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苕溪诗优秀作品欣赏(咏不完的雨打芭蕉)
黄幻吾 《芭蕉樱桃图》 款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乍一看“粗枝大叶”的芭蕉虽然称不上是名花异草,却能令历代文人墨客着迷。
产于南方
北人视为奇草
在众多的花草树木中,芭蕉是颇为另类的一种。它“扶疏似树”,但“质则非木”。乍一看“粗枝大叶”,貌似“五大三粗”,细看则发现既有粗犷阳刚的一面,又有精致阴柔之美。它虽然称不上是名花异草,却能令历代文人墨客着迷,自古以来,有咏不完的“雨打芭蕉”,画不完的“芭蕉美人”“雪中芭蕉”……
芭蕉为芭蕉科芭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芭苴、甘蕉、天苴、绿天、扇子仙等,属于温热带植物,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最早详细记载芭蕉特征的是三国东吴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甘蕉,草类。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华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茎末百余子,大名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车毂。……此蕉有三种:一种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名牛乳蕉,味微减羊角蕉;一种蕉大如藕,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此外,晋代郭义恭的《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对芭蕉的自然属性、品种等都相当熟悉。
由于芭蕉产于南方,又是草本植物,北方种植不易,故被北方人视为“奇草”和“贡品”引入。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也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至南北朝时期,随着晋室东渡,芭蕉才逐渐进入文人的视野。谢灵运有《芭蕉》诗云:“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结核,敷华何由实。”徐摛《冬蕉卷心赋》云:“拔残心于孤翠,植晚玩于冬余。枝横风而碎色,叶渍雪而傍枯。”描写芭蕉在严寒中的形象。
南朝沈约有《咏甘蕉》诗及《修竹弹甘蕉文》各一篇。其诗云:“抽叶固盈丈,擢本信兼围。流甘掩椰实,弱缕冠絺衣。”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芭蕉的高大扶疏,似有赞美之意。但在《修竹弹甘蕉文》中,沈约又用拟人手法,指责甘蕉“出自药草,本无芬馥之香。柯条之任,非有松柏后凋之心”,一无所长。庾信的《拟连珠二十四》,也说“甘蕉自长,故知无节”。芭蕉空心却无节,与有节的竹子对比,是人格上“无节”的象征。
蕉竹相配园林中
清雅有荫脱俗尘
不过,后人对沈约和庾信贬低芭蕉的观点并不认同。北宋理学家张载有《芭蕉》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以芭蕉的“新心”“新枝”象征“新德”“新知”,体现了作者德知并进的人生追求。北宋狄遵度也有《咏芭蕉》诗云:“心尽腹亦空,况复霜雪苦。非无后凋意,柔脆不足御。”诗意明显为芭蕉“空心”和“无后凋意”辩护。此外,宋人韦骧还赞扬芭蕉中的红蕉“华丹天赋异,雕瘁岁寒深。”在他心目中,芭蕉甚至可以“夺兰荃誉”。
至明清时期,人们对芭蕉绿叶清新、不以花显的清雅之美更加认同,认为芭蕉与竹一样无尘俗味。如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蕉与竹令人韵。”因此,在园林种植中,蕉竹配植便成为最常见的组合,有“双清”之誉。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又说:“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画。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绿天’之号,洵不诬也。”
竹上可刻字,蕉上也可写字。自古以来,便有“蕉叶题字”、“蕉叶题诗”之事。李渔说:“竹上止可一书,不能削去再刻。蕉叶则随书随换,可以日变数题。尚有时不烦自洗,雨师代拭者。此天授名笺,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怀素书蕉”的故事,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如宋代《清异录》云:“怀素居零陵庵东郊,治芭蕉,亘带几数万,取叶代纸而书。号其所曰‘绿天’,庵曰‘种纸’。”李渔还赋诗一首曰:“万花题遍示无私,费尽春来笔墨资。独喜芭蕉容我俭,自舒晴叶待题诗。”
蕉入诗入画
雪中蕉引争议
虽然芭蕉称不上是名花异草,但在古代文人墨客心目中始终都占有一席之地。古代的咏芭蕉诗词,兴起于南北朝,繁盛于唐宋。据不完全统计,唐人诗词中以芭蕉为题材的有近20首,诗文中含有芭蕉意象的有100多篇。而在宋代诗词中,以芭蕉为题材的作品更多,意象更丰富。其中,“雨打芭蕉”“未展芭蕉”“蕉叶题诗”“芭蕉喻空”等已成为经典意象,历代诗人吟咏不绝。尤其是“雨打芭蕉”,最能诱发文人的创作冲动,成为寄托种种感情的载体。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李清照的《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郑板桥的《咏芭蕉》等均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绘画方面,自唐代起便出现以芭蕉为题材的作品,此后历代画家均喜欢这一题材,尤喜画“芭蕉美人”“芭蕉竹石”等题材。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王维违背常理在冰天雪地中画了一株长得郁郁葱葱的芭蕉,这株“雪中芭蕉”,后来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至今仍未停息。可惜此画早已亡佚,自宋代以后无人能目睹其真面目。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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