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长城好去处（京城古迹居庸叠翠话雄关）

居庸关在历史上作为长城沿线的一座边塞山地兵城，其演变不仅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北京西北部的崇山峻岭是京城的自然屏障，而以此为依托建筑的居庸关恰是北京的门户，其雄险的地势以及在地理位置上与北京的逼近，决定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居庸关历史的兴衰，使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以来的风云变幻，和边塞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其中过街塔云台的建筑形制背后所蕴含的信息，也为元代北京历史的研究带来了更多参考。

居庸关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北京西有西山（太行山系），北有军都山（燕山山系）；太行南起黄河，沿山西河北交界逶迤北上，与东起渤海的燕山山脉相交于北京西部的关沟，形成了北京西部的天然屏障。两山相接处的关沟构成断裂带，即“陉”，居庸关所守即是太行第八陉，是蒙古高原、山西黄土高原通往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

关沟为两山夹峙的峡谷通道，中有一水，沿峡谷东侧，从北向南婉蜓而下。东西两山时趋时离，悬崖陡壁时陡时缓，两侧山岗层林密布，整个峡谷曲折幽深处处险阻，两壁窄处仅可通单车匹马，宽阔处可建关屯兵。整个关沟既可以是通途，也可以是绝谷。

坐落在关沟峡谷中的居庸关，地处绝险，历来是万里长城防线上重要的关隘之一。尽管其山高路险，极难通行，但由于地理位置适中，是古代内蒙古、大同、宣化等地往北京的首选通道，是中原及沿海通往西北内陆、蒙古草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居庸关春雪图，于志学 绘， 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

居庸关自古就有“绝险”、“天险”之称，关于其险要地形，历史书籍多有生动描述：

“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山自太行迤北至此，数百里不绝。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间为径者八，名之曰陉，居庸其第八陉也。”——《金史》

“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仅容轨。”——《水经注》

“居庸”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古籍《吕氏春秋》的《有始览·有始》篇，书中记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大汾、方城……居庸”。春秋战国时期，居庸关是燕国在北方设立的一座要塞，秦称“居庸塞”。

汉居庸关出使图（资料图）

元代，皇帝不习惯大都的炎热，北上避暑，居庸关成为皇帝往来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驻跸之地。在这一时期，居庸关的经济、文化和建筑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

作为御路，关沟峡谷40里的山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作为行宫，居庸关的建筑也有了一个空前的发展。当时，居庸关内建有花园、寺院和皇帝住宿的地方，并在峡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南口村处，北口即八达岭）建了两道大红门，作为居庸关的南北大门。

公元1342年，元顺帝命人在“南关红门之内”建过街塔一座，并在其北侧敕建大宝相永明寺。此后，皇帝每迁巡幸，则往往“驻跸于寺”。 作为驻跸之处，元代时居庸关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过街塔，有气势宏伟的永明寺、穹碑、花园、还有“旁舍棋布”的房舍和皇帝及随从人员居住的宫室建筑，这些建筑与峰峦、山川、树木互相辉映，形成元时居庸关盛极一时的风貌。

元至正二年（1342），顺帝根据藏传佛教习惯，命人在当时的居庸关南建造过街塔，以供过往僧人或信徒等礼佛之便，至正五年建成。熊梦祥《析津志》载，“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

云台位于如今居庸关关城的中心位置，是我国现存过街塔中建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一座，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建筑高大雄伟，上面密布的高浮砖雕圆润流畅，造型别致，是一座巨型的石雕艺术品，也是现存元代雕刻艺术和建筑技术的优秀代表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居庸关云台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源：《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桥塔》）

这座过街塔在元代位于居庸关关城（今上关）之南，明景泰六年（1455）在旧关南八里之长坡店建新关城，即现在的居庸关，过街塔也才被围在新关城内。元人所称“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是墩台上建有三塔，塔下为矩形平面的墩台，中间辟门洞，以通南北大道，因此称为过街塔。台上三座喇嘛塔大约在明初毁去，台上另建佛殿，中经明正统八年（1443）重修佛祠为毗卢遮那佛殿，又毁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于塔毁后建殿，明以后多称它为“石台”“石阁”或“云台”，并把“云阁石台”列为“居庸八景”之一，所以居庸关过街塔的基座后来又称居庸关云台。

券门砖雕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云台的雕刻集中在券门和券洞内，券门成圭形，其形式是宋元以前城关门洞的常用建筑做法。券顶正中刻五个曼荼罗图样，两斜顶刻十佛。这些雕刻可以代表元代皇室工程石雕精品。券门两旁刻交叉金刚杵及狮、象、卷叶花、大龙神等图案，正中门额上刻金翅鸟王。券洞内两侧刻有四大天王，神情雄劲飞动，并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汉文和西夏文六种文字的《如来心经陀罗尼》和《佛顶尊胜陀罗尼》以及咒语，多种文字同时刻在一起，在我国古代石刻中仅此一例，这也是我国元代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往来的真实写照。云台并刻有《造塔功德经》，末尾有：“至正五年岁次乙酉九月”的题记。

这座过街塔当时最负盛名，著名文士欧阳玄撰《过街塔铭》，称它“为西域浮图，下通行人”。元百招长老有诗云：

“驱车荦确上居庸，古涧流泉拂晓风。当道朱扉司管钥，过街白塔耸穹窿。”

法海寺在香山之南，香山通八大处马路的西边不远。一个很小的山寺，谁也不会上那里去游览的。寺的本身在山坡上，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山坡底下。坐汽车走过那一带的人，怕绝对不会看见法海寺门一类无关轻重的东西的。骑驴或走路的人，也很难得注意到在山谷碎石堆里那一点小建筑物。尤其是由远处看，它的颜色和背景非常相似。因此看见过法海寺门的人我敢相信一定不多。

特别留意到这寺门的人，却必定有。因为这寺门的形式是与寻常的极不相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

……

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它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相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的，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个发现。虽然在《日下旧闻考》里法海寺只占了两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轻淡的“门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关原状的立脚点看来，却要算个重要的材料了。

——《平郊建筑杂录》

林徽因、梁思成所著《平郊建筑杂录》中记载了北法海寺门塔的形制，并认为这一发现对居庸关过街塔原貌的考证可以起到重要参考作用。后来，宿白先生在《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中绘制了居庸关过街塔的复原示意图，又提到了彰义门、南口和卢沟桥的过街塔。而后，曹汛先生对资料中所见过的过街塔和过门塔进行了梳理，虽然其中很多都已在历史中消失，却仍藉由文字流传了下来，这里我们只介绍较为知名的几处。

宿白先生绘制的居庸关过街塔复原示意图 （图片来源：《藏传佛教过街塔和门塔》，作者曹汛）

藏传佛教过街塔和过门塔始见于元代，发祥于西藏地区，门上的塔一律为覆钵式喇嘛塔，是元代藏传佛教的一个独特创造。元初已开始传入大都，又传入其他地区，明清两代仍有不少建造。过街塔之传入内地见于记载者，以元大都南城彰义门塔为最早。彰义门为元代南城即金中都旧城西壁北侧城门，遗址在明清南城广安门外。元大都建成后，南城依然繁盛，南来大都者多取道南城彰义门。元人欧阳玄讽彰义门过街塔为名利关，有诗云:

“蓟门城头过街塔，一一行人通窦间。今朝送客又还人，那忍更投名利关。”

《元史·顺帝纪四》记载:“至正十四年(1354)夏四月，造过街塔于卢沟桥前，命有司给物色人匠……以御史大夫也先不花督之。”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三载：“元至正十四年四月造过街塔于卢沟桥。考按过街塔在西直门外迤西四十里，距卢沟桥十余里，今尚存。”吴长元这一条记载，全出自《日下旧闻考》卷九二，是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成书时卢沟桥过街塔尚存。按《日下旧闻考》所记方位，是在卢沟桥东北十余里，正是南来入京的孔道上。

颐和园四大部洲四座过门塔 （图片来源：海淀宣传）

颐和园后山须弥灵境主殿香岩宗乘之阁前建有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四大部洲以四座过门塔为代表，是四座以砖石筑的覆钵式塔，四塔分别用四种颜色代表佛教的“四智”，并分别冠以北俱庐洲、南瞻部洲、东胜神州和西牛贺州之名。塔的下面是一个方形台座，南北两面开圆洞门，游人和香客可从门洞内穿过，正是过门塔的传统做法。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在咸丰十年（1860）与畅春园、圆明园等一起被英法侵略军焚毁，这四座过门塔是幸存的劫余之物，造型精美独特，被人们称为红、白、黑、绿四塔，今天去颐和园后山仍可得见。

[1]北京古建研究所.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桥塔[M].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

[2]曹汛.藏传佛教过街塔和门塔[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09(00):18-36.

[3]张曦沐. 明长城居庸关研究[D].天津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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