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城市化（置身事内-第五章城市化与不平衡）

上篇中前几章主要从微观机制方面介绍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下篇则从宏观现象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以及政府改革方向。

当前经济上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沿海vs内地、城vs乡、收入vs债务以及国内vs国外间的失衡；失衡的原因既有马太效应，也有资源错配，而这些新的现象，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项改革应运而生。

• 1981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2017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81年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最主要的矛盾便是生产力不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出了这么多力，现在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为全球第一，占比30%。因此主要矛盾也变了，生产力不足变成了生产力不平衡且不充分，并且，不平衡在前。也就是生产力不平衡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具体失衡在哪里，下面详细分析。

• 问题是啥：

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很快，所以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很快。但各地涨幅不同，存在地区房价差异。

• 原因是啥：

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但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居住用地的供给速度远赶不上人口增长。

• 政府做了啥：

1. 2003年后的十年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不但没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倾斜，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2. 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是针对以上问题的改革尝试。

居民债务主要来自买房，房价越高，按揭就越高，债务负担也就越重

• 欧美的经验与教训：

1. 二战后西方国家“自有住房”比率开始增长，人们对待房子的态度产生变化，由“一个住的地方”变成了“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房子数量和价格攀升，房产成为国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随着房主越来越多，希望房价上涨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西方政府为了讨好选民，不敢轻易让房价下跌。无房者也想尽快买房，赶上房价上涨的财富快车，政府于是顺水推舟，降低了买房的首付门槛和按揭利率；
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加大居民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经济推向衰退。

• 我国情况：

2008年之后的10年，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

居民债务占GDP比重

根据以上数据看来，我国居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然影响到了消费。以买车为例：随着居民债务增加，每月还债后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所以经济形势一旦变差，买车需求就会大减。

• 风险：

1.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
2. 在负债的人当中，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重，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

美国笑话同样适用我国现状，20年人均收入为00年的7.5倍，而房价涨幅大约为10倍，一二线城市接近20倍，带来的后果便是居民的财富组成主要是房产（约七成），负债也主要是房贷（约七成），居民部门负债率约为GDP的55%，与日本同一水平。因此国家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 人口流动受限：

低收入人群想要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这些城市能为低技能工作（如快递或家政）提供不错的收入。但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依然受限，主要原因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重土地、轻人”的特点，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 人口流动受限易造成收入失衡：

2019年美国各州占全国GDP和人口比重

2019年中国各省份占全国GDP和人口的比重

• 小结：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让更多人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逻辑上的好处是清楚的，但在现实中尚有很多争议，主要是担心人口涌入会造成住房、教育、医疗、治安等资源紧张。所以国家及地区近年来也陆续出台很多以人为本的政策，促进人口流动，2.2中会详细介绍。

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六成，但按户籍论，2019年的城镇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4%；换句话说有超过2亿人虽然常住城镇，却没有当地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户。

• 土地改革：

• 促进人口流动，势必导致大城市住房需求增加，大城市土地面积有限，由于国家对建设用地指标的管制，就算有土地也盖不了房子。故，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转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所以需要土地改革。

1. 2008年集体土地入市；
2. 2013年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
3. 2017年在租赁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超大和特大城市，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 户籍改革：

1. 土地改革之外，在“人”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等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2. 2013年，首次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3. 2014年，两会后开始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并逐步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包括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
4. 2016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改进用地计划安排，实施“人地挂钩”，保障进城落户人口用地需求；
5. 2019年，发改委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各地开启“抢人才大战”。

经济发展影响了人的发展，农村和中西部没钱，那就去东部发达地区挣钱，改革开放以来，外出打工的限制逐渐减少，但户口和房价依然是横在打工人前面的两大难题，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占比为65%，而城市户籍人口仅为50%，即大约有两亿人口（均为劳动力人口）是进城工作，再加上由A市去B市参加工作的，可以估算大约一半的劳动力人口均在外地工作，这也造就了春运的奇观。土地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应运而生。

• 收入差距产生原因：

1. 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扩大。
2. 同时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例如对“80后”和“90后”来说，父母的财富和资源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占比很大。原因之一是财富差距在其父母一代中就扩大了，财产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扩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若没有遗产税，100万元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万元，100平方米的房子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平方米。

• 风险：

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受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其中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

1.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
2. 人群的相似性
3. 家庭观念

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先富阶层，“阶级固化”也成为了热词，在阶级固化之前，应该先有“阶级分化”，衡量阶层分化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数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基尼系数在不断上涨。阶层失衡会带来很多问题，在经济上行期，贫富差距地矛盾容易被掩盖，而当经济放缓时，矛盾变回凸现出来。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先富带动后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本章所讲的宏观现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感觉这也是本书书名的另一个含义，我国政府不是在经济发展中置身事外，而是高度参与到经济建设，是置身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