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抵达的印尼排华真相（难以抵达的印尼排华真相）

2016年4月18日,印度尼西亚,《国家研讨会——以历史途径剖析1965年悲剧》活动期间，一些抗议团体在酒店的会场外集结。

图/IC

难以抵达的印尼排华真相

《中国新闻周刊》文|程家弘

2016年4月25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命令政治、法律及安全统筹部长鲁胡特找寻1965年“9·30事件”受害者的万人塚。此前一周，印尼政府于4月18至19日举办了《国家研讨会——以历史途径剖析1965年悲剧》活动。该研讨会邀请了印尼多方人士，包括政府代表、历史学家、人权团体、媒体、1965年惨案受害者及其家属等。出席该研讨会官衔最高的正是鲁胡特，被视为佐科亲信的他在会上明确表示，政府将不会为51年前的悲剧道歉。研讨会举行当天，一些抗议团体在酒店的会场外集结。

佐科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佐科本人有意为当年的惨案寻求全国性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当天出现的抗议声音以及印尼华人的集体沉默来看，印尼要厘清1965年悲剧的真相并进行全国性和解仍难以实现。印尼华人对此事的反应也引起中国一些学者和媒体的疑问。

“9·30事件”的真相远未厘清

1965年，印尼发生了对印尼乃至世界冷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9·30事件”。

是年9月30日晚间到10月1日凌晨，印尼总统卫队队长翁栋中校率领的来自总统卫队、中爪哇和东爪哇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兵分七路，前往雅加达七名将领的住所，对他们进行逮捕或者直接杀害。七名将领当中，两名军衔最高的将领分别为雅尼和纳苏蒂安。军事行动逮捕并且杀害了六名将领，而纳苏蒂安成功逃脱。

10月1日早晨7点，翁栋透过印尼广播电台宣布他所执行的“9·30运动”是由陆军内部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被逮捕和杀害的将领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支持的“将领委员会”成员，企图于印度尼西亚10月5日建军日当天对苏加诺发动政变。翁栋在广播中还称，他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这批将领可能发动的政变，而行动部队也已经占领总统府和独立纪念碑广场周围一些地区。

这则消息通过广播发布的同时，由苏哈托中将率领并且驻扎在独立纪念碑广场东边的战略后备部队开始驱散翁栋所率领的部队。该行动不到一天就宣告结束，苏哈托迅速控制局面。

接下来数天，苏哈托宣称在雅加达郊外一个叫做“鳄鱼洞”的地方发现了被杀害的数名将领尸体。他还通过他控制的媒体渲染鳄鱼洞是印尼共产党的行动指挥中心，并指控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苏哈托鼓动各地区的穆斯林拿起武器血洗印尼共产党及其隶属组织。从1965年10月开始，此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反共排华大屠杀估计导致了至少50万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者左派的人士被杀害。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对此的描述是“20世纪最惨的大屠杀之一”。

关于“9·30事件”的真相，迄今为止仍是个谜。在广为流传的诸多关于事件真相的版本中，苏哈托所推广的“9·30印尼共产党政变”只是其中之一。这一版本的主要依据是被杀害的将领尸体都被发现在离印尼共产党所属土地附近的鳄鱼洞。苏哈托还资助了一部根据他所推广的版本而拍摄的名为《9·30印共政变》的影片，并且规定印尼学生都需要观该影片。在不掌握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苏哈托还指控中国也牵涉其中。

在苏加诺政府里担任过总理及印尼情报局局长的苏班特里约的讲述则与苏哈托版本内容完全相左，在他看来，苏哈托才是“9·30事件”的主谋。

据《雅加达环球报》的报道，苏班特里约的著作《我的证词》曾被苏哈托禁止发售，其本人也被苏哈托关押长达数十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印尼问题权威专家安德森则提供了关于“9·30事件”的又一个版本。他认为，该事件是由印尼陆军内部冲突所导致，而苏哈托是该事件最主要的嫌疑人，军事行动的两名灵魂人物翁栋和拉蒂夫中校则是苏哈托担任中爪哇军区司令期间的旧部。安德森怀疑苏哈托早就知道该行动会发生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其上司雅尼和纳苏蒂安。而两名上司被“扫清”之后，苏哈托成为实际掌握军权的人，成功夺权。因为与苏哈托唱反调，安德森曾被苏哈托列入黑名单，数十年里被禁止访问印尼。同样，由于与苏哈托版本内容不一，加拿大历史学家罗莎的著作《大屠杀的借口与苏哈托的政变》一书也曾被印尼当局列为禁书。

关于“9·30事件”的其他版本还有很多，如美国中情局参与其中、英国军情六处的心理战所导致以及印尼共产党内部的严重不协调所引发等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曾刊发题为“揭发美国在印尼的书籍被禁止”的文章。文中提到，美国国务院曾经于200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当年支持苏哈托的书，但该书还没有上架前就被中情局阻止发售，并以此推论美国仍试图掩盖“9·30事件”的真相。加拿大历史学家罗莎也指出，一些作者如美国前中情局分析师以及欧洲右翼记者试图把中国跟“9·30事件”牵连在一起，是很可耻并且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都足以说明，该事件不仅面临难以厘清的困境，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人试图误导大众。

关于“9·30事件”的各种版本都没有呈现出足够翔实和有绝对说服力的真相，再加上大部分当事人都已经去世，这使得此案至今仍是个悬案。目前，国际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是把该事件称之为“9·30事件”或者“9·30运动”，但不完全采信苏哈托的版本，因为苏哈托是该悬案的嫌疑人之一。但是，在“9·30事件”之后发生的事则是确定的。

最大赢家苏哈托

“9·30事件”发生之后，苏哈托步步为营，实施夺权行为，直至其正式掌权成为印尼总统。

如今已公开的事实是，在1965年10月1日苏加诺获知军队高层已被杀害之后，他决定委任普拉诺托中将担任陆军代理部长兼司令，但是苏哈托阻止普拉诺托直接面见苏加诺接受命令，企图削弱苏加诺对军队的控制。此外，苏哈托在没有实质证据证明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以及还没有得到苏加诺的命令的情况下，对印尼左派和华人展开大屠杀，重创苏加诺执政的群众基础。

1966年3月11日，苏哈托使用武力逼迫苏加诺签署已经备好的“3·11总统令”，其内容是苏加诺命令苏哈托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社会秩序，而实际上，这个总统令是一种权力移交的文件。在正式掌权之后，苏哈托对苏加诺实施软禁，直到苏加诺病死。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苏哈托公然违抗上级命令以及对苏加诺进行架空和威胁，并实施暴力夺权。不论谁是“9·30事件”的真正主谋，在事件后获得印尼最高权力的苏哈托无疑是该事件发生之后最直接的受益人和最大赢家。

苏哈托上台后，开始实行军政一体“双重职能”的政治信条。军人（尤以陆军为首）的职责除了保卫国家安全外，也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的角色。而在政治上，军人在中央和地方各阶层政府担任要职，并在议会里拥有一定数量的代表议席配额，确保军人在行政和立法上的绝对优势。社会上，陆军自1965年鼓动穆斯林组织和流氓团体追杀左派分子后，继续与各地区的右翼穆斯林和流氓组织保持隶属关系。陆军在苏哈托时期成为印尼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并牢牢掌握印尼内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

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实施了全世界最严厉的反共及排华政策。共产主义与中华文化这两个原本完全不同的概念，却被苏哈托混为一谈。他还质疑印尼华人对中国的向心力胜于对印尼的向心力，进而指控中华文化和中文是传播共产主义的语言。苏哈托禁止一切共产主义教育和宣传，并禁止任何中华文化象征出现在公众场合，关闭华文学校和华文媒体以及解散华人社团等。

在苏哈托执政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印尼各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血腥排华骚乱，甚至发生了针对华人妇女的集体奸杀案等灭绝人性的案件。据《雅加达邮报》报道，苏哈托还在印尼情报部门里设立专门监控华人动向的专属部门“Badan Koordinasi Masalah Cina”（“支那事务协调局”），数十万人被怀疑是印尼共产党党员及其隶属组织成员被杀害，或者被流放到偏远岛屿，获得释放的人在身份证上印有“前政治犯”记号，其子孙迄今也不能成为公务员或参军等。苏哈托还宣传如“百分之三的印尼华人控制了印尼百分之七十的财富”等谎言，这种宣传的目的被看作是为了让印尼国内民众将对苏哈托的不满情绪转向相对富足的华人群体。

从未退场的排华势力

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后，改革派政治人物如开明穆斯林领袖、全世界最大温和穆斯林组织Nahdlatul Ulama（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前任主席瓦希德和印尼开国英雄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相继担任印尼总统，他们逐步解除诸多苏哈托时期制定的反共排华法令。

瓦希德曾经公开表示，他的祖先曾跟随明朝大航海家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而后在印尼落地生根。瓦希德的这种表态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印尼国内的排华情绪。梅加瓦蒂则是从父亲苏加诺时期开始同中国高层保持密切的私人家族关系，数十年不断。因此，印尼大部分华人拥护和支持这两位改革派领袖的政党或组织，而印尼目前的政治主流意识是包容各族人民和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自由发展。

苏哈托倒台后，印尼政治改革的浪潮削弱了拥护苏哈托的势力。如今，印尼右翼力量在政治高层的势力大不如前，但是在社会基层的势力则依然存在，反共排华势力也从政府层面更多地转移到基层社会 。

1998年11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特别会议，接替苏哈托成为印尼总统的哈比比则面临民众的质疑。他原本是苏哈托的副手搭档，被认为不是致力于改革的人物，引发群众的不满。为了对付可能影响哈比比地位的群众，时任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在苏哈托下台后选择支持哈比比，充分扮演了“军队的社会角色”，积极筹备成立一个以三万名流氓、失业青年和印尼传统武士组成的团体“人民自立保安队”。

维兰托的这个所谓“人民自立保安队”，部分成员和领导层与印尼臭名昭著的团体FPI Front Pembela Islam（捍卫伊斯兰阵线）重叠。当时，寻求改革的群众遇到了与之匹敌的“流氓群众”。平日里，“捍卫伊斯兰阵线”借“捍卫伊斯兰教义”的名义对贩卖酒的商店、酒吧或迪厅进行暴力扫荡，但那些愿意缴纳“保护费”的场所则能幸免。这个流氓团体的成员也出现在今年4月举行的研讨会场外，进行抗议并威胁与会者。而对华人，“捍卫伊斯兰阵线”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如果阿学再次成为省长”的文章，引用印尼大学学者的话反对现任华裔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声称钟万学将从雅加达驱逐原住民，让雅加达被华人占领。

另外，描述印尼1965年大屠杀并赢得诸多国际奖项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另一译名为：我是杀人王）里，印尼历史更悠久的“半官方”流氓团体Pemuda Pancasila（潘查希拉青年）的成员接受采访，介绍如何屠杀当时在苏门答腊岛的左派人士和华人。该流氓团体是1959年由当时最资深的陆军将领纳苏蒂安（后来在“9·30事件”中躲过一劫）组建的，标榜世俗民族主义，声称维护“潘查希拉”（印尼建国五原则），并抵制共产主义。

“潘查希拉青年”现任团长是于1981年开始担任的雅培托·苏洛苏马诺。在纪录片《杀戮演绎》里有雅培托的训话：“所有‘潘查希拉青年’成员都是英雄，铲除共产分子不仅是军队和警察的责任，我们‘潘查希拉青年’也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有人说我们是流氓，如果是流氓的话，那我就是你们的流氓头子。”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洛伦·莱特（Loren Ryter）研究该流氓团体后发现，雅培托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曾担任苏哈托家族的保镖，而“潘查希拉青年”成员在印尼各个地区成为军队的帮手，该团体则是陆军在社会上成功动员群众的象征。《杀戮演绎》里还拍摄了该团体迄今仍然勒索和恐吓当地华人的内容，并记录了印尼现任副总统卡拉于2009年参加该团体全国会议时的讲话，卡拉称“国家需要流氓去做官员不方便做的事”。后来，卡拉还成为该团体的荣誉成员。

据悉，“潘查希拉青年”获得维持日常开支的经费的主要办法，是在各地收取保护费、为开发商霸占土地和驱赶住户、收取停车费以及在电影院倒卖影票等。在没有遇到特别事件或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捍卫伊斯兰阵线”和“潘查希拉青年”两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会各自回到“老本行”，在各个地区扮演地痞流氓。而他们的存在和肆意行为也受到印尼广大民众的非议和批评。

2006年5月26日，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信众质问印尼东爪哇省任抹县“捍卫伊斯兰阵线”的地方领导，为何于三天前侮辱了该联合会的前主席瓦希德，而后双方发生暴力冲突，“捍卫伊斯兰阵线”领导人被迫签署道歉信。2012年3月15日，西加里曼丹省的当地部落达雅族大约一千名人员手持刀剑抵制“捍卫伊斯兰阵线”在该省设立分会的计划。达雅族让右翼伊斯兰势力感到恐慌，是因为该部落于2001年对来自印尼马都拉岛的移民展开血腥大屠杀，而达雅族与当地华人的关系良好。

关于“潘查希拉青年”，现任政治、法律及安全统筹部长鲁胡特于2016年2月26日表示，稍早前与“潘查希拉青年”有关的暴力冲突让政府考虑解散该团体。

以上是民众和部分政府官员反对和想要取缔两个团体的一些典型案例，但来自印尼民间的批评和反对并没有威胁到两个流氓团体的继续存在，结果都是后来不了了之。印尼地方执法机关都清楚该团体背后的人物以及所代表的势力，这不单单是因为印尼的法治不彰，更因为政治因素。

“捍卫伊斯兰阵线”和“潘查希拉青年”各自表示，它们分别拥有700万和300万成员的庞大的组织网络，穿着军事化制服进行训练。两个团体的创始人和最主要的“靠山”分别是维兰托和纳苏蒂安，两者都是印尼陆军不同时代的领军人物。两个团体分别声称代表激进伊斯兰教义和右翼世俗民族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原本是处于对立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和“假想敌”却与印尼右翼陆军的信条保持一致。两个团体的反共立场鲜明，在诸多历史事件和公开场合中毫不掩饰其反对华人的立场。

可以看出，两个团体的“日常”角色是地痞流氓，但是政治上的角色是右翼势力的打手和走卒，而共同目标是阻止印尼左倾政治势力的复苏。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只是印尼多到难以计数的流氓团体当中的两个。这些获得“半官方”支持的流氓团体的存在不会随着苏哈托的下台而告终，反而继续在社会上活动，成为特定政治势力在政府层面以外的社会力量。

佐科政府的有心和无力

2014年，佐科·维多多在大选中击败了涉嫌于1998年策划排华骚乱的普拉博沃。佐科·维多多是印尼斗争民主党成员，该党主席梅加瓦蒂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长期奉行同中国以及华人友好的政策。而加入佐科执政联盟的民族复兴党则由印尼前任总统瓦希德所创办，也是致力于民族和解及保护印尼少数族裔。

权威印尼民调机构于2012年7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当时竞选雅加达省长的过程中，佐科和搭档、现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获得了华人市民百分之百的投票支持。从佐科所属斗争民主党一贯获得大部分华人的信任以及佐科的反对者都具有排华倾向等，华人选择支持佐科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在佐科当政后，印尼政府对华人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不过，政治现实却是残酷的。印尼斗争民主党和民族复兴党必须同其他党派进行妥协和交易，才能组成政治上的多数联盟。副总统卡拉就是专业集团党的资深党员，该党是苏哈托在任时期的重要支持力量。同在佐科执政联盟中的印尼人民良心党主席维兰托，也是在担任三军总司令期间涉嫌支持成立“捍卫伊斯兰阵线”的人物。佐科的各项施政理念和政策遭受他政府内阁里其他成员的掣肘。

比如，佐科所重用的印尼国企部长莉妮直接掌管和控制印尼最有价值的国有企业资产并选择采用中国的高铁系统，排除日本系统。这个举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日本及印尼右翼势力的利益。副总统卡拉的首席顾问林绵坤（Sofjan Wanandi）甚至在佐科政府确定采用中国高铁系统之后，主张印尼应该邀请德国与法国参与竞标印尼高铁建设，让中国参与建设印尼高铁变得复杂化。

1965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林绵坤于“9·30事件”爆发之后指控中国干涉印尼内政，并率领右翼大学生和暴徒围攻和火烧当时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而林绵坤的右翼和排华倾向得到了日本方面的赏识，并获得了日本政府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奖章“旭日勋章”。另外，佐科的外交政策顾问利扎尔·苏克马（Rizal Sukma）也被认为曾经影响佐科，让佐科于2015年3月访问日本前夕对日本媒体声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而印尼外交部随后连忙澄清。这显示，佐科的表态很可能未经过同外交部商量而误信利扎尔。利扎尔还是印尼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而根据印尼官方通讯社安塔拉的报道，日本政府曾经向印尼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表达了“深深感激”。

由此可见，佐科的各项政策以及对中国或华人的友好的理念，不但受到来自于他的内阁成员的曲解和干扰，甚至可能已经受到日本等国外力量的影响。各项干扰和“否决”佐科的行动都显示佐科执政联盟的同床异梦。

佐科上台两年后，也曾致力于整顿内阁并试图扩大自己的施政能力。他先是提出要建设印尼成为“世界海洋轴心”，这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具有高度互补性。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以及印尼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口成为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巨大引擎。如果中国和印尼在这方面可以实现双赢合作，两国间的关系将提升到新的高度，印尼国内华人的处境也应该进一步改善。但是这个局面并不符合印尼国内的反共排华势力的利益，也直接损害日本在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利益。日本为了应对这个走势，也已经积极部署，试图再次扩大其在印尼的影响力并持续牵制中国在印尼的各项动作。日本一所大学甚至已经展开研究，探索印尼华人在中国企业中标印尼高铁项目当中的角色。

所以印尼政府即使有诚意研究、检讨并对1965年的悲剧进行全国和解，路途仍遥远。苏哈托虽然已于1998年下台并已经去世，但是他的残余势力还有能力牵制印尼政局走向，而苏哈托在印尼左派人士和印尼华人中所留下的恐惧和心理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些恐惧来自于印尼国内苏哈托残余势力、陆军右翼势力以及激进伊斯兰势力等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还拥有相当“威慑力”的缘故。再加上日本对印尼的传统影响力，让印尼政局走向更显复杂化。

2016年2月28日，印尼副总统卡拉在出席华社举办的庆祝元宵节活动致辞时表示，印尼华人不应该再提及他们在中国的祖先，因为现在已经都是印尼华人。2012年4月20日，北京市侨办主任李印泽在印尼出席一场活动时主张“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后引起争议，印尼最权威时事杂志《时代周刊》读者来信称，印尼政府应该防止“华人社团”成为中国的“第五纵队”而立即解散华人团体。印尼激进伊斯兰团体在2014年还甚至把人气高涨的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的领导称为“共产党的方式”。

尽管经常遭到舆论和激进团体的指责和攻击，但事实上印尼大部分华人已经归化为印尼国籍，从法律和国籍上来看，已经完全是印尼人，同“在海外的中国人”或者“华侨”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

不过，一个不可能抹去的客观现实是，印尼华人在文化和血缘上和中国有割不断的关系。但就是这样的客观现实，屡屡被印尼国内特定政治势力持续拿来做文章。确实，选择落实同中国友好的印尼领导人如苏加诺、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也会自然而然地对印尼国内的华人采取包容和友好的政策，而在印尼国内非议和攻击中国的政治势力，也几乎同时对印尼国内的华人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上述事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海外华人的忠诚和向心力依然是敏感话题，这种质疑和非议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士所利用和煽动，有可能演变成更棘手的政治难题或者社会矛盾。而当右翼政治人物或者“台面上”的人不方便出面指责华人时，他们会选择用“台面下”的方式继续威胁华人。★

（作者系东南亚问题观察人士）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5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cnw_sxs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