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后人（历史转折中的湖南人之陈天华）

陈天华一怒蹈海

陈天华（湖南新化）在排满革命、建立民主政体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进步主张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黄兴、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华兴会是陈天华和黄兴两人名字最后一字的组合，其意义正映了中华振兴的涵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天华当时在革命团体的重要位置。

陈天华少年壮志，对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十分痛恨，遇人称颂曾、左、彭、胡效力清廷，辄鄙弃不顾，相反地，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首领，却十分赞赏和崇拜。他16岁时，曾在一驿亭壁上挥笔题写了“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抒发了他澄清天下、救亡图存的志向。他的家族到陈天华这里已经是三代单传，他在26岁那年，有一个地方官员看上了他的才华，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于他，可他却引用霍去病名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私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这种言行与当年的谭嗣同，后来的赵尚志是何其相似。

保皇派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者乎?”梁启超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针对保皇派否定革命和恶毒攻击革命的言行，陈天华以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写道：“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我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从以上三人的言论分析，陈天华的言论高屋建瓴、一览众山，他站在王朝兴衰、历史更替、国家政权、人民利益的高度，痛斥了康梁二人陈旧腐朽的保皇观点，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条件。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鼓动家和宣传家，他所著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号角和警钟。

《警世钟》文势如千军万马，笔力似排山倒海，句句扑人胸腔，字字扣人心弦。他在引言中序诗云：“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猛回头》一书则直陈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局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书中共提出了10条救亡图存的革命主张，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并极力主张全体同胞“要用生命赴诸实施”，“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拒外族，复我衣裳”，“吐气扬眉，齐呼中华万岁”！《尾声》赋诗响遏行云：“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陈天华还有一部未能登载完毕的小说叫《狮子吼》，小说中通过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这应是陈天华一直在做的、最美丽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之梦，中华民族为有这样才华横溢、见识绝伦的先贤而感到无上光荣和骄傲。

在日本蹈海前，陈天华写下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万言《绝命书》。他想起父亲自幼年起就对他满怀殷切期望，也想到了陈家三代一脉单传，但他想更多的则是如何唤醒学界，再掀爱国热潮。他激昂地写道：“‘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再生之年矣。”并决绝地写道：“欲说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如此理论上和行动上的绝世之才，若不早逝，岂止是辛亥革命的顶梁柱，其风华直可逐追孙、黄、宋等人。

十二年后，时年十九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救国，写下了“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既表达了他对当年的蹈海英雄陈天华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景仰，也表明了他寻求真理，济世匡时的坚定信念。

杨承瓒绝学济世

杨度（湖南湘潭）的“帝王之学”师承晚清名士王闿运，所谓的“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如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之术。这种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的并不高明也不高深的理论，也是杨度后来帮助袁世凯鼓吹洪宪帝制的思想根源。杨度醒悟后，他将“帝王之学”改称“帝王之术”，意即帝王理论根本算不上一门学问，而只是一门不干实事，游说各色政客之间，以权谋取仕的“话术”、“人术”而已。

他一生从“帝制余孽”到秘密共产党员的奇特经历，其角色转换之多，跨度之大，是最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所赞誉，所津津乐道的。他怂恿和支持袁世凯称帝、从反对又到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李大钊、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充当杜月笙师爷、入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说明，一方面说明杨度一生都在谋求救国图存的良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刚愎自用，心胸芜杂，信仰缺失的迷茫和徘徊。

他曾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过数次辩论，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但被他拒绝。他表示：“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其意志倒是坚定不移的，只是其主张已与当时的革命志士们格格不入。以杨度的绝世才华，应不输于谭嗣同、黄兴、陈天华等人，但在见识和主张等方面却是相去甚远，这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政见相左、道路不同一言以蔽之的。

杨度流亡日本时作《湖南少年歌》，是他代表湖南青年对梁启超所作的《少年中国说》的呼应之作，也是《少年中国说的》姊妹篇。文章通篇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其中如“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诗句，在湖南的爱国青年和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鼓舞作用。《黄河》是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一首爱国歌曲，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杨度写的歌词：“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看似是一段平常的抒发豪情壮志的歌词，但实为青年杨度立志战斗的檄文和准备征战的号角。

杨度就是杨度，敢想敢说也敢做，据传《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等所谓的战斗檄文也为杨度主持的筹安会所编写，意在抨击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鼓吹和支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这样的战斗檄文不管它如何能自圆其说，诱教天下，却终将在杨度本来就毁誉参半的人生中留下更加不太光彩的一笔。

杨度一生才气纵横，著作甚丰，为各届人士撰写经典的楹联、挽联无数。在晚年的病榻上，他也为自己撰写了一幅挽联来总结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蔡松坡灭清反袁

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湖南邵阳）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1902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毕业回国后，他先后在江西随军学堂、广西新军、广西测绘学堂等处任职任教，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深受官兵敬佩，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蔡锷非常善于识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经过几年韬光养晦、藏器待时，在云南举兵护国讨袁，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在这次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思想主张、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等方面，蔡锷一生有过很多专门的论述，而且很多观点都十分深入精辟，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他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但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或许由于历史的局限，蔡锷虽冥思苦想终其一生，却未能做出完美解答。在军事方面，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他还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疲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现状，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这种观点与毛泽东后来创造的游击战术简直不谋而合、一脉相承。

蔡锷病逝后，孙中山为其赋挽联：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康有为挽：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袁世凯评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杨度是民国的楹联圣手，但他为蔡锷写的挽联可谓大煞风景，对蔡锷充满了成见，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他的下联完全是对蔡锷的成就唱反调，也是在为自己助袁世凯称帝的丑事辩解：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916年蔡锷病逝日本福冈，1917年魂归湖湘故里，北洋政府在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这无疑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作者：湖南肖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