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园博园抗疫二三事（武汉园博园抗疫二三事）

徐鑫

融媒体记者：罗晖

通讯员：徐志刚

徐鑫：穿过16个卡口去抗疫

我家在新洲区徐古镇，一个距离武汉园博园有108公里的村湾。由于之前每年春节都在园博园里上班搞灯会庙会，因此我想着这次封城停工放长假，自己应该会在老家多呆一些日子。

2月9日，听说单位正组织抗疫突击队下沉社区的消息，我第一时间表态要求参加。因为我想为武汉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从新洲区到硚口区，并非坦途。为了能出行，10日一整天，我开车跑了几个单位，按照流程办理了社区、街道的审批盖章，当地医院的健康证明材料。那天，我在办证明的时候还捡了个耳朵，打听到“11号新洲区将进行严控道路，所有道路禁止车辆及人员通行”的消息。

这消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当天晚饭后，我决定连夜出发去武汉。临出发的那一刻，我才跟家人交底，说要去武汉参加抗疫。尽管我的话说得很简单，看似“很轻巧”，但家人还是吃了一惊。当着老婆的面，父母倒没有过多发表意见。但老婆却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许去！”她说，武汉现在那么危险，你上有老下有小，要是有点么斯，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时，武汉新冠疫情高发，每日新增确诊，死亡的病例不断攀升。我知道这是老婆担心害怕而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我有些急躁，生怕他们不让我走。我反驳到，“如果武汉每个人都因为害怕，不敢站出来，那些外地前来支援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怎么办，他们难道没有家人都不害怕吗，要是都害怕，那不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都要完蛋了。”最终，老婆还是妥协了，并对我再三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为了这个家，为了父母及孩子，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家出了，但路难行。从村湾到街道再到高速入口，一路布满了防控卡口。好在我提前准备了相关证明，一路倒也畅通。

临上武英高速汪集高速入口时，我隐约看到前面有五六台车被交警拦了下来，而且这些车有的正在掉头。我当时很紧张，因为听说高速公路布控最严，我怕自己会被劝返。当值守交警走到我车前时，出于一番好心，交警大哥告诉我武汉疫情非常严峻，建议我回去。我主动下车向其说明自己是去武汉支援社区下沉。他一怔，对我的相关手续进行了检查。在查验体温正常后对我放行。临别时，他还对我说，“注意安全，一路顺风，你是好样的！”

乡道、县道、国道、高速，这段百余公里的路，那天我一共经过了16个大小防控卡口，并在每个卡口花上5-10分钟配合检查。平时九十分钟的车程，那晚我足足用了三个小时，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却很值得。因为我们的城市生病了，而我作为城市的主人，能为它疗伤治病。

熊芳（右）在汉口春天社区值守点

熊芳：拿个鸡毛当令箭

没下沉之前，我们都以为守好社区的大门这个事蛮简单。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守好小区，不光要查看进出入人员的工作证明，核对身份证，详细询问工作性质、内容、时间，还要登记姓名、住址、电话、进、出时间、体温、扫健康码，全部合格才能放行。

有一天，有位居民说要带伢出去打狂犬疫苗。我们检查他的出行证明，他只能拿出一张打疫苗的通知单。我们告知他，这通知单不符合出行规定，暂不能出小区。见我们不放行，对方立马发了炸，说我们太形式，完全是那个鸡毛当令箭，把人说得毛焦火辣的。

大家都为人父母，我们也能体量别人的心情。但放行吧，肯定在手续上不合规；不放吧，对方又急切得很，说医院规定必须按时打。左右为难之际，我们安慰他不着急，让他当着我们的面跟社区负责人联系放行与否，毕竟他们对居民更知根知底。人最终放行了，疫苗也按时打了，或许是受了我们的影响，一周后，打疫苗的青年伢参加了志愿者队伍，去沃尔玛超市西城店当了分拣工，一切圆满。

2月下旬开始，或许是久困于家的政策，让一些居民产生了烦躁情绪。他们中有一些人出来“找崴”，非要出去。说我们不通情达理，呆板不变通。遇到这种对象，我们一般还进行解释劝导。但如果遇到喋喋不休，越嚼越有劲的人，我们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我们清楚这是武汉人嘴巴不饶人的屌性。

对于那些真的要冲岗的人，我们其实也想过对策。直接手机录像，打110报警，交由警方处理。不过估计市民都晓得疫情期间封城闭户的重要性，反正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使用过这种办法。

马诗韵

马诗韵：团团团，团来了皱纹

广告说“弹弹弹，弹走鱼尾纹”，我却是“团团团，团来了皱纹（武汉话弹与团同音）。90后的我，之前从未为柴米油盐这些家庭琐事操过心，但此番下沉社区，却为它操碎了心，甚至平添了一丝皱纹。

我负责下沉赛达国际小区一栋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具体包括团购菜、肉等食物、母婴用品、以及重症和慢性药品等和发放爱心菜物质。相比较而言，团购药品比团购食物更伤神。它不仅涉及购药者所需药品品种，数量不同，而且购买前还要搜集购药者的医保卡、重症病例和药品包装盒，遇到特殊药品有时甚至还会问问购药者承受经济能力，生怕有点闪失。

我们一般在每周二下午统计门栋人员的购药需求，周三集中采买。由于药品采购并非一站购全，因而我们往往会跑社区周边的几家药店去打听，特别是一些重症药物、处方类药物、精神病类药物，还要走更多的药店去询问。药品购回来，也有被人误解“黑钱”的时候。有次，当我把居民需要的健胃消食片买回来时，居民硬说我买贵了3元钱。遇到这，你还能说什么，只能笑脸赔不是。

周五周六是社区团购母婴用品。这对于我这样没成家的人来说，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用笔记下居民的需求，上网查找母婴用品的相关知识，分别列出奶粉、尿不湿、护肤品等类别，我才知道原来奶粉需要划分年龄段，纸尿裤有大小、产地、品牌的区别，婴儿类用品有这么多的学问和讲究。

后来，我把这些事情讲给一同下沉的同事们听时，他们笑我，说我提前介入，成家后一定是个贤妻良母。

张政

张政：巧妇难为无菜之炊

加入到单位抗疫突击队后，组织上要我负责食堂后勤保障工作，确保下沉社区人员以及园博园留守人员的吃喝。

要吃喝，就要买菜。对于封城初期的武汉市民来说，买菜是个大事。不仅物质难买，而且价格颇贵。我走街串巷去找卖菜摊贩，他们的菜虽然新鲜，但菜价却贵得离谱。一把菜薹10元，一斤白萝卜5元，而且卖菜人也拿不出是否经过蔬菜检测的证明。我去中百仓储和麦德龙超市买菜吧，但两店供应有限，而且超市排队买菜的人超多，没有2个小时基本出不了超市。怎么办？我们试着找到周边社区，结果发现有一家菜行直供某餐厅，而且能出具相关菜品检测报告。靠着这家菜行，我们渡过了最初的基本采买。

这期间，为了怕夜班值守人员饿肚子，我们也去过中百仓储采买过一些方便食品。时方便面，自热饭等都属于紧俏物质，十分抢手。那天在中百仓储，我们的司机薛克寿看见堆货处有30箱方便面，他立马把面箱垒高，表示抢占到手，并努力往收银台推去。一些不清楚缘由的顾客还以为他个人囤货，为此还差点跟他打了起来。

2月中下旬，封城政策越收越紧，超市开始不对个人出售物质。时买菜人员相对减少，而且蔬菜供应也比月初更便宜更丰富。正当我们幻想进中百仓储买菜时，恰巧领导想方设法弄来了一张团购证，靠着这张购买指标，我们以一周一次的频率在中百仓储采买些“萝卜、土豆、包菜、辣椒、西红柿”等耐储存的蔬菜。

但在中百仓储买菜，却有个缺点。由于超市人手不够，买菜出货时都要购买者自行提货卸货。所以每次采买搬运这几百斤的蔬菜，对我和司机薛克寿两个50多岁的老弱病残来说，无异于要人命。我腰间有伤，薛师傅去年得了大病，是肾病重症患者，我们俩都出不得大力。

但这种时候没人能够帮你。看见我搬不动，薛师傅总是安慰我说他来。我何尝不知道他是拼着老命硬撑。靠着一点一点的拖，一袋一袋的扯，一包一包的码，我们硬是把菜拉回了单位。

除了买蔬菜，还要买肉。我知道年轻人是无肉不欢的。为了买肉，我厚着脸皮在中百仓储找生鲜负责人“媒”了半天。我故意把单位员工自封城以来没尝过肉的事说得极其“遭业”，最后只差在那里抱着别人的大腿痛哭流涕了。不知是我的言语感到了他，还是我的深情打动了他，最后生鲜负责人终于同意卖给我们100斤肉。拿到头的那一刻，我欣喜如狂，觉得自己无比伟大。

蔬菜解决了，肉也买到了，后来有值守者提出想吃个“梨”来润润肺。他们笑说，肺炎肺炎，首先要把肺保护好。听到这个建议，我头都是大的。他们不知道，水果也是紧俏物质，像中百和麦德龙这种大商超都不整箱卖。

张政（左二）为留守园区的单位送菜

我把买梨这事说给食堂的师傅听，没想到食堂的彭燕群师傅说她认识一个在水果批发市场做生意的人。随机她打听到那位批发商近期要到一车梨。

这梨，我们志在必得。为了抢早，我叫上薛师傅、彭师傅一起去水果市场蹲点。那天早上5点25分，我们一行3人赶到华南水果市场档口，紧盯死守来来往往的每一辆运梨货车。

二月初清晨的寒风，吹得人只打寒战。站在那里，我们不敢懈怠，只盼望着这家运梨货车的到来。约摸等待了1个半小时后，7点钟，梨到货了。见前来提货的别的商贩有提货单，我们三分头行动。彭师傅去跟批发商套近乎，我和薛师傅两人则偷偷地把梨箱往自己跟前搬。说了半天，批发商同意把别人的梨匀9箱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人搬一箱，赶紧往车上扔，生怕转眼批发商毁约。

为了把一日三餐的伙食弄好，食堂师傅也是煞费苦心，变着花样弄吃的。早餐，三鲜面，馒头，炸油饼，稀饭......每天早上6点就到公司开始张罗。为了能让下沉人员早点吃到早餐，那天彭玉梅阿姨的手不小心被刚煮开的稀饭给烫伤了。望着她手上烫起的红泡，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家都太不容易了。

李育送餐

李育：三送的交通员

我是个司机，他们却说我是个“交通员”。我明白他们说的这个词的意思，那就是一切不能靠步行方式解决的事情都要由我来解决，就像外卖小哥配送餐食和物品一样。只不过我比外卖小哥还多一项，送人。

单位组建抗疫突击队，报名入队的同志分布在武汉三镇，甚至还有住在黄陂、蔡甸、江夏的。拿着办公室同志传来的定位图片，驾车去接。尽管有些同志的住所挨得很近，但疫情期间，我怕小小的密闭的车厢成为传染载体，所以每次只接1人。

人陆续接到，又要给他们领送抗疫物质。防护服，口罩、护目镜、雨衣.....一大箱一大箱的从单位搬到下沉点。

雷打不动的是送一日三餐。早上7点40，中午11点50，下午5点20，这是我摸索出来的三个送餐时间。毕竟现在还是农历二月，早晚阴冷。餐送早了，饭菜凉得快，一线下沉的同志那里又没有加热的设施，吃了胃肯定不舒服。餐送晚了，他们交接班可能等不到，我不能让上下沉的同志饿着肚子干工作。

餐并不是只送一个地点。下沉的同志分布到古田街14个社区和2个隔离点。为了便于取领，我规定了几个领餐地点，隔离点、社区、和下沉同志住所公寓。餐送到这些地点，我还不能走。先要在群里通知他们，尔后要等着他们全部领走才算完事。特别是隔离酒店，餐我是必须亲手交接到手，我得防患于未然。

园博园到古田街虽然只有3公里，小小古田街方圆也只有1平方公里。在这里地方跑，看起来近，但实际上每天的驾乘距离并不短。早中晚送餐，送人到下沉社区，我一天要在各个点之间往返十几次，有时候一天跑的公里数甚至都超过的士司机了。

刚过“知命之年”，我又是重症患者，30余天的持续工作搞得我腰酸背疼。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拼命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疫情对于武汉对于我来说，是百年一遇吧。

我想既然有缘，碰到了，那就把事情做好吧。

杜俊涛（左二）在77酒店前

杜俊涛：我更觉得自己像杨子荣

和同事们聊天，他们都说我是张飞，简单鲁莽。这可能与我这个人的经历有关，当过兵，练过武，平常又喜欢锻炼身体，虽然50多岁了，但总觉得自己跟小伙子一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所以出苕力气的活总少不了我。

单位通知去曾家社区消杀，他们问我，老杜，你去不去？我二话不说，报名参加。但报名后才知道，自己的年龄比其他人大了一截。

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载着从园博园里寻找出来的消杀桶，直奔社区。曾家社区是个老旧社区，里面的楼栋都是步梯。配药水，灌装，尔后又穿上防护衣，戴着口罩和护目镜，肩上背着30斤重的药水。在七层高的楼栋里上上下下，扭动开关，挥臂喷洒，如此往复。

猛然发现，这是一项检查视力的工作。黑咕隆咚的楼梯，间或堆些杂物，喷洒不能放过角角落落。

这是一项检查嗅觉的工作。白色水雾夹杂着氯的味道喷洒而出，在空气中弥漫，刺鼻，刺激着神经。

这是一项考验耐力的工作。不停地舞动，防护服捂得闷热，一场消杀下来，人就像洗了个桑拿，汗水直冒，衣服湿透。

毕竟岁月不饶人。三十几层的楼爬下来，说不累是假话。但这场疫情过后，我觉得自己更像杨子荣。守隔离点，下沉社区，深入疫情虎穴，你说是不是有点“浑身是胆雄赳赳，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味道？

程宣威（右）在送子鸟酒店接受抗疫物质

程宣威：我从不向老婆提“送子鸟”

按理说，我是可以不报名参加防疫工作的。我老婆是护士，而且去年我们刚丢了一个小孩，处在疗伤期。

但疫情紧急，老婆要求回医院上班。看见她能上阵抗疫，我也产生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冲动。老婆知道我平时喜欢谈“岳飞、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人物，又在码头上工作过，身上有股“江湖义气”。自然，报名参加抗疫志愿服务，她表示支持。

下沉社区，被分配到古田街77疑似病例隔离酒店。那是专收或是跟新冠有密切接触的地方。酒店不大，但大不的门脸和逼仄狭长的走廊让人压抑。

值守的事很简单，却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危险。特别是“唾沫飞溅传播、电梯按钮传播”等传播途径的散布，人在酒店里，有一种随时被染病的恐慌。

但事，还需要人去做。咬着牙，穿着憋闷的防护服，准时将早中晚三餐送至患者房间口；办理社区病人入住、转出；配合驻点医生给病人测量体温；登记房卡和房间号；保障房间生活物品；不断接受问询和解决问题......我把这些事说给老婆听，老婆没有过多的嘱咐，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

半个月后，隔离酒店里的患者应收尽收。我松了一口气，休息几天后，又去了送子鸟隔离点。送子鸟隔离点是负责看管治愈归来的新冠患者。没被征用之前，它是一家专制不孕不育的医院，名叫“武汉送子鸟不孕症医院”。

在送子鸟隔离点，我们依旧送饭送物质值守之类的工作。与之前隔离点相比，操作起来完全是轻车熟路。不过，泉州隔离酒店发生垮塌的事触动了我们。虽然房屋构造之事与我们下沉工作没有交集，但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市民，心里不是个滋味。为此，我和朱伟同志仔仔细细地查勘了一遍医院的设施，包括楼梯分布，安全通道等设施，以防万一。后来，市应急局的领导也带领着房管、消防、卫生等单位的同志来送子鸟隔离点检查消防安全，房屋安全，卫生保障，设施设备安全，治安安全。

从2月初到现在，我们只回家拿过一次换洗衣服。在电话里与老婆交流，我从不提“送子鸟”三字。我知道她在医院里的压力也大，我怕我提及“送子鸟”，会让她敏感起来，触动伤心的往事。

现在，我只希望疫情能早些结束，能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家与老婆团聚，与父母团聚。

兰希（左）为迎红养老院送菜

兰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从街道隔离酒店撤下来，我就和范振来、徐鑫他们几个人搭班子，主动报名去支援古田街养老院，负责福荣、迎红两个养老院的防疫帮扶工作。

福荣、迎红这两个养老院是民办社会福利机构，隐身在居民区之中，不论是环境，还是条件都不是那么优越。那个时候，“监狱和福利院系统发生疫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加之专家又抛出“死亡患者以患基础性疾病老人居多”的观点，老人们都吓不过。

院内，封闭式空间里居住着行动不便、岁数较大的易感人群；院外，社区居民又有避之不及的恐惧，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深感值守养老院责任重大。我们要求院内所有人员不能离开，施行封闭式管理。头几天，很多老人憋不住，喜欢出门活动晒太阳，我们耐心劝说、解释，要他们忍一时之欢。老人们看到我们刮风下雨一直坚守，慢慢的理解也配合我们的工作。

协助驻点医生例行健康检查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遇到身体不适的老人，我会第一时间协调上报就医，并持续跟踪，尽可能让每一个环节不断档，以减少潜在风险。3月4日那天，福荣养老院一位老人说身体不舒服。听说这个事，我们赶紧和驻守的民政、街道等同志一道把老人送到普爱医院西院进行例行检查。好在是虚惊一场，医院检测后说老人症状暂不属于新冠肺炎。

后来，中央督察组，市委督察组，暗访检查，市级区级卫健委、民政及街道、社区的同志都来这里察访，觉得防疫抗疫帮扶工作做得不错。

能得到肯定，我们心里肯定高兴。但经过了这次防疫之后，我们四个30多岁的年轻人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有了深切的感受。竭尽所能，尊老助老，照顾好这些老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张文华在园区顶岗喷洒农药

张文华：我想和春天有个约定

细算起来，我的抗疫战场有三个。第一个是古田街77隔离酒店。2月10日接到公司下沉街道的消息，我带着行李去了那里，和其他同志一起值守，直至应收尽收结束。

后来，我又转战去了第二个抗疫战场，汉阳汉汽工厂。2月21日，我听说新建的汉阳汉汽方舱医院绿化施工缺工人时，我召集了18名园博绿化工人去帮忙。我们连续战斗了四天，累计铺设草皮3000余平米、仿真草皮1000平米，修剪绿篱1000余平米，清理枯枝败叶数30车，摆放植物500盆，完成方舱医院绿化建设任务。

第三个抗疫战场是园博园。尽管封城之后园博园闭园了，但我一刻都没有放松绿化管理。每天安排人定时对园区厕所、公共设施进行消杀，清除垃圾，做好园区的基本绿化工作，即是下雪刮风的那几天都没有间断。

前几天，按照做好复工准备的要求，我又召集了留守工人开始了大范围的绿化养护作业。清理杂草枯枝，喷洒农药防虫害，组织工人对长江馆播种波斯菊，栽植数千盆鲁冰花，虞美人、飞燕草，紧急采购向日葵、百日草、波斯菊等花籽，沿着园区东门到南门的一级园路沿线播种。我们上岗的20多个人照看2000多亩绿地，虽说人手紧张，但一想到疫情结束后能呈现给市民给老百姓一个鸟语花香，神清气爽的园博园，就非常高兴。

现在，园区的花花草草都已展露生机，园区春意盎然，我们等待着这个即将到来的春游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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