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宏彬访谈（从尊重的原点开始）

采访时丛宏彬刚刚卸下迪拜王室财务顾问的职务。自少年起，他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以一个“中国国际人”的身份，在多种异文化的碰撞中，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的若干个关键时期，并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思考。身在迪拜第5年，丛宏彬再次跳出了舒适圈。

主笔/葛维樱

无论人与人、国与国，尊重的基础是平等与自信

他既没有官方背景加持，也没有文化、经济上的自卑感，而是以自己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自信，了解异文化。大部分中国人在国外高校或企业里，除了工作圈有一些外国同事，几乎正常的交往都是中国人的舒适圈。“我理解这是源于一种安全感，对自我文化的保护。”但他觉得要对西方社会真正深刻理解，不融入这个社会根本做不到。

“因为怕自己的文化被冲击，所以躲着异文化。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遇到不同，会特别有冲动，去了解其真谛。”他将自己投入“他们”的环境，“吃他们的饭，讲他们的话，行为方式一样，做到这些，才能用他们的眼光，看待价值观、取向和原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跟没出国没两样”。

学习期间他回北京，被西门子集团的大老板请吃饭，对方并不了解丛，但是却赞赏丛的“餐桌礼仪”，比西方人还优雅自然。他才察觉到自己受到了德国文化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衣食住行看似简单，却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到“平视”并不容易。“虽然很讨厌等级这个词，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是有等级之分的。”丛宏彬说，“文明社会的标志，或者说一个稍微发达的社会，是不以等级来下判断的。”

尊重：由此及彼

“不卑不亢，展露自己很自信的个性，其实很容易打动人，赢得尊重。”在德国的西门子工作5年后，丛宏彬希望换个环境。在德国读完MBA，他接到了普华永道伦敦的邀请。

他不愿意给自己戴上“新时代的国际人”这种大帽子。今天的中国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谈过去就不屑一顾，是很悲催的”。丛宏彬说，并不是说过去的都对，但可以“批判地吸收”。那些为了争取“胜利”打破的“坛坛罐罐”，恰恰是一个社会里共同的历史烙印、共同的价值观。“根没有了，你去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浮萍，随波逐流，有什么价值？”

“自信是尊重的压舱石。”丛宏彬说。普华永道将他派驻香港时，绝大多数是白人同事，极少香港人，来自内地的只有他，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一个说着德国口音英语的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讲着大家都能领会的道理”。

2001年开始，丛宏彬作为普华永道的代表，为北京奥运会开始了长达7年的财务服务。“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真正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时刻，就是2008年奥运会。”他说其实并不奇怪。

“我很理解你们对于中国奥运会的看法。当时全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中国看起来很熟悉，就好像你们一起聊天做事的人，就站在你身后，你突然一回头，看见一个比你高半个身子的人。”他这么跟外国人说，“你的心态一定是复杂的。”

在丛宏彬经历奥运会的那7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物质上的巨大进步。他以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角度，和政府打交道长达7年，使得国际惯例与政府之间互相赢得了充分的尊重。“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我完完全全深层次了解了中国的决策过程。从上到下领导做决策的习惯和方式，我好像钻进了政府肚子里的虫，很有把握能够判断事情的走向。”因为长期互不了解，缺乏实际合作的经验，国际准则和政府运作机制事实上存在矛盾。丛宏彬说自己能够拿捏这个平衡，“是因为我没有私心，一切为了奥运会”。无论对方提出多少反对或支持意见，他的方法是“按国际规则办事”。一旦被反对，丛宏彬就摆事实讲道理，“雅典、悉尼到亚特兰大，他们怎么做，你同不同意”？政府按照国际惯例走也确实发现很容易推行，“哎？这个方式做起来更顺当”。

迪拜：物质之上

“无论任何文化背景，第一次和我打交道的人，我都能赢得应有的对我的尊重。”站立、走路、认真倾听和有道理的表达，在丛宏彬这里体会不到“文化差异”。“外国人也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和我打过交道，都会说‘我见到过一个中国人’，而且这个‘中国人’很有可能打破他曾经预设的怀疑、审视和戒备。”因为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知，来自于经常去的那些中餐馆，来自于唐人街、浙江去的商人、留学生，乃至上上世纪背负苦难去加州的华人劳工。

丛宏彬在普华永道17年，已经做到大中华区高级合伙人。“退休之前的每一天都很稳定，似乎能一眼望到尽头。”他曾在普华永道为迪拜的两个项目做过咨询服务，这项目背后的投资人就是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宾·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殿下。

“有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说马克图姆殿下希望请我去迪拜谈一谈。”2012年丛宏彬和马克图姆见了两次，就决定前往迪拜。此前他虽然在美国和德国度过了十几年，但从没想过自己会去一个宗教、文化、语言都迥然不同的国家工作。他的犹豫后来被马克图姆的话打消：“你是为我工作，同时也是为中国工作。”阿联酋制定了“向东看”的国家战略，把中国看作世界未来的火车头，“他希望从那时起构建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2012年中阿两国签署了35亿美元的双边互换协定，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460亿美元。丛宏彬说，自己作为财务官，看重的是这个平台上，双方能实现什么目标。“我自己没有商业利益，因此我觉得很洒脱，很过瘾。”“达官贵人接触的中国人的层面也很窄。迪拜有非常大的中国城，小商品丰富廉价，跟十里河市场一模一样。一说中国东西就跟用不牢靠画等号。”丛宏彬说，“苹果手机只在中国制造，你花200美元买了一个苹果手机然后怪它是中国人做的，质量不好，这对吗？”

陌生才喜欢给对方互贴标签。丛宏彬发现，普通的中国人和阿联酋人，都对对方存在误解。“中国人觉得阿联酋是一个纸醉金迷之地，王室成员有数不清的宫殿住所。其实他们从这个季节到来年3月，就要带着全家去沙漠里搭帐篷住。王室觉得沙漠是他们的根，能锻炼人。物质基础带来的快乐始终是有限的。”

丛宏彬在迪拜的DBI项目中发现，中国优秀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躲在安全感的保护伞之下。这个项目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最优秀的本科生去迪拜实习，参与创业基金的竞争。“这些未来的国际人，语言程度真的很好，有足够的自信，而且特别愿意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激情，看见他们我真的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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