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袁隆平学校（武汉四中走出了袁隆平）

文/成建国

我读中学的母校——武汉四中，始建于1899年由英国人创办的汉口博学书院。从这里走出了袁隆平（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林华宝（中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等一大批国家栋梁。这里有钟楼、教堂、一流运动场；芳草遍地，绿树成荫。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看过后说，除北京101中学外，武汉四中是我见过的国内面积最大、环境最美的一所中学。我在这里读书6年多，都处在文革特殊年代。那时由于经常搞运动和教改，老师教不好书，学生也读不好书。但是大多数老师仍旧恪尽职守，教书育人。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龚融文，30多岁的男英语老师，长形脸，络腮胡子，头发后梳;每月总要穿次他当国家翻译时的西服外套。他念念不忘红卫兵冲击国家外交部时，在烧毁的档案中有任命他为正式翻译的资料。他是校老师篮球、乒乓球队的队员，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他很少大声说话，也很少批评学生。他总是提前进教室，把要学的内容写在黑板上。那时的学生都不喜欢这门课，他仍不厌其烦地教，见有不认真的同学，他或是认真地看对方一眼，或是轻轻地摸下对方的头。那时一堂课教的内容很少，毛主席万岁一课时，工农兵热爱毛主席两课时。一次，天阴沉沉的，不时落下凉凉的雨。他要教的内容早讲完了，他轻掸了下西服外套上的粉笔灰，望了望外面说，我给你们唱歌吧。他望着窗户唱了一首，是英语歌，没听过，但太好听了，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他接着唱了几首，大家兴奋极了。忽然他不唱了，凝望着窗外，大家屏住呼吸盯着他，教室里安静极了，听得见细雨沾窗的声音。这画面烙在心上，一旦想起，历历在目。

曾宪祝，不到30岁，未婚，男语文教师。圆乎乎的体型，圆圆的脑袋，脸上有些圆圆的小疙瘩。读华师时就有名，曾被打成白专典型，辗转到四中。诗词、绘画、摄影、京剧等样样精通，《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能倒背如流。他上语文课，进教室首先问前面的同学，上次讲到哪了，然后就把手一背，脚并拢，嘴就不停地讲起来，讲着、讲着嘴角两边泛起了白沫，脚后跟不时抬起又落下，真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特别是讲解毛主席诗词，每次串讲起来，精准明确，又不重复。由于太喜欢他的课，有次我带上几个同学，到他家，看见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东西七零八落，杂乱堆放。他正蹲在那里，用手按了又按浸在盆里的衣服。有同学告诉他，学校海报上说明天要开他的批斗会，他楞住了。之后，我的语文在他那里考了100分，一来二去，我们好上了。有次辅导我写歌颂巴黎公社的诗歌，他一次又一次地朗诵他的思路，天哪，这记录下来就是篇好诗呀。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从米兰广场的枪声到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响，从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到五洲四海风雷激荡，世界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都离不开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导航……..是的，就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上了写作。

李绍正，男，50岁左右，单身，精瘦，腰略弯，嗜烟。年轻时，曾任国民党《扫荡报》编辑、记者。抗战时，曾编辑《总裁言论录》，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他把书稿贴在胸口，躲进防空洞。文革后期，才安排他上语文课。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对字典的熟悉和批改文章的认真。当你问他某个字的读音或含义时，他会随时拿出本《新华字典》，字典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他随手一翻就会出现你问的那个字，具体解释时，内容比字典深远得多。他改文章用红圆珠笔，一个格子一个字，颜体字形，工工整整，从不潦草。批改所有学生的作文都这样。对有缺点的文章，他会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对较好的文章，他的评语往往是一篇精彩的短评。一个同学从外面抄来首词，写了大半张纸，他从优劣、构思、对仗、平仄、韵脚等方面进行分析评论，写了两张半纸。有次，我写了个相声《为啥需要学》，找他修改，他改后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写，我写了四、五稿，他改了四、五稿，我那活页稿纸上，都挤满了他写的红字，安数算下来，比我写得多得多。当时我感到纳闷的是，他在你的稿子上写满了，也不重新拿张纸出来再写。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书是自己读出来的，文章是自己改出来的。这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那时的老师，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对学生的态度大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有的比现在的一些老师做得还好，叫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