左右增加到现在的300头左右。

这几年，为提升亚洲象监测力度，无人机在野象监测中的作用日趋明显。前段时间，勐先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给付春等人专门配备了无人机，监测起来方便多了，也相对安全些。

付春正在操作无人机。人民网记者 程浩 摄

结合无人机监测手段，普洱还探索开发了“亚洲象监测预警”App应用平台，并在全市推广使用。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村寨口及主要路段，普洱市林草部门架设了红外探测仪和监控摄像系统，野象通过该路段时，系统会将监测信息自动反馈给监测队员，监测队员会组织村民迅速撤离。

西双版纳则建立了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从监测识别大象到发出预警，只需12秒。”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工程师谭栩吉曾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说。

此外，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也正在稳步推进中。该国家公园将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栖息地范围，建立统一的保护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有望于2025年成功创建。

即便科技手段在亚洲象监测中被重点应用，但人力监测仍不可或缺。在付春看来，监测野象“不好玩，只有心惊胆战”。“我们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虽说监测野象每天有100元补贴，但家里还是反对，耽误农活不说，主要是危险。”他说。

“但这事总要有人做，不做也不行，就是刮风下雨，下刀子也要去。你说是吧？”末了，付春向记者抛出这样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人民网记者：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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