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北京植物园（95岁老教授的植物园）

“书生气太重。”

95岁的熊济华回忆15年前建珍稀植物园，拍着沙发，重重地感慨。

2002年，这位已迈进80岁高龄的原西南农业大学植物学退休教授，在成都南郊中和镇租了大约30亩地，培育30余种珍稀、濒危及乡土植物，试图完成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心愿。

15年后，这个植物园树已成林 澎湃新闻记者 赵孟 摄

“每一种珍稀植物都是一座金山，”熊济华常常感慨，“但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

他最初的想法是，先将一些珍稀植物引种过来，对其生长习性进行研究、繁殖，时机成熟时再推广到绿化市场，这样就能大面积种植，既有效保护了珍稀植物，又让园子得以可持续发展。

但事与愿违。虽然树已成林，但15年来园子总是入不敷出。更让他忧心的是，树木的生长是速度远赶不上楼房，1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但随着城市的扩容，高楼逐年逼近，如今拔地而起的楼盘和蛛网般密织的公路，将这个小小的园子围困其中。

“当时也不考虑其它的，只是想把这些植物保护起来。”熊济华告诉澎湃新闻（thepaper），如今他已无力操心太多，都已交给儿子打理。

园林绿化专家杨玉培曾帮熊济华推广过一些树木。他说，园林部门也用过这些珍稀植物，但要平衡成本比较难，“培育一颗珍稀植物，和培育一棵常见的植物，付出肯定不一样。”

杨玉培说，一些专门做园林生意的商人，会选择市面上接纳程度比较高的常见树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像熊济华这样培育珍稀濒危植物的情况，精神可贵，这些植物也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但是要将其推广到绿化市场，“需要有一个接纳过程”，“不是我们让人家用人家就用的”。

中和镇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健告诉澎湃新闻，按照成都市有关文件的规定，这片土地已被划为建设用地，如果这片园子要搬迁，将会按照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标准进行补偿，政府不负责找搬迁地，“树苗还是他们的”。

高健说，几年前，有关部门曾与熊凯鸿商谈过搬迁问题，但因搬迁只能参照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方案进行，而无法考虑到植物的珍稀或濒危属性，双方存在分歧，未有结果。他表示，政府对老教授的事业很尊重，一直在积极处理，“如果他们愿意谈随时可以找我”。

植物园、“钉子户”

成都南郊中和镇，在密密麻麻的楼盘和公路之间，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格外显眼。

走近看，林子和一个名叫中铁城锦南汇的小区仅一道栅栏之隔。栅栏这边，是现代化的高档小区，人车往来不息；另一边，几间简陋的平房隐藏在树林里，住着守护这片园子的工人。

栅栏一角开了道小门，可以窥见里面杂乱的农具和绿油油的树荫，仿佛另一个天地。问及林子里的主人，小区楼下包子铺老板说，“好像是‘钉子户’”。

这并不是“钉子户”，而是熊济华毕生工作的结晶。

入秋，园子里依然不减生机。水冬瓜树上挂满了青涩的果子，层层叠叠，仿若撑开的伞；椿树和栾的果子已经变红，而珍贵的南川木菠萝的果子，在一个月前已经坠落地上，工人们将种子搜集起来，又重新培育了几百盆幼苗。树荫低处，各种鸢尾泛着绿光。

2017年春节，熊济华在园子里留影，感慨“树木自己长这么大了” 熊凯鸿 摄

熊济华80岁创业建珍稀植物园，让很多人感到惊诧，儿子熊凯鸿却觉得，这是父亲一生志趣水到渠成的事。

他说，父亲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对大自然心怀向往，对植物情有独钟，父亲早年就希望有自己的农场，有花草和牛羊陪伴的生活。

1923年，熊济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投笔从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愤于军阀混战和官场腐败，退出政界。这时，父亲风雅的一面给熊济华带来了最初的熏陶。

在熊济华童年印象中，家中庭院满是父亲栽种的罗汉松、核桃、枇杷、梨树、桂花、腊梅。

红墙宅院内的四季变换，留在了少年熊济华的心中。

熊济华的父亲敬仰陶渊明，每年培育一盆菊花，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解放后。

工作后，熊济华参与完成了七五国家重点攻关科研菊花切花新品种选育课题并获奖，他还担任中国菊花研究会名誉理事，并编写了中国名花从书《菊花》卷。

1940年，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熊济华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金陵大学与西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几所高校，借用原华西协和大学校址办学。大学四年，成为熊济华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时局动荡，但治学的传统仍得以保留。校长陈裕光是著名化学家，也是从美国人手中接任校长的第一位华人。在熊济华的印象中，陈裕光极力捍卫传统，他从不穿西装，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袭长袍，千方百计保护学生。

园艺系的老师们总是忙忙碌碌。系主任胡昌帜教授为人忠厚善良，堪称一系之长、业界权威，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果树学。熊济华常带着果子去请教是什名称，胡昌帜有问必答，而且从不待查，老师对学术的游刃有余，给大学生熊济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即便95岁高龄，遇到不认识的树木，熊济华还是会翻书查阅

现在，95岁的熊济华依然能识别1000种以上的植物，并能写出他们的拉丁文名称，这是国际植物学界交流的标准用名。

其子熊凯鸿说，小时候跟父亲走在路上，他总是停下来琢磨这个叶子、那个树，一有不认识的就记下来，赶紧翻书查。

让熊济华走上珍稀植物保护、推广之路的，是1952年和1957年的两次野外调查。为进一步摸清四川植物区系与资源，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提供经费，熊济华和同事们分赴甘阿凉、大巴山、峨眉山、金佛山等川渝腹地深入调查植物、采集标本。

这两次野外调查，他们共采制了腊叶标本约5万余份。其中不乏极有价值的标本，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分类群。

教学之余，熊济华还到重庆缙云山等地采标本。这让他意识到，四川省内有不少珍稀植物，有待进一步发掘和保护。

“一生最重要的事”

1984年，熊济华从西南农业大学退休，他那时精力尚好，马不停蹄地编写各类植物志，给一些研究机构做兼职顾问，“没事的时候就到野外去了”，熊凯鸿知道，父亲心中尚有夙愿没有完成。

大约在1991年，熊济华的亲家邓尊贤（即熊凯鸿的岳父）到重庆去见到熊济华，在那间狭窄的小居室里，邓尊贤第一次听这位亲家说起保护珍稀植物的意义，“他的想法很真诚，也很简单，就是先保护好珍稀植物，后面自然有社会效益”。

邓尊贤学医出身，曾担任华西医院副院长，后来做过多家企业的负责人。虽然对珍稀植物是外行，但他被亲家的真诚打动了，“经济效益暂时上不去，但有社会效益，长远看也不会亏”。

2001年，龙泉区政府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邓尊贤与当地政府合作承接了多个项目，其中涉及到一些珍稀植物保护工作，他邀请熊济华加入，“他很高兴，说不要钱也要来”。

但没多久，项目进展不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终结，邓尊贤思考下一步何去何从。那时，他也已过古稀之年，名利过眼去，他想到亲家常提到的珍稀植物培育和推广，决定支持他做成这件事。

双方一拍即合。邓尊贤作为后盾，帮忙筹集资金，具体的建设、引种和培育工作，由熊济华全权负责。

“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这些物种先保护起来，搞清楚他们的习性，以后总会有它的价值。”熊济华说。

儿子熊凯鸿丢下手中的生意，干脆陪着父亲一起干，“我知道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了。”熊凯鸿早年进入体校，后就读于重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对植物学也是外行，但他又回到起点，像个孩子一样聆听父亲教诲。

首先东挪西凑，他们拿出了30余万元。其次是选场地，珍稀植物对土质的要求特别，土地不能太贫瘠，但农田都有人种，租金价格高昂。最后，他们在成都南郊，华阳镇和中和镇交界的一个叫做张家嘴的地方，找到了一片撂荒的土地，大约有30多亩，以租用和合作的形式使用。

熊凯鸿担心，建设的风暴可能让这个园子无法承受

15年前的张家嘴，属于成都郊区偏远的乡村，放眼都是农田和零落的村社，极少有楼房，多数房顶覆盖着瓦片，有些还顶着茅草。那时，成都三环路刚刚通车，天府立交以南是城乡接合部，第一条地铁三年后才开始施工，横贯南北的天府大道，还停留在政府规划中。

郑明常是植物园第一个到这里的工人，他记得撂荒的地里长满了杂草和荆棘，起码有半人高，他和二三十个工人，断断续续花了半个月，才将土地打理平整。

接着是建房子、松土、引种、培育幼苗，事无巨细，熊济华都要亲自操办。“熊叔那时手脚利索，听力也好，根本不像80岁的人。”郑明常回忆。

“我们基本上都熊叔手把手教会的。”郑明常说，虽然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儿也是把好手，但还没见过如此细致认真的人。

郑明常记得有一次处理水沟，熊济华要求每厢树苗之间的水沟20公分宽，但他在操作过程中，将水沟尺寸减小了一些。没想到很快被熊济华发现，立马很严肃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当时怎么给你说的？

“他平时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们说话都是细声细语。”郑明常说，这是他印象中，熊济华对他唯一一次发脾气。

还有一次，另一个工人因为挖树窝没有排成一条直线，被熊济华发现，要求他返工。连续挖了三次，直到树苗窝接近直线，才同意将树苗栽进去。

郑明常当时不理解，不就是栽棵树苗，何必要求那么高呢？但后来他渐渐明白，只要是对种树，老教授都“非常讲究”，“树苗窝看起来是不直，其实是距离问题，太近太远都影响养分吸收”。

推广的困境

引种和培育是至关重要的工作，这关乎园子建设成败。最初，熊济华几乎天天都在园子里，与工人们一起吃饭干活。没有来园子的时候，就在寻找种子和幼苗的路上。

他最初的想法是，将川内的珍稀、濒危和乡土植物引种到成都，研究其生长习性，如果能够存活，再进一步往绿化市场推广，“好像我们保护大熊猫一样，养好了然后放归山林，放回自然。”如此既能让这些珍贵物种免于灭绝的危险，又能带来经济效益，让保护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近些年，一些学者呼吁将珍稀濒危物种作为园林树种推广，这对绿化市场的升级和植物迁地保护来说，可谓一举两得。

目前，已有红豆杉、珙桐、鹅掌楸等珍稀树种应用于园林绿化中，但更多的珍稀濒危植物，由于其知名度、驯化难度和价格等问题，难以在园林绿化市场普及。

这位一辈子与植物打交道的老教授没有想到，这会成他晚年事业的一道难关。

珍稀植物园与楼盘仅隔着一道栅栏

那段时间，熊济华四处搜寻种子和幼苗，他给过去的同事和学生打电话，哪里有珍稀植物的种子或幼苗，他就去到哪里。儿子熊凯鸿开着那辆奥拓，往返于成都和重庆的路上。

这本是一项冷门的工作，朋友们得知这个80多岁的老人为此奔忙，纷纷施以援手，他们或在园林单位，或在一些研究机构，有些不收钱，有的直接将种子寄给他。而引种的很多珍稀物种，也都是熊济华参与发现的。

比如南川木菠萝和北碚榕，这两种珍稀植物都是熊济华在重庆任教期间，与同事调研参与发现的。2004年，南川木菠萝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北碚榕也因其稀有，备受关注。它们理所当然也被引种到了成都。

熊济华还以年迈之躯，亲自上山寻找某些物种。一种名叫峨眉桃叶珊瑚的植物，曾在峨眉山和龙泉山被发现过。某年的春节假日，熊济华和儿子冒着严寒，在峨眉山长松寺附近找到了这棵植物，“这正好印证了植物志的记载，他可高兴了。”熊凯鸿说。

在熊济华的呵护培育下，过了两年左右，园子已经基本建成，30余种珍稀、濒危和乡土植物，欣欣向荣。一位来过园子的朋友被震惊了，“到处都是青枝绿叶，鲜花盛开，有金娃娃，有鸢尾，我这么多年接触花的人，进来都是耳目一新。”

当然，并非每种植物都能顺利存活。来自重庆北碚榕习热，到了成都却不耐寒，最后只能放弃。而南川木菠萝，由当初从重庆园林局获得的200多颗南川木菠萝种子，最终变成了现在10棵挺拔的大树。熊凯鸿说，因为无人尝试过，引种成功与失败，都是可贵的经验积累。

虽然老教授对这些树种的科研价值信心十足，却无法保证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他一生执着于学术，并无多少推广珍稀植物的渠道和经验，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也疲于应对。

有一年，一些相熟的人需要一批菊花搞展览，但熊济华和工人们精心培育一年后，这些菊花并没有被派上用场，一年付出打了水漂。

他的一些学生为表达对老师的支持，利用过一些园里的植物，支付适当回报；而社会上的绿化项目，都倾向于利用熟悉的常见树种，很少利用少见的珍稀濒危树种。

最初几年，尚有启动资金支撑，偶尔卖掉一些树苗，维系着工人和土地租金的开支，但到建园五六年后，渐渐入不敷出。熊凯鸿常常瞒着父亲，找岳父邓尊贤支取下年度的租金和工人工资。邓尊贤从不告诉外人，默默支持这位亲家完成他的夙愿。

后来越来越困难，熊凯鸿便遣散了其他工人，留郑明常一人在园子里。遇到活儿多时，他亲自上阵。

“给树木找个好归宿”

比经济危机更大的困境正徐徐而至。

作为西南最大的城市，成都在2000年以后进入发展快车道，南边大片闲置地成为城市扩容的方向。

2010年，接通南北的地铁1号线试运行；2011年，成都有名的环球中心在园子8公里外初具雏形；与此同时，成都第二绕城高速（现更名成都六环路）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熊凯鸿记得这15年来园子周边的变化，尤其在201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伴随道路建设接踵而至的，是一座座楼盘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几天不见就是一座高楼起来了”。

熊凯鸿站在园子房顶向北望，以前不见尽头的油菜花田，全部被密密麻麻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遮蔽。附近的村民已经搬走了，闲置的土地被打起了围墙，机器刺耳的轰鸣越来越大。

到2013年，一个地产项目逼近到了园子边上，这让熊凯鸿感到惶恐。

意外还是发生了。当年8月初的一个深夜，园子靠近附近楼盘施工方的一面，被毁坏了。次日熊凯鸿赶到现场，树木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其中不乏珍稀濒危植物，推土机碾过的痕迹清晰可见。他“欲哭无泪”，立马报警。

熊凯鸿不敢将此事告诉父亲。此时熊济华年事已高，园子的事交由儿子负责。事发前不久，熊凯鸿曾搀扶着父亲到园子，老人看到木已成林，激动得老泪纵横，叮嘱儿子说一定要保护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熊凯鸿才委婉地将此事说与父亲，“他就是不停地摇头、叹息，什么话也没有说。”

与澎湃新闻聊起建园的经历，熊济华有些自豪，“培育了一些植物，有成功，有失败，但获得的经验很宝贵”。说到后来遭遇的连串麻烦，他显得激动，自嘲“书生气太重”。

如今，园子附近的楼盘已经竣工，均价已经卖到了1万/平米以上。售楼小姐并不知道附近这片园子种植何物，她称，按照规划，那里将被一个商业项目开发，预计明年动工。

实际上，早在2012年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成府土【2012】848号文件中，就将园子所在区域的大片集体用地、基本农田耕地和园地等，划为城镇建设用地。这意味着，拆迁随时可能到来。

珍稀植物园与一个楼盘一墙之隔 赵孟 摄

园子四周的两条马路，到这里都成了断头路，“可能最后都要经过园子接通”。“下一步搬去哪里？”熊凯鸿心中没底，“场地不好找，而且迁移过程中可能还有树木死亡。”

现在，熊济华和老伴儿租住华西坝附近一个老旧的小区里。他已经95岁了，须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听力也骤减，熊凯鸿说，这几年父亲很少外出，与人谈话也少了，但说到他钟爱的植物，就会兴奋。

澎湃新闻记者问他，成都人爱吃的折耳根的拉丁文学名怎么写？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一长串字。片刻，他又担心记忆出错，取出一本大部头著作核对，并指给记者看。

儿子的家就在附近，有闲暇时他常过来照看二位老人。人到这个年岁，该放下的应该都已经放下，但熊济华却不忘询问儿子，哪棵树长得怎么样了？哪种种子开花结果没有？

熊凯鸿希望父亲安度晚年，不要再操心园子里的事，但老人还是不忘念叨，“要给那些树木找个好归宿”。

2017年春节，熊济华提出要到园子去看看，他送了郑常明一本自己编写的书，感谢他这15年的付出，还跟几棵他一手培育的南川木菠萝合影留念。它们已亭亭如盖。

站在林中，熊济华感到光阴流逝得太快，“这一年又一年，好像都是树木自己在长大”。抬眼望见园子边上高耸的大楼，他又叹息，“为什么树木长得没有楼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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