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官方笔记汇总(慢的美学)
单读定期把全球各种媒体的文章,译介到中文世界。我们选摘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文章,从新颖的视角去谈论常见的事物。其中包括从慢节奏里探讨思想性,从宗教探讨无信仰,从西方谈马克思,从积极面谈当代情色。
本周,我们从《N 1》、《万古杂志》和《纽约客》挑选了三篇适合周末阅读的文章。
“慢”的美学
慢节奏电影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备受威尼斯、戛纳等许多重量级电影节的青睐。作为文艺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在国际影坛与好莱坞商业大片分庭抗礼。在华语影坛,我们也看到侯孝贤、蔡明亮这样的先锋电影导演的积极尝试。在《慢节奏的战争》中,莫伊拉·威格尔为我们全面讲述了慢节奏电影的前世今生。
慢节奏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典型的慢节奏电影大量运用长镜头,鲜有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对白也很少。比如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代表作《撒旦的探戈》里就经常出现长达五至十分钟的长镜头,拍摄奶牛低吟着离开牛棚,或者瑟瑟寒风中两个男人走在路上的画面。
当代文艺片向慢节奏转型,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好莱坞大片节奏的不断加速。正如知名评论家米歇尔·西蒙所说,慢节奏电影是对于主流电影快节奏轰炸的反抗,它给人们以思考的空间,使人们重新感受到电影的真实性。苏珊·桑塔格也指出,慢节奏电影是一次艺术的回归。可以说,慢节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对“全球化”和“美国化”的有力回击。
如今的慢节奏电影不但跨越了国界的限制,甚至已经跨越了媒介的限制,开始在博物馆和画廊放映。蔡明亮说,相比电影院的诸多限制,博物馆解放了电影。他的作品《脸》在 2009 年被搬进了卢浮宫。在多媒体盛行的今天,慢节奏电影挑战了观众和镜头的关系——观众来来往往,镜头里的故事却静止不动。这无疑是电影的一次自我超越。
《n 1》杂志
西方视角下对马克思的新认识
18 世纪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改变生产力的层面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新的生产模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百分之十的人口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伴随着城市和乡村不断进行城市化改革,财富的地位被无限放大,贫富差距更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作为 19 世纪哲学家中的一股清流,马克思于 1848 年 2 月在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只有 23 页的小册子中清晰地揭示了资本运作的过程并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若是没有十月革命和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很可能会被淹没在 19 世纪众多的哲学思想中,成为历史中并不重要的一页……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现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何指导意义呢?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断地对工人进行剥削并非因为他们生性恶毒残忍,而是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这样做。这便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内核。这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制度现在正在不断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控制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创造改进生产力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若是这个制度逐渐开始影响控制我们,为什么不对其进行改革呢?否则我们即将变得像伊斯兰国的信徒一样,成为一个本该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的工具。
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在政治生活上逐渐趋于平等,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在经济层面上却能明显感到不平等,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被轻易抹平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自古已有,但是很明显 18 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而如何使人与人在经济层面上变得趋近于平等则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马克思向我们指了一条道路:将改变贫富差距现状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政治手段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以逐渐缩小两者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纽约客》
无信仰的宗教
在韦伯、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尝试之后,人们对于普适的宗教理论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近来,宗教认知科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此的想象。但是,这种方法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宗教”一词带有过多的西方亚伯拉罕宗教的假设——明确的信仰、频繁参与宗教活动、单一的宗教身份。实际上,宗教本身有极大的多样性。
以日本为例,各种调查结果都显示出日本宗教信徒比例很低。然而,许多日本节日,如禊祓等等,都是由宗教机构按照自身传统组织的,且参与人数众多。统计发现,神道教和佛教在日本都有大量的寺庙。许多声称不信教的日本人也相信来世,或者某种更高力量的存在。日本到底信不信教呢?研究者发现,不同的宗教呈现出一种分工:人们按照每种宗教仪式能给他们带来的获益大小,在出生、结婚和葬礼等人生重要阶段都可能采用不同宗教的仪式。大多日本人家中同时有神道教和佛教的神像。这是因为,在日本,宗教活动的实践远比信仰重要,而宗教实践是与通过考试、治愈疾病这类世俗愿望紧密相连的。
我们不必死守原来“宗教”的概念,而是让它成为一系列事物的集合。我们的工具总是不完美的,因此相对于这些学术上的细枝末节,我们还是应当把精力投入对世界的观察当中。
《万古杂志》
理解现代色情片
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的文章《理解现代色情片》(Making Sense of Modern Pornography)中,作者 Katrina Forrester 提出,色情片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和之后的衰落,面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与现代语境的嵌入,摄制内容、生产机制、观看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公司代理、合同约束、分销发行的规整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互联网上零碎片段的即时取用,私密的愉悦更轻易地转化成了指尖的点触,人们可以随手进入任何一个类似于 XVideos 的网站便能观看到世界各地上传的色情视频,唾手可得,不再有持久的色情明星,纸面的规范条文内生成为行业内部潜在的约束律法。
关注现代社会人们用什么方式观看色情片,其根本是关注我们现下如何理解色情产品本身。将最私密的关系转化为公共媒介产品——色情片的性质决定了关于它的讨论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反对者憎恶色情片将女性物化成为取悦男人的商品,并且让女性甘愿如此;支持者打出性解放的大旗,主张这是对性禁忌的反叛,是使人能够开口谈性、以性愉悦自身的机会。即使在女权主义者的内部,保守与现代的成员之间都存在着龃龉。色情片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性,选择是艰难的:它的出现或许代表了一个社会对性的开放程度,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有关性的焦虑,色情产品成瘾、性功能障碍以及自慰中的自我意识与隔离。性永远经历着变迁,色情片无法解释所有的原因,但其作用却也无法忽视。当一部分的色情片保护者将演员们的选择与所有一切其他的工作方式相等同,他们承认了现代市场的渗透,而本文作者最终提出,色情片毫不例外是互联网和现代气息改变的诸多事物中的一种,它更是现代诸多幻景和欲望中的一种,它也在反向地左右着网络的现实。观察色情片即是观看这个时代与私密个体的互动。
《纽约客》
编辑 |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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