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界最厉害的阎王（冥间诸神之四大阎王）

公元前五世纪，佛教在印度兴起。佛教从印度教中大量吸取了有关冥王、地狱、业报、轮回、解脱等说法，并将其发展到了极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阴间地狱完整理论。随着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阎摩也带着他的牛头马面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中国，很快在中国建造起种种地狱，并让位于中国的阎王爷。

阎王的说法进入中国后，进行了许多的加工和改造，无论在阎王的来历、生活还是工作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据传说，有不少人担任过地狱阎王，这些人有的是著名的官员，有的则甚至是默默无名的小民，而在众多的阎王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四大阎王：韩擒虎、包拯、寇准、范仲淹。

韩擒虎

隋唐时，有一员虎将名韩擒虎，传说他死后也做了阁王。《隋书·韩擒虎传》中曰：“其邻门见擒(虎）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子弟欲达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阁罗王，斯亦足矣。'因寝疾，数日竞卒，时年五十五。”韩擒虎死作阎罗王的说法，被载入正史《隋书》中，可见当时中国阁罗影响之大。

又传说，当年韩擒虎率兵活捉陈后主陈叔宝以及担任和蕃使，以高超射艺威震单于君臣，后来，五道将军奉天符之命请韩擒虎为阴间之王，擒虎向朝廷特请假三天，隋文帝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第三天，忽然有一紫衣人及一红衣人乘着黑云来到大殿前，自称“原是天曹地府，来请大王”赴往。于是韩擒虎辞别皇上诸臣同僚及妻儿老小，到阴间走马上任，当阔王老爷去了。

包拯

包拯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阎王。包拯即包公，是北宋大臣，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以刚正敢言、不畏权贵、执法严峻，屡平冤狱著称于世。包公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清官，有关他的断案故事流行极广，长篇公案小说《包公案》是包公断案故事的集大成。元明时的包公戏也有不少，直到今天，《秦香莲》仍深受人们欢迎。包拯为阎罗的说法，在宋时就已流行，当时有句俗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其父曾任福建惠安知县、虞部员外郎。包拯自幼天资聪颖，读书勤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不单单是为了走当时文人们共同的科举入仕之路，还有着“辅佐君王，治国安民”的远大抱负。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在二十九岁上考取了进士，步入仕途，授大理评事，实职为建冒知县。当时包拯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离，恳请在当地任职。但宋制规定任官回避当地，故让包拯到与庐州毗邻的和州担任掌管矿税的官，包拯还是没去在家照顾父母，“十年无宦”。父母去世后，他才在乡人的劝说下重登仕途，于景右四年（公元1037)出任扬州天长知县。三年后升任端州知州。任知州三年后被召入朝，任监察御史。后改任户部判官、户部副使和地方三路转运使，掌管中央财政。一年后擢知谏院任谏官。又过两年，出任都转运使、安抚使和赢州、池州、江宁府知州（府）。嘉右元年（公元1056)权知开封府，任天子脚下的地方官一年余，然后升任御史中丞、三司使和枢密副使，总掌国家军政。不久，在处理政务时突然病倒，十几天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谧曰孝肃，故史称“包孝肃”。

我们轻轻拂去数百年来民间传说中和戏剧舞台上包拯形象的神光，探视一下真实的包拯。

包公断案如神，秉公执法。他曾数次出任知县、知府（州）,为一方父母官。古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兼掌财政司法大权，知县知府都有断案的职责。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大小案件都审断得当，为民众所称道。这既是由于包拯一秉公心，执法如山，更是由于他聪明过人，断案如神。包拯在天长县所断案例最著名的是“巧审牛舌案”：有个农民发现自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不能进食，奄奄一息，便跑到县衙告状。包拯听后思索片刻，训斥这个农民说：“牛快死了，还告什么状，回家宰了卖肉得了。”这人心里不满却无可奈何，只好回去把牛宰了。很快，另一个人来县衙告发那个农民在家私宰耕牛，要包拯依法治罪。包拯当即喝令衙役将告状人拿下，问道：“你为何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状？”这人见已被包拯识破用意，只得从实招认。原来在牛的主人告状时包拯即作了这样的推理：割牛舌而不偷牛，不是图财而是为了陷害牛的主人。因为《宋刑统》规定私宰耕牛要治罪，所以为达陷害目的，割牛舌的人必定会来官府告发牛的主人。因此，包拯开始只让牛的主人回家宰牛，而割牛舌者也正中了包拯的引蛇出洞之计。

在开封知府任上包拯断案时的“巧取赃物”也广为传颂。说是有个人在酒肆喝酒，担心醉后丢失财物，便把随身带的银子交给酒保保管。这人第二天醒来取银子时，酒保不认账。两人到包拯处打官司。包拯一看便知酒保耍赖，但无真凭实据，便让二人在公堂上静坐半日，不许出去。暗中派人到酒保家中，诈称酒保已交待，令其家人把银子交了出来。当这些银子拿到公堂上时，酒保再也无法抵赖了。开封府原来规定，百姓到府衙告状不许直接进入公堂向知府递交状纸，而由“牌司”传递。“牌司”常趁机刁难告状人，索要钱财，甚至受恶人贿赂，阻拦受害人告状。包拯到任后，让百姓直接到大堂当面陈述，并且每逢坐堂都大门洞开，方便了要求伸冤的百姓。更为重要的是，包拯执法如山，不论高低贵贱，有恶必惩，有冤必伸，以致开封盛传“关节（即后门）不到，有阎罗老包”。有位显贵大臣借了别人的钱到期不还，债主告状，包拯审实后勒令大臣与债权人当场清账，迫使他如数归还了欠钱。开封附近的惠民河是由江南向开封遭运粮物的重要航道，河岸风景幽雅，气候宜人。有些权贵便在河边盖庄园别墅，使河道越来越窄。包公到开封府任后，立即下令沿河侵占官地修的庄园别墅全部拆除。有个官官仗势抗拒，并声称他从别人手中买了河边地。包拯查看了地契，发现“墨浮朱上”，即先盗盖官印，后来才填写文字，不符合正常的书契程序，因而断定此契是伪造。官官理屈词穷，不仅拆房退地，还因伪造地契而被罚钱。

包拯在开封府任上只一年多。素来天子脚下官难当，权贵居住，盘根错节，地方官难以行使职权，主持公道。但包拯却不避权贵，刚直不阿，秉公神断，为开封百姓所称道传颂。包拯离任时，按惯例在府衙门口的“题名碑”上刻上名字和任职时间，若干年后，唯有包拯的名字被抚摸得又深又亮，表明人们喜欢包拯的名字，怀念他的业绩，寄托某些希望。包拯死后，人们在府衙旁造一包公祠来纪念他。后来黄河淹开封，府衙一带成为洼地，包公祠处变成一湾清水，被当地人称为“包府坑”，并编织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希望包公的在天之灵保佑生民，希望人世间有朝一日能象包府坑的碧水一样清澈。包拯为官廉洁，生活俭朴，在宋代官场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离任端州时，只身而行，百姓过意不去，背地送他一块当地特产“端砚”，包拯发现后投入湖中。据说不久落砚处出现一座沙洲，人称“墨砚砂”，并有人刻诗赞曰“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清风播古今。”包公当官二十余年，不论官位高低，衣食用品一如旧时，不置房产，并劝子孙廉洁正气。他曾刻石立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毁之后不得葬于大垄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令子孙世代遵行。一个九百年前的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些实在难能可贵！

著名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包公审理“狸猫换太子”一案时，就有巧设森罗殿，装成阁罗，审出郭槐口供的情节。又有所谓“游仙枕

”可去阴曹地府，故民间流传着包拯“日断人间、夜断阴间”的说法。在传统戏剧《侧判官》中，就有包公下阴曹，探阴山，侧了绚私的判官等情节。四川丰都民间，还流传着包公死后做了阴曹大臣，铁面无私，兴利除弊，协助阎罗天子废除受礼受贿之“阴律”的故事。既然包拯与阎王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后担任阎王似乎也是顺事成章的事。

寇准

寇准是北宋名相，为人刚正，力主抗辽，又曾在刑部任职，符合条件。在流传极广的《杨家将》故事中，“寇准背靴”快炙人口，这是一位很得人心的人物。寇准，北宋华州下邱（今陕西渭南）人，累官至宰相。他为人豪直，多次遭权臣排挤，曾两次被罢相。但他为国为民忠贞直言的事迹，却永为后人所称颂。991年（淳化二年）,宋太宗问时政得失。当时寇准官职不高，仅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但他职微不忘忧国志，直言不讳，揭露执法不公的弊政。他说：“祖吉违法受贿，赃少而杀了头；王淮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河的弟弟，盗财至千万，只受杖刑却又留任这难道是执法公平吗？”太宗经过询查，知道寇准所奏属实，便严厉遣责了王河，升迁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

998年，宋真宗即位，寇准转迁尚书工部侍郎。此后五六年间，他徙河阳，改同州、凤翔府、开封府，迁兵部，又转集贤殿大学士，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族辽主耶律隆绪屡犯边境，告急文书如雪片飞往朝廷，那些权臣们都惊慌失措，只有寇准谈笑自如。真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陈尧曳主张南逃成都。寇准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抗辽，并要求真宗御驾亲征。在寇准等人簇拥下，真宗渡过黄河，与围攻渲州（今河南濮阳）的辽军对峙相持。士卒百姓们遥见皇帝华盖，士气大振，经10多天激战，辽军被迫后退，真宗利用此机会派曹利用赴辽营谈判，并嘱咐曹利用：“百万以下毕可许也。”寇准得知后，认为这样太伤国体，便派人去把曹利用找来，严肃地警告说：“你虽有皇帝的许诺，但你所答应的绝对不得超过30万，过30万，我必斩你头。”结果，宋辽双方签订的“澶渊之盟”。宋每年送给辽的白银果然不过30万。

寇准后来因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及宰相王旦、丁谓等人的毁谤而被真宗一再贬罚，最后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并死于此。然而，人民总是忘不了他，说：“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元朝大臣脱脱亦评价说：“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在《宋人铁事汇编》卷五中，有寇准“当为天下主者，阎浮提王（即阎罗王）也”的说法，甚至有人在驿舍旁，挂起寇准图像，上面写着：“今作阎罗王。”（《通俗编》）寇阎罗当时受欢迎的情形，可以想见。

范仲淹

范仲淹也是北宋名臣，曾作过龙图阁直学士，被尊为“龙图老子”。范仲淹正直敢言，不怕得罪权贵，他以《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名垂青史。宋人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记载了“范文正公（范仲淹）亦为阎罗王的传说。

范仲淹入仕后的开始10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吏。他在任上十分注意体察民间疾苦，一心想为国家兴利除弊。1021年，他到泰州（今江苏泰州）任盐仓监官。当时，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市）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经常受到海潮威胁。

唐朝时曾在这三州之地修建了一条海堤，但因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所以，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沿海各州灾民纷纷携家外逃。范仲淹到泰州后，尽管修堤不在其职权范围内，但他还是越职向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论建议修复海堤。张纶双手赞同，立即奏举范仲淹为灾区中心兴化(今福建黄田北）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

1024年秋，范仲淹率通、泰等四州民夫四万余人，修筑海堤。他亲临工地，甚至运土、夯土。筑堤工程进展顺利。不料有一日，突然雷雨大作，海潮如猛兽般冲上海滩，冲毁了刚刚筑起的堤岸，还吞噬了一百多个民工的生命，正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了日食。一时谣言四起，说范仲淹激怒了海龙王，朝廷对修海堤也动摇了。在淮海转运使胡令的支持下，范仲淹力排众议，力陈修筑海堤的好处。后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条长达三百多里的护岸大堰巍然挺立在东海岸边，保护着千百顷良田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劳，当地人民立祠纪念他，并命名新修海堤为“范公堤”。

1028年，因范仲淹每到一地都以政绩著称，其才干受到宰相王曾、副宰相晏殊的赞赏，晏殊于是举荐他进京任秘阁校理。不久，却因奏请太后还政仁宗而触怒了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任通判。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民，范仲淹冒着被杀的危险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半日不食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百姓没饭吃，怎就置之不理？“仁宗只好派他到江淮一带去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救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一部分赋税。为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妃女贵戚们看看。范仲淹如此大胆地上谏皇帝，震动了整个朝廷。不久又因上书而被宰相吕爽借皇帝手贬为苏州知府

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府时，由于当时太湖周围的河渠激塞，暴雨成灾，范仲淹奏准后，“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并亲临现场督修。终于使水患被解除，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成为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水稻产区。

两年后，范仲淹因治水有功又被召回朝廷，任天章阁侍制。范仲淹一到，吕夷简就派人暗中警告他：“你现在的职务是待从官，不是言官，用不着你多费口舌去议论国政。”范仲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议论国事正是侍臣的职责，我怎敢不尽力呢？”吕夷简没办法，于是把范仲淹挤去担任当时最复杂难治的开封做知府，想用纷繁的事务缠住他，使他无暇上书言事，哪想范仲淹到开封理政仅仅几个月，就使开封府“肃然称治”。于是民间流传这样两句歌谣：“朝中无忧有范君，京都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

1036年，范仲淹针对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遍插亲信、党羽于要职的污浊现象，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交仁宗看，指明哪些人是按规定升迁的，哪些人是吕夷简私人关系提拔的，对吕夷简培植私党的行为进行无情地揭露。吕夷简恼羞成怒，以越职言事、暗结朋党、离间君臣关系等莫须有罪名，把他贬至饶州（今江西鄙阳）。

范仲淹三遭贬，仕途坎坷，可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使其虽已年过半百，仍勇往直前。1040年，范仲淹出仕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领延州知府。为安定边疆，从长计议，又主动招抚宋夏交界的少数民族，对受战争损害的美族人民则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并加强宋和西夏的睦邻关系，终于使久受战乱的西北边陲安定下来。人们为此歌颂他，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弟首数百人，哭之如丧父”。

范仲淹曾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

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

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

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

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鸟，说对待生活只要求一个足以栖身的巢就够了，并不贪图富贵，但假若不能使天下人得到安乐，他自己也就无法安静。这确是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

如此一位不屈不挠、忧国忧民者，死后人们将其奉为“阴间阎王”，其中的道理也是最明了不过的。

除了上述中国四大阎王之外，在古典神怪小说《子不语》、《聊斋志异》中，冥王又有名为“冥府总政”、“李大王”与“素大王”的，这些“阎王”不过是民间某一地区的传说、作者的杜撰，远不及四大阎王的名字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