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高晓松别哭我最爱的人（高晓松老狼宋柯小柯沈黎晖黄晓茂）

文 / 王海璐 图 / 尹夕远 编辑 /卜昌炯

在乐坛深耕近20年的宋柯，2012年时走了一会儿神。他辞掉太合麦田CEO的职位，转而开了家烤鸭店。后来，这成了他人生中非常著名的一段经历。很多人可能无法清楚地说出他待过哪些公司、出过哪些唱片、签过哪些歌手，却知道他曾经卖过烤鸭。

他的这段经历被搭档高晓松解读为以退为进。“那是我们做的一个局。我们要收购很多家唱片公司，但收购公司总得开价钱吧，我就说我们先给全行业泼泼冷水，宋柯就到处说去卖烤鸭了。结果舆论一下就炸开了，说音乐行业已死，然后价钱都下去了。”高晓松曾多次向媒体传达这样一个讯息。

▵阿里音乐CEO宋柯

对此，宋柯并不认可。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很快就停止了卖烤鸭，和高晓松一起加盟恒大音乐，收购了多个估值一路下滑的唱片公司，3年后又与高晓松一起转会阿里音乐。

看起来，卖烤鸭就像是宋柯漫长而坚固的音乐生涯中一次短暂的“婚外情”，故事的重点不是他的烤鸭有什么与众不同，而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音乐。

与老友高晓松一起。入职恒大音乐之前，高晓松忙着拍电影、执导广告、写书、担任电视节目评委，一度还因酒驾入狱。让他扬名立万的音乐，更像是副业，偶尔才与他发生一次关系。

促使宋柯、高晓松回归的内因，自然是他们对音乐的初心，外因则是资本的诱惑及国内音乐市场似乎有了转暖的迹象。

在宋柯高喊“唱片已死”后的4年里，音乐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电视真人秀、APP、音乐节、手机直播等方式，以及各路资本的包装下，找到了新的生存途径。而2015年7月“最严版权令”的出台，迫使曾经混乱的音乐市场朝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运行。

如果说互联网对传统唱片产业的绞杀是一场革命的话，接下来，它正试图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音乐重焕生机。

“所有资金都知道这是探底行业，抄底来了。”高晓松对《博客天下》说，他庆幸自己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上一代比较倒霉，苦熬了那么多年，最后春天来了他们老了。我们虽然牺牲了十几年没发财的青春，但是我们等到了这时候。”

老男人，新征程

宋柯的办公室位于北京通惠河南岸，15平米方方正正，里面摆着一套茶桌椅，是李连杰留下的。这里曾经是李连杰的工作室。

去年7月，他和高晓松一起加盟阿里音乐，高任董事长，他任CEO。之后，他们又找来何炅担任CCO（首席内容官）。3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但高晓松和何炅并不常出现。

▵阿里音乐CCO何炅

自不久前推出阿里音乐成立以来的第一件产品阿里星球后，宋柯一直没有闲下来。但只要聊到新产品，他就会兴奋地滔滔不绝。

“有时候我们想得过于理想化了，过于繁琐，或是呈现出来不好看，产品（部门）也会有一些要求。”宋柯告诉《博客天下》。采访之前，他刚刚和产品部门开过会。宋柯是学环境工程的，也懂一些基础编程，上学时曾给大四的女朋友用代码写出一只大熊猫。

“虽然纯技术开发，我是差不少，他们说的术语我都不懂，但产品方面，我还是懂的。”他说。

宋柯喜欢和工程师打交道。从音乐公司到互联网公司，他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管理起来更有效率了。在音乐行业，“不光歌手，整个生产环节这一系列人，都是很艺术家的。跟艺术家聊天，有时候不是理性思维可以解决的”。

▵宋柯

互联网公司虽然工作强度大了，内容、产品、市场、版权都要操心，但“人的因素少了”。这让更习惯理性思维的宋柯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阿里音乐成立一年，在庞大的阿里体系中更像是一支独立的创业军团。受互联网公司氛围的感染，宋柯和高晓松把自己比作阿里音乐的“老小二”，带领以产品和技术为核心的400多个年轻小二，一半“997”，另一半“996”——即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一周工作7天或6天。

奋斗的动力很难简单归结于改造行业的梦想、大企业的荣誉感或是股权激励。“大家像都疯了一样，感觉到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新鲜感，所以就特别兴奋，狂干。”高晓松说。

▵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

第一次担任董事长的他开始兴致勃勃地学习管理。“我们以前就是，哥几个跟我上，没事时不用上班，有事谁都不许走。（现在）从梁山变成官军了。”

他和马云是相识十多年的朋友。2014年，高晓松在杭州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时，与宋柯一起在马云的太极禅院和马云有过一次畅谈。这最终促成了他们后来的合作。

当时阿里先后收购了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正逐渐将版图拓展至音乐领域。播放器虽然是高频又受欢迎的产品，但结构单一，留给商业变现的想象力极为有限。高晓松看透了这一点，建议马云打造一款覆盖全产业的平台型产品。尽管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并不清晰，马云还是被说服了，遂邀二人加入。高晓松开了一个条件：“我们来肯定是要独立出来。我们来不是来做员工的，而是来做股东的。”

加盟阿里音乐后，高晓松和宋柯想到了一个人——在娱乐圈人缘奇好的何炅，有意拉他入伙。时值2015年乌镇戏剧节，他们约在黄磊的“似水年华”红酒坊见面，宋柯和高晓松前后两天分别来。

宋柯点了一杯热水，跟何炅从中午一直聊到太阳下山，目的在于“攻心”。“老宋说，我想不出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把整个圈子盘活，这个职位（首席内容官）你来就有，如果你来不了，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消化掉。”何炅向《博客天下》回忆。

高晓松点了一杯红酒，和何炅喝了一晚上，聊“诗和远方”，也关注现实。“他说我不知道为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出现利益。我们现在很多音乐人特别辛苦，自己在那挣扎,我们要把更多的人聚在一起，用更小的力量做有更大power的事情。”何炅转述高晓松当时的话。

经过两轮游说，何炅答应了下来。身为主持人，他这些年和音乐圈一直保持频繁的联系。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出了《可以爱》《漫游》《自己》等多张专辑。

2014年那场高晓松作品音乐会上，歌手老狼跟着高晓松巡回了3个城市。后来被许巍重新编曲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就是老狼——在巡演期间，他和谭维维第一次对唱了这首歌。

那时的老狼尚处于沉寂期。直到一年多后参演第4季《我是歌手》，他才重归公众视野。在传统唱片产业陷入低谷时，一些新兴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承担起了复活过气歌手或推出新人的任务。

“老狼就是一个不会被时代改变的人，你看见他，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是我们还要回去的地方。”高晓松说。

▵歌手老狼

小柯错过了在高晓松音乐会上演唱《冬季校园》的机会。他当时已经在798开了小柯剧场，新戏《等你爱我》正在上演。小柯为了这部探讨都市爱情观的音乐剧创作了20多首歌曲，这也是他痴迷做音乐剧的重要原因。“音乐剧的信息负载量远远超于一首歌，你的表达会更充分。”他对《博客天下》说。

宋柯曾经在小柯剧场看过一场小柯的戏。后来两个人在一次会议上碰面时谈起，宋柯说戏很好，“看完我都谈恋爱了”。

这两年，小柯剧场知名度越来越高，剧场体量有限，演出的场次和观众人数都快达到饱和，但同时也开始出现瓶颈，若要寻求突破，就得开新剧场。成本上升了，风险就会随之增加。小柯不得不慎重考虑接下来的抉择。

▵音乐人小柯

1997年成立的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堪称独门独派，近几年，在一轮又一轮风险资本的介入下，业务线不断延伸，旗下“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眼下差不多是它最好的时光。

老板沈黎晖与主流音乐圈及圈中老炮们的交集也随之增多。不久前他被高晓松、宋柯请到了推广阿里音乐新产品的Party上。沈黎晖坐在门口，后来“他们发现我了，我被拉过去走不了，里边全是刘欢啊，那一帮老同志”。

宋柯、高晓松、小柯、老狼和沈黎晖，都是唱片时代的老音乐人，他们之间最大的年龄差不过6岁。在音乐这条道路上，他们角色各异，或是创作者，或是歌手，或是商人，但大致有相同的曲线：都在唱片产业遭遇重挫时受到冲击，如今又借助新的渠道，走上个人音乐事业的高地。

同学少年都不贱

后来回忆起来，何炅和老狼、高晓松是在同一台晚会上出道的。

199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大学生毕业晚会，何炅上台表演了小品《幸福鞋垫》。小品演完，下一个节目就是《同桌的你》。观众席中搭一个高台，老狼就坐在上面，穿着白衬衫、牛仔裤，抱一把吉他对口型唱“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这一年何炅大二，校园广播站每天循环播放一张叫《校园民谣》的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何炅都能唱出来。

在那个行业刚刚起步，商场的音像柜台上还只能找到几十张唱片的年代，《校园民谣》一问世就成了爆款。《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更成了现象级的单品。

高晓松回忆，年少成名的他和老狼当时特膨胀，去参加颁奖典礼在台下议论：“这要是得第二，咱可不上台啊。”

从某种程度上说，“校园民谣”其实是被中国音乐人包装出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音乐谱系中，民谣作为独立的乐种，并不存在校园与非校园之分。

1992年，香港著名词人刘卓辉在内地创办第一家体制外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邀请内地制作人黄小茂加盟，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定位为“城市民谣”的艾敬的《我的1997》。在那个谈论“我们”的年代，这张以个体的“我”为叙述主体的专辑大获成功。黄小茂看到了民谣的可能性，趁热打铁推出《校园民谣》。

范围划定在校园，是因为当时校园文化正开始形成气候。流行歌曲传入内地，高校中开始有人弹吉他、写诗、搞行为艺术。学生们怀着浪漫主义情怀，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黄小茂从全国各大高校征集原创歌曲，最后在一大堆水准参差不齐的小样中挑选出十几首闪闪发光的作品。

这些歌大部分制作条件简陋。“可能就一把破箱琴，一个板砖录音机，质量很差，节奏也不对。虽然很糟糕，但是很多东西都能触动你的内心。”黄小茂告诉《博客天下》。

北京南礼士路原广电部的录音棚门口，中国最早的一批原创民谣音乐人第一次被黄小茂叫到一起试音。高晓松、老狼、郁冬、金立……大部分人第一次见黄小茂，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大帮洋溢着荷尔蒙气息的年轻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嘻嘻哈哈，阳光灿烂，面对着车来车往的大马路。

黄小茂把他们叫过来，最初仅仅希望通过试音，把歌曲的DEMO重新进行整理。但试音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能力就展现出来了。他最终决定让他们自己演唱，“歌是他们自己写的，如果他们有能力表达，那个表达是最准确了”。

表达不好的，比如高晓松节奏感、表现力很难达到专业歌手的水准，他的歌就都由老狼代替了。

老狼曾经被黄小茂安排去接来录音的乐手，帮忙拿琴。导致很多人第一次见老狼，都把他当成了录音助理。

当时音乐人还不被看作能提供稳定收入的职业，老狼曾问黄小茂，能不能来大地“当个企划什么的”。黄小茂反问：你想不想当歌手？老狼这才成了大地唱片的签约歌手。

在黄小茂心中，老狼是非常特别的歌者，虽然不自己创作，但他的歌仿佛就是他的表达。这些年音乐行业早已面目全非，老狼则似乎静止在那个时代。

《我是歌手》邀请老狼上节目时，黄小茂明确表示不支持。“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能够做到从逆光中走出来，停顿多少秒，右手扶胸……这一切你能做到吗？”每一个节目都有它的形式感，而老狼学不会矫饰、造作，他很难配合。

《青春无悔》正式进录音棚前，小样是在小柯家里完成的。当时的小柯迷恋爵士乐，刚刚开始用电脑编曲。高晓松欣赏小柯的音乐，便请他为《青春无悔》编曲。

白塔寺附近一个胡同里，小柯的家是个独门独院。有一段时间，高晓松几乎每天都过来。写完歌拿过来，弹着吉他哼唱，小柯就给整理谱子，编成和声。

老狼、叶蓓都曾去小柯家录歌。一间小屋，堆一堆设备，电脑、音源、音序器、键盘和钢琴。小柯置一个话筒在老狼面前，按一下键盘开始放音乐，老狼就开始唱。

有一天，高晓松领来一个歌手，说特牛，让小柯听他唱歌。小柯听了说挺好，这个歌手就是朴树。当时朴树背着一把吉他，四处找唱片公司希望签约。

“他唱歌声音小，也不太说话。别人听了两三首就给他打发走了。高晓松听他的歌说好。”老狼回忆。

在麦田音乐成立之前，高晓松曾经把朴树和小柯都推荐给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红星生产社。红星签了小柯，拒绝了朴树。后来朴树和麦田合作了十几年。

最后的红利期

宋柯做音乐公司的梦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四毕业前的一次酒后狂言。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理想，有人说要开律师事务所，有人要开建筑师事务所，宋柯说要开一家唱片公司，“所有人都问我唱片公司是什么”。

但作为清华环境工程系的才子，宋柯还是一毕业就去了化工厂做助理工程师，随后出国深造，做过一段时间珠宝生意。1996年，宋柯回国，出于对音乐的初心未泯加上清华校友高晓松的撺掇，成立了麦田音乐。

宋柯比高晓松早几届，大学期间组乐队，还拿过首都高校音乐比赛的亚军。1988年高晓松入学时，宋柯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他大三时创作的歌曲《一走了之》几乎被学弟学妹们当做校歌传唱。“我们都以跟宋柯喝酒吃涮羊肉为荣。”高晓松说。

创立麦田音乐，宋柯最初并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我们那个时候对公司怎么发展没有太明确的预期，只希望能够做一家中国的唱片公司，能做出十张唱片、影响一两代人就足够了。”宋柯回忆。

麦田当时确实做了一些影响很大的专辑，比如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和朴树的《我去2000年》。

上世纪90年代，主流音乐媒体兴起做音乐排行榜的风潮，高晓松记得，当时麦田的企宣每周都会买一份《音乐生活报》，这份报纸专门有一版总结各大排行榜的榜单，凡是公司艺人的歌曲上榜了，就用红笔标示出来。《青春无悔》一张专辑10首歌，最后发现每首歌都在不同的排行榜上打榜。

虽然音乐品质不差，但麦田的经营算不上成功。正版大卖，盗版卖得更多。麦田是小公司，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连年亏损。最困难的时候，麦田曾经有3个月发不出工资，全靠宋柯打麻将赢的钱维持。

和麦田同期，大量的音乐公司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行业的洗牌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曾经发行《校园民谣》专辑的大地唱片在1994年转卖，大地当时的音乐制作部主任黄小茂独立出来做了风行唱片。老狼后来也追随黄小茂去了风行，推出第一张专辑《恋恋风尘》。

摩登天空也是同一批起步的唱片公司之一。创始人沈黎晖兼任摇滚乐队“清醒”的主唱，创立摩登天空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乐队出一张专辑。但商业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问题，和麦田相似，摩登天空曾负债300多万元，公司只剩下两三个人。

黄小茂告诉《博客天下》，最早做唱片公司的商人大多都凭着一腔热血，至于赚钱，行业才刚刚起步，“就算做得再成功，回报都是非常糟糕的，没有人对那个市场有概念”。

2000年，华纳唱片宣布在中国成立分公司，做了10年华纳版权代理的许晓峰被任命为总负责人。宋柯和许晓峰在酒吧喝酒时认识，当时麦田的资金链断裂，为了缓解账上的燃眉之急，他找到许晓峰“求购”。

“说投了些钱，可能也亏了些钱，能不能运作一下，把这点钱找补回来。我一看反正也不多嘛，就买了。”许晓峰向《博客天下》回忆。

北大毕业的许晓峰和宋柯同一届，也组过乐队。宋柯获得首都高校音乐比赛亚军那一次，许晓峰曾入围，他们的乐队是当时北大的冠军，但到了全市比赛没进前十。“清华的同学很会唱歌，北大的同学唱歌基本上都是愤世嫉俗，表达不满。到了评比的时候，歌词都有问题。”

许晓峰当时代表华纳中国收购了两个音乐厂牌，宋柯的麦田音乐，以及汪峰、崔健的经纪公司“普涞文化”。

宋柯加入华纳不久后，小柯也和经纪人一起短暂开过唱片公司“钛友文化”。他在这家公司签下歌手王筝、曹芳，制作了两人的首张专辑《春风》和《黑色香水》。两张专辑的口碑都不错，《春分》还曾一度蝉联全国各大排行榜冠军。

虽然表面上光辉无限，但公司经营举步维艰。“当初不会管的时候太乱了，烂摊子收拾不了，乱到没账，税交多少都不知道，其实一分钱都不用交，因为都是在赔钱，但是你没法告诉别人你在赔钱。财务报表什么都没有。”小柯说。

后来朋友看不下去了，给他报名了MBA课程，学费好几万，说你不能这么干了，去上课吧。小柯上了课，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关了公司。“不明白时候还跃跃欲试，真正明白时候，发现都不行。”

“不行”的一部原因是销售分配无法回馈创作者。“创作者是行业的源头，而源头变成雨的时候浇不到这些人身上。”

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个人。“你对价格没有概念。因为音乐写得好赚钱也很容易，来了咱就花，没了咱就借。我可能具备经商的思路，但我不具备经商的能力和耐性。”

公司关了，但开唱片公司的经验后来被小柯运用在小柯剧场的经营上。2007年，小柯写了第一部戏，演了4年才收回成本。他后来做财务分析，发现不停转场消耗了大量成本，于是在2012年成立小柯剧场。

小柯剧场第一年，为了寻找内容和商业上的平衡做过各种尝试。话剧、演唱会，甚至京剧都做过。最后终于找准了方向——音乐剧：主题不能离普通人太远，可以是爱情，或是2015年的股市；以耳熟能详的歌曲作为每部戏的名字；故事主要描述当下，偶尔加一些搞笑的段子，但不能媚俗。

小柯正在学习正面应对商业。他发现，“实际上到最后商业特别有用，它可以数据分析，精算找出问题，让你的前途比较有目的，而不是怨天尤人。其实好多搞艺术的人都喜欢怨天尤人，这是个很懦弱的做法。”

老狼曾经在小柯出国期间代替他演过10场戏。腼腆的老狼演起戏来却觉得挺过瘾，“我坐底下看觉得特别做作，但自己演还挺high的”。在老狼看来，小柯不算是成功的音乐商人，但他的音乐和戏剧一样接地气，这样就容易有市场、受欢迎。

麦田样本

在小柯看来，宋柯是音乐行业公认的理智而精明的老板，“一直在融资，很会经营”。

在华纳时期，宋柯有个理论：“艺人是产品，通过努力造出来的。”因此，保持曝光率、维护粉丝是艺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要接受采访，参加电视节目，每天有新话题给媒体。

老狼曾多次以“怕寒碜”为理由拒绝上媒体，还曾多次和宋柯发生争执。

2005年，老狼为拍摄专辑《晴朗》的封面去西藏，途中和朋友一道爬了一趟珠穆朗玛峰。珠峰6000米以上信号不通，老狼在山上一周，下山时，联络人让他赶紧给内地报平安，因为媒体已经传说他失踪很多天了。

“后来我跟宋柯吵架，我说你明明知道别人在以讹传讹，为什么不出来辟谣？”老狼说。

宋柯的回答透露着商人的冷静和机智：“你先想想你多少年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了，现在说你重新要出唱片，可能公众都把你给忘了。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别人一下子能把你想起。”

后来老狼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公司在他上山期间接了一场商演，因为联系不到他而错过了演出时间。为了给演出商一个交代，就说西藏大雪封山，交通阻断，老狼回不来了。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大，传成了老狼失联。

尽管事出有因，老狼仍对宋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错就错的态度耿耿于怀。“借机炒作一下，我觉得特别傻。”

在华纳时期，老狼还不是最“麻烦”的艺人，宋柯还有另外一位合作多年的艺人朴树。

演出前和乐队一起排练，朴树要求一个和声都不能改，每个音都必须像他想象的那样出现。发现不对，朴树会停下来要求重来一次。如果排练不愉快影响到情绪，宋柯就得在中间做“心理疏导”。

有时公司为了平衡合作方的需求也会干预创作。“如果按小朴性格就算了不干了，宋柯就能让他把事做完。”老狼回忆。

某种程度上，老狼也能够理解老板宋柯的难处：“有时候你是需要为资本服务的，因为别人花费金钱做的专辑，有时候你需要妥协。我们都不是特别职业的艺人，香港和台湾的艺人就很配合。”

2004年，彩铃横空出世。中国音乐行业经历第一轮资本盛宴。许多音乐公司转行做彩铃，推出市场化订制音乐。许晓峰记得，那时候一家彩铃公司，最多一晚上编出了10首彩铃歌曲。

民谣独立厂牌十三月的前身就是彩铃公司。创始人卢中强曾在华纳参与老狼《晴朗》和戴军《阿莲2004》专辑的制作，在这一轮资本中，他拿到了IDG的投资，离开华纳成立了一家彩铃公司。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卖得最火的两首歌，《我要五百万》和《干了就分手》。

“那个时候最屌丝的一面产生了，音乐变成一个审丑的时代。不叫写歌，大家都在研发歌曲。那一轮资本之前音乐还是有一些想象力、创新空间和精英意识的。”卢中强回忆。

这一轮资本盛宴中，宋柯拿到了太合地产的投资，离开华纳创立太合麦田。在太合麦田的8年，宋柯最有成就感的两件事是签下了超女李宇春，以及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3年的数字版权。

《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是彩铃风口爆发的产品。2004年，这首歌在中国街头巷尾的流行程度不亚于当年《同桌的你》。这张专辑的数字版权为太合麦田带来了2000万元的收入。宋柯一直认为，如果不是SP通过隐瞒下载数字赚走了唱片公司的利润分成，他的获利应该有一个亿。

内容方无法从销售收入中获得应有的分成比例，导致上游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在面对渠道谈判时陷入被动。看到这个似乎无解的死循环后，宋柯对行业表现出明确的失望。

2012年，宋柯宣称“唱片已死”，离开太合麦田，在CBD开了一家烤鸭店。

小柯曾经和流行音乐协会的朋友约在宋柯的烤鸭店见面。宋柯在场作陪，一帮音乐圈的人喝酒说笑，天南海北地聊，就是绝口不提音乐。

小柯问宋柯烤鸭店的顾客构成，得知写字楼里的白领是主流人群，放了心：大楼不倒，烤鸭店应该也不会倒吧。

烤鸭店后来还是关门了，但还没等到关门，宋柯就宣布回归了。2012年底，他和高晓松宣布加入恒大音乐，宋柯任董事长，高晓松做音乐总监。

沈黎晖也曾多次光顾宋柯的烤鸭店。每次过去吃饭，都是宋柯买单。他调侃这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唱片已死与烤鸭已死其实是一个道理，“那是他自己不干了，说唱片已死。他不干烤鸭店，怎么不说烤鸭已死啊？”

盗版和正版一起死了

麦田成立之初，高晓松和宋柯曾经做过统计，当时中国的地面盗版占大概90%的市场，音乐公司靠卖版权只能分得10%的利润。《校园民谣》、《青春无悔》都没怎么赚到钱，因为大家都在卖盗版。麦田发行朴树的专辑《我去2000年》，收集到的盗版卡带有50多种。

“整个外部市场卖的都不是你的东西，你的东西直接被零售商经销商打包退回来。”黄小茂说。

许晓峰曾经组织过一个唱片公司联盟，带领警方去音像大厦查盗版。但最后没有任何效果，他还接到了盗版商的恐吓电话。

刘欢发行专辑《好风长吟》后不久发现被盗版了，怒气冲冲地找高晓松一同去找有关部门“申诉”。两个人从广电部门找到文化部门，又从文化部门找到新闻出版部门。“我跟刘欢，俩大脸，从看门的开始问，问来问去，都说没人管，流行音乐不知道。”高晓松回忆。

最后，新闻出版部门愿意留下盗版专辑酌情处理，但话说得很明白：“我们没有执法队，也没有罚款权，能怎么处理？”

高晓松回忆，虽然当时唱片公司只有10%的利润空间，但仍能勉强生存。更大的麻烦在后面。

2000年后，互联网开始普及。“就在几年前，人民大众还在攒早餐钱去买一张卡带、买一张唱片，觉得自己很快乐，突然间就说你们音乐为什么要钱，音乐就应该免费。”

正版和盗版一起死了。因为盗版也有两块钱的印刷成本，而正版唱片还要摊上五六块钱的制作费用。

“大家都死了，死在沙滩上，旁边躺着盗版，互相看看说，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大家全死了。”高晓松调侃。

唱片公司开始面临大量的人才流失，坚持做音乐的人基本上全凭热爱。“大家在录音棚里高呼，为盗版商努力工作啊。那已经不是个行业，互联网盗版简直就是涸泽而渔。”

高晓松和宋柯在华纳的时期，唱片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矛盾逐渐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他俩去找互联网公司谈判。“你们花几千万公关费打压我们，我们要的版权费其实比你们给的公关费要低，你们为什么一分钱版权费都不给我们呢？”对方的回答很干脆：“你懂什么互联网经济。”

高晓松至今为此感到不平。“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原罪不比房地产公司差。”

2015年7月，“最严版权法”颁布后，包括阿里音乐旗下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在内的多家在线音乐平台都宣布下架了没有版权的歌曲。如今在虾米音乐上，已经搜索不到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因为这张专辑授权给了另一家服务商。

“说明我们正版化的决心啊。连董事长的歌都没有，这态表的。”高晓松说，“忍了十几年我是内容提供方，收不到钱。突然内容能收到钱的时候，我变成给钱的了。”

再出发

2015年乌镇戏剧节，宋柯见完何炅，当晚就赶飞机回杭州开会。高晓松留了下来，一连看了好几天戏。

史航是同高晓松一起看戏的朋友之一。他与高晓松认识十余年，评价如今的高晓松是“特别身段灵活的商人”，谈钱不失风度，有幽默感。

一个佐证就是，在《奇葩说》中，蔡康永从来不打广告，而高晓松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打广告。

“阿里音乐、阿里星球，我们未来做各种事情，你现在困难我们就能解决。”史航随口就能复述几句高晓松在节目中常念叨的广告“台词”。

高晓松在节目中常摇着一把标志性的扇子，扇面上写着4个大字——晓松奇谈。他跟助理说，要再做一把写有“阿里星球”的扇子，在《晓松奇谈》里面举着。

史航曾邀请高晓松为他的一档直播节目拍宣传片，被高晓松当场拒绝。“他说哥你得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平台正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绝对没有办法帮你站台。但我特别欢迎你做完这事之后，来我们这里。”理由充分，言辞合理。史航欣然接受。“他在这方面就是‘立场坚定斗志强’。”

史航与高晓松第一次见面是在10年前二人共同录制的一档谈话节目中。五六个嘉宾坐在化妆间寒暄，跟谁都不熟的高晓松突然语出惊人：“哎，哥几个，咱们多少钱？”

一群知识分子，当着节目组工作人员的面，大眼瞪小眼，“我们觉得特别尴尬。”史航告诉《博客天下》。

“这多少钱得说清楚，”高晓松还在继续，“钱少了咱不能干，钱少了咱得闹杵。”闹杵是北京话，意思是要钱，讨劳务费。

高晓松后来真去和节目组“闹杵”了。回来跟大家开玩笑：“看你们这帮知识分子，我闹杵的时候没有人跟着，真等着我闹来杵了，你们肯定也都拿着。”

这一闹，史航对高晓松印象特别好。“你明明也是个读书人，可你又是个江湖人的样子，好像我们跟你在一起，我们很伪君子。”

史航回忆，那个时候的高晓松是“沸沸扬扬的”，难得的率真、放松。“晓松好玩就好玩在，他不要绷着面子，别来这套假正经的东西。而且他觉得我跟你不熟，但这个事我觉得应该这么弄也得这么弄。不是说咱们哥几个特别熟，所以我炸着胆子。任性，但不搞阴谋。”

上任阿里音乐董事长以来，高晓松一直积极地探索商业。在老狼看来，高晓松和宋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宋柯比较理性地面对社会的规则，遵循这个规则。高晓松很多主意，有些靠谱有些不靠谱。”

何炅曾目睹过一次高晓松和宋柯的争吵。一天晚上，何炅和高晓松去一家餐厅找宋柯，谈论一款产品的方向。在“自己干”还是“和别人一起干”的问题上，宋柯和高晓松各执一词。宋柯主张直奔目的，对于渠道不要做任何妥协。高晓松却坚持“做事情就是要借力，一定要拉着伙伴们一起”。

争吵前，宋柯刚刚结束同一个合作方的饭局。面对着一桌别人吃剩下的残羹冷炙，高晓松和宋柯拍桌子大吵了一个小时。回过神来的时候，宋柯赶紧安慰何炅：“老何你别害怕，如果每个人想的都一样，那就没必要做团队了。”

今年5月，阿里音乐召开新产品发布会，高晓松、宋柯、何炅穿着白色的宇航服，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场太空舞。时值夏至前夕，脱下宇航服的头盔时，3个人已经大汗淋漓。

观众中坐着两人二十多年来的好友，BMG、环球等唱片公司的老总，以及黄渤、蔡康永、郭德纲、林允儿等众多娱乐圈明星。发布会结束后，媒体几乎一致用“星光璀璨”形容那场发布会阵容。同样一致的，还有对这场发布会的主角“阿里星球”的吐槽。

一部分指责围绕着产品包罗万象的属性，“入口复杂、操作不便，逻辑不清”。另一部分，出于对天天动听用户的声援。“阿里星球”并非独立开发的产品，而是在拥有亿级用户的“天天动听”APP基础上升级完成。这一做法被很多人视作没有充分尊重用户的选择权，使天天动听成为了商业力量博弈下的牺牲品。

“反正总得改一个。”采访中，宋柯这样向《博客天下》解释，“阿里做两个性能相同的播放器没有太大必要。虾米未来承载播放器领域比较好，满足大家对于听歌的需求。天天，从用户的转化讲，比较合适（改）。”

高晓松曾有一个“门客”理论。“做门客有个好处，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就是随便说，公子听完，出去跟皇上说，说错了皇上把他斩了，我再去别人家当门客。公子说对了，皇上高兴了，公子升官了，回来赏我，美酒美姬。我就说话就完了，但是我不尽义，就是我不殉葬，不陪你一起。”

当上阿里音乐的掌门之后，高晓松发现，应尽的责任显然已经超乎了自己的本意。“本来是说给老马当门客，也挺好。结果现在也不是这么简单，还是得自己挑起这担子。”

无论如何，马云对于新人的试错成本是慷慨的。“老马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人，对我们宽容度是很大的。先做起来，把数据跑起来，把整个环节跑通，然后看怎么做。”高晓松说。

苟且与远方

在阿里星球发布会上，过来捧场的小柯和黄渤一起被宋柯叫上了舞台，宋柯代替刚刚签约索尼唱片的黄渤，向小柯约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制作和推广将和阿里音乐深度合作。

小柯很欣慰，音乐行业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雨，他的创作还能符合时代的审美。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小柯就有一首作品能广为流传。1996年的《归去来》，1999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2004年的《想把我唱给你听》，2008年的《北京欢迎你》，2011年的《因为爱情》……这些歌大部分是和电影有关，有的却比电影传播得好。

对小柯而言，能与各个时期的观众共鸣是幸运的。“我要是不会写歌，我就不得不干那个（经商），但没我现在好。”

小柯将他的作品能持续与观众共鸣的原因解释为他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创作音乐的初衷首先是感动自己，然后感动更多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你自己感动是第一位的，这里面包含艺术性和商业性。”小柯说。

2008年奥运会，奥组委征歌4年基本上只得到了一个版本，中国版的《Hand in hand》。最后奥组委找到小柯，他写了更加贴近中国人生活的《北京欢迎你》，口碑、传播都不差。

电子音乐刚开始在中国流行时，小柯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电子音乐，但商业回馈非常有限。“你光顾着艺术性，大家不接受，没有市场。其实到最后你问我喜欢吗，我也说不好，当时就觉得挺时髦就做了，这就是问题。”

和小柯不同，高晓松没能一直待在音乐创作的上游，音乐只是人生的起点。

“我年轻时创作兴奋，荷尔蒙是喷溅出来的，一张专辑每首歌都是心爱的。但创作慢慢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你喷溅不出那么多火花，你也不能天天喷溅。”

他去了美国，回来拍电影，40岁后出书，做脱口秀，上节目。

商业是新的挑战，也是40岁后最让他兴奋的事。从行业的从业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到现在这么短时间我觉得还不错”。

沈黎晖评价高晓松“有才华，人精，会说会做，能量很大，但做经营就算了”。他肯定高晓松的初衷：“他愿意帮到这些人，不管去到哪儿，他愿意为这个行业做他的贡献，用他的影响力，去把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推动）。”

高晓松并没把成功想象得轻而易举。“虽然理想远大，但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时候是很苟且的。”“苟且”指的是生意场中的管理、市场、产品、成本等琐碎事，当然也包括充满热情地打磨一款产品，但最后用户的口碑仍然不如预期。

和“苟且”相对应的是“远方”。1988年暑假，19岁的高晓松和老狼去厦门流浪，那是他抵达的第一个远方。“一个北方长大的孩子没有闻过那个气息，南方的大梧桐树叶，海浪声。”在那里，他写出了《同桌的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是高晓松读初中时，妈妈告诫他的一句话。他后来把这句话写成了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用作脱口秀《晓松奇谈》片头曲。

MV在以色列拍的。《晓松奇谈》讲到以色列历史，高晓松带着拍摄团队去了以色列，顺便更新了片头。许巍的歌声响起时，高晓松走在港口向大海延伸的钢铁栈桥上。暮色中，一艘轮船正驶离海港。

“我赶紧喊那个摄影船，我说跟着我，我跑——其实是在指挥他们怎么拍，一边跑一边当导演。”

MV的最后一个镜头，高晓松站在栈桥尽头，船已经离港，他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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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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