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总是下雨刮大风文案（喜鹊登枝杏花雨）

·艺海钩沉·

2008年2月20日，被疾病折磨了多年的浩然先生终于解脱了。闻听此讯，我连忙给浩然先生的老友、已退休的百花文艺出版社老编审刘国玺兄打电话询问，国玺兄说，是真的，过两天在北京八宝山告别，你去一趟，替我送送浩然吧，他是个好人！我知道国玺兄与浩然先生情同手足，断腕之痛加年老体衰，让他无法面对那种场面，便答应了。

浩然先生

浩然与老友刘国玺

赴京当天，我约上了时任天津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徐庆平君同往，因为再过几天，庆平君将推出一部她策划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她对我说，浩然先生的“自传”，是很真诚的，所言都是心里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也解释了许多在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疑问。我说，确实，中国的那一拨作家，面对那段历史，多是哀自己有多么不幸，但从内心深处真正检省和反思运动期间个人行为的，不多，巴金先生在其《随想录》中深刻地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如果说有下一个，那就是浩然先生了。庆平君表情戚戚的，说，只可惜，浩然先生看不到他这部肺腑之作了。

天津人民版浩然“自传”

送别仪式上，自发到八宝山为浩然先生送行的足有千余人，大家举着浩然的画像，拉着怀念他横幅，在寒风中等待见作家最后一面。告别厅的大门上有幅对联：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这幅用浩然先生书名串成的联语，既是对他在文学之路上艰难跋涉的总结，也是其人生的写照。虽然近些年评论界对浩然的作品争议很大，但不论怎样，他的小说文学性还是极强的，人物鲜活，生活气息浓郁，即便从另一个角度讲，起码也是很真实地书写了一段历史。

浩然先生

我首次接触浩然先生的作品，大概是1973年，当时我小学还未毕业。有一天，从同学占海家里发现了一本无头无尾早已翻烂的“大书”，只读了几页，便难以放下，只得求借。老实说，我那时还不可能理解书中的全部内容，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至今仍记忆犹新。此后不久，观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电影，方知我所读的那本无名大书，就是《艳阳天》，作者浩然。其后，又陆续读过他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等。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以及后来所说的“高大全”创作手法等等，以我那时的年纪，是无法做出什么判断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做这种判断。一个懵懂少年，衡量一本书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能否吸引你并让你顺畅地读下去，且给你一些好的陶冶。我一直以为，浩然先生的书，是有这种神奇魔力的。

浩然先生作品

浩然先生作品

浩然先生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末期，我从北京某部队大院转业到天津之后，有年春暖花开时节，国玺兄邀我到蓟县（当时还未撤县设区）一游。蓟县被誉为天津的后花园，亁隆爷都曾说过：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因而蓟县我是常去的，独乐寺、盘山、八仙桌子、梨木台、黄崖关长城、于桥水库等等，早已了然于胸，因而对蓟县之行，我并没有表现出有多么的迫切与渴望。但国玺兄后来又说浩然也会去，我马上就催他那就快去啊，还等什么呢！国玺兄还告诉我，浩然祖籍天津宝坻，生于河北唐山却长于蓟县，是多半个天津人。可临行前单位突然命我到重庆出差，很遗憾地与这次聚会失之交臂。

不久，浩然的新作、长篇小说《苍生》出版，并拍了成电视剧，赵丽蓉在剧中出演田大妈。我读了这部新著，也看了电视剧，很想与浩然先生一晤，并就某些问题当面求教。为此，作家冯育楠还专门写了封信，让我带上去见他。但那时浩然已把家安在了河北省三河县，交通不太方便，拖来拖去，一直没能成行。1990年5月，冯育楠先生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已评出，他的长篇小说《津门大侠霍元甲》和天津民俗专家张仲先生的中篇小说《龙嘴大铜壶》均已上榜，不日将在京颁奖。冯育楠先生是我的忘年交，张仲先生既是我的同事也是师长，我答应赴京为他们助兴。

就是在这次颁奖大会上，我意外地见到了浩然先生，他的《苍生》也获奖了，而且是特等奖。会后冯育楠引荐我与浩然相见，我还与他提起了刘国玺兄。浩然先生很亲热地对我说，在北京见到家乡的小老弟非常高兴，谢谢你们一直惦记我支持我。浩然先生给人一种憨直可靠的印象，就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因而我认为他的“客气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谈了《苍生》，谈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当然也没有回避《西沙儿女》和一些其他敏感的话题。我能感觉到，先生的内心是充满了痛苦、彷徨、矛盾和挣扎的。但他并没有遮遮掩掩，有些思考是十分深刻的。临别，浩然先生说夲应赠我一本《苍生》，但今天没带，以后有机会再说。

回津后，我就这次交谈，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并把清样寄给浩然先生请他审定，浩然几乎没作修改，便寄了回来，同意发表。此文涉及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诸多敏感话题，并引用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先生及文学批评家雷达先生在《苍生》代序和代后记中的一些话。刘白羽说，文艺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离不开政治的。雷达则主要谈浩然的创作，他认为，浩然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现在重新评价浩然的创作得失，并非一件轻松的事。翻动那些给我们留下温馨记忆和深深遗憾的作品，不能不感到“浩然方式”是既复杂又有代表性的。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他的方式中含有大量十七年文学的“积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奋力“追赶者”，浩然方式的某些重大变化，又很能折射文学观念变迁之深刻。

我的这篇拙文，由于当年众所周知的原因，最终没有发表出来。浩然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至于赠书，我想他也只是说说而已。然而事隔五载，也即1995年秋，浩然先生来津，中午同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小聚，浩然先生特意让国玺兄把我叫上，并送我一部华龄版的《苍生》签名本。说实话，我早已忘记此事，他却连我的原名都提前写得一笔不差。这让我感动异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的人，是值得信赖的。

浩然先生赠我的签名夲

浩然先生签名手迹

浩然虽只念过三年小学，却著作等身，达千万字之巨，没有非凡的毅力，就算抄写一遍，也几近痴人说梦。而其为人，亦如玻璃一般，是透明的。云聚云散，人生无常，其被高高抛起时，没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跌落下来，也不怨天尤人，宁作大地之子，继续耕耘。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浩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