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 溥仪(日本妻子欲来华溥仪不允)

1959年春天,新中国特赦战犯的消息还没有发布,吴学文受周恩来的嘱托,找到了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先生,希望见一面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

在西园寺公一的安排之下,吴学文终于见到了这名憔悴的日本妇女。

他询问嵯峨浩,想不想回到丈夫的身边。

嵯峨浩情绪激动:“自从和溥杰君分别后,我每天望眼欲穿,焦急着等待着回国,我的行李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离开东京。”

很快,溥仪特赦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嵯峨浩非常高兴。

她的信交到了周恩来手中,期盼着溥杰能够早日改造成功被特赦,她可以前来中国和丈夫团聚,并且定居在北京。

嵯峨浩回国与丈夫团聚,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周总理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爱新觉罗家的想法。

日本人 溥仪(日本妻子欲来华溥仪不允)(1)

图|晚年的嵯峨浩与溥杰

1960年11月28日,在溥杰即将特赦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溥仪和家中其他的亲属一起来做客。

其中有溥仪的七叔载涛、二妹韫和、二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三妹夫润麒、五妹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四弟媳张茂莹、六妹韫娱、六妹夫王爱兰、七妹韫欢。

也就只有四妹韫娴因为生病没有到,可见爱新觉罗家对周总理这次邀请的重视程度。

周恩来见到他们,开门见山提到嵯峨浩:“溥杰的夫人嵯峨浩给我来过信,申请返回中国定居。我和邓颖超同志这次请你们到家里做客,主要就嵯峨浩女士回国定居的问题,听听意见,你们都是溥杰的亲属嘛!”

溥仪闷声不说话,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不愿意让嵯峨浩回北京。

溥仪反对弟妹回来,看似很无情,但从他的角度出发,也有着爱新觉罗家的难言之隐。

因为溥杰与嵯峨浩的联姻,充满着政治阴谋,也是对垂死的满清皇族莫大的羞辱。

爱新觉罗溥杰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父亲是第二任醇亲王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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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唐石霞、溥杰和唐石霞母亲合影

他的身份注定了婚姻不可能自己做主,少年时期,他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娶了珍妃(光绪帝宠妃)的外甥女唐石霞。

唐石霞是清代皇家贵女,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自小就受到诗书礼仪的熏陶,两人结合是门当户对。

不过,唐石霞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在结婚之前已经具有了一些自由反叛的性格,也是一个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奇女子。

在溥仪和溥杰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她曾经登报对外公告:宁为华夏之孤魂,不为伪帝之贵戚。

她的另一个“另类”行为,就是对“爱情自由”地追逐,在婚内直接出轨张学良,张学良在回忆录之中说他和唐石霞这段婚外情轰轰烈烈,差点就到要结婚的地步了。

唐石霞受不了溥杰的循规蹈矩,溥杰忍受不住唐石霞的性格,两人最终分居两地。

因为溥仪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可能拥有继承者,关东军就将目标瞄准了溥杰,想要溥杰和日本皇室的近亲嵯峨浩结婚,生下一个带有日本血统的儿子来继承皇位。

在嵯峨浩来到中国之前,日本人就成天在溥杰面前大谈特谈他的婚姻问题,让他十分尴尬。这些日本人还吹嘘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为理想的妻子,听得溥杰心烦意乱。

当时溥仪也没有将这件事多放在心上,没想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兼“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即皇室秘书)的吉冈安直正式向溥杰宣布,希望他和日本女人结婚,以促进“日满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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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吉冈安直

因为吉冈安直的强硬态度,溥仪和溥杰不得不从。

1937年4月3日,溥杰来到了东京,和嵯峨浩完婚。溥杰当时不满30岁,嵯峨浩23岁,两人的婚礼轰动整个日本,很多日本政界要人都来参加,他们将这场婚礼看作侵略中国的重要一步。

嵯峨浩在婚礼上穿着红色的和服,而溥杰则穿着“满洲国”的大礼服,在记者面前强颜欢笑着拍下了照片。

婚后,嵯峨浩并没有像预想中的一样对爱新觉罗家施加压力,他和溥杰的生活朴素而宁静。

溥杰这边还在日本度蜜月,关东军就强迫溥仪签下了《帝位继承法》,其中明文规定了: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杰娶了这个日本贵族女人,对溥仪是个非常大的刺激。除了羞辱感之外,溥仪还非常恐惧。

嵯峨浩毫无疑问就是另一个监视者,爱新觉罗家族对她充满了警惕,将她视为一个别有目的的外人,一个定时炸弹。

溥杰和嵯峨浩夫妻情深,也想要让自己的家族接受妻子。他向溥仪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希望溥仪相信嵯峨浩,他每周给兄长写信的时候,嵯峨浩都会写上几句问候或者奉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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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婚照

所谓日久见人心,溥仪多少能够感觉到嵯峨浩的真诚。但当听说嵯峨浩怀孕之时,他显得惊恐不安,还去找人算卦这个孩子到底是男是女,生怕日本人会逼他退位,甚至觉得他无用,会杀了他。

他也为溥杰的命运担忧,他清楚明白所谓的《帝位继承法》根本就是个形式,如果嵯峨浩的儿子是下一个继承者,那么溥仪和溥杰也不过是工具,可以随时除掉。

1937年8月,溥杰从日本千叶步兵学校毕业,带着妻子回国,一家人住在荒芜的西万寿大街。

这里本来是蒙古王公的牧场,只住着溥杰一家,溥杰从宫中的马棚里面拉来了马粪,和嵯峨浩一同栽种了500多棵杏树,也开了一块菜地,打算自给自足。

嵯峨浩非常尊重爱新觉罗家的礼仪,她先向溥杰的妹妹韫颖学习了进宫礼节,三跪九叩,一点都不含糊。

嵯峨浩对这场政治联姻有着自己的理解,她痛恨家族用自己的幸福来编织阴谋,她并不想成为侵略他国的棋子。

唯一幸运的是,溥杰品貌端正,嵯峨浩和他真心相爱。在嫁到中国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母国,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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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轻时期的嵯峨浩

但溥仪见到弟媳之时依旧感觉到十分别扭,只是应付着场面。

每当溥杰带着嵯峨浩入宫拜谒溥仪,场面都是极为尴尬的,嵯峨浩在溥仪面前感到窒息,但她从没有对溥仪有任何不满或者不尊重的行为。

所幸,嵯峨浩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溥仪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之间微妙的平衡也没有被打破。

而从婚礼和孕期都在上蹿下跳的吉冈安直,在听说嵯峨浩生下的是女儿之时拂袖而去,大失所望。

溥仪对侄女慧生是非常喜爱的,吃饭的时候,让慧生坐在他和溥杰的中间,还会亲自给慧生夹菜。

慧生爱唱歌,溥仪不仅喜欢听她唱,还花重金给他买了一架钢琴,请了一位名师。

慧生后来拉起了小提琴,刚刚会拉曲子的时候,溥仪就在旁边用钢琴给她伴奏。他还跟慧生说,等她长大了一定要送她一把斯特拉迪巴利乌斯制作的世界顶级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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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嵯峨浩的清宫装束

但无论溥仪多喜欢慧生,对嵯峨浩的冷漠和敌意依旧如故。

倒不是溥仪心眼小,自从嵯峨浩嫁过来之后,日本的报媒就没有消停过,将溥仪见到嵯峨浩的情景,形容成“喜出望外”、“格外冲动”。

其他林林总总的报道更是让溥仪心中烦闷,他自然不会真的把嵯峨浩当作家人。

此后,溥杰被派往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他还在想着为“皇兄”的复辟大业出一份力。

但没想到就连东京都陷入了战火之中,美军连番轰炸,溥杰不得不离开日本。

回国后的溥杰也不好过,关东军显然是靠不住了,溥仪复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他们兄弟俩的前途彻底毁了。

溥杰想到了自尽,是嵯峨浩拦下了他:“你想死,什么时候不可以,你要和皇帝同甘共苦,现在丢下皇帝,自己先去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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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溥杰与嵯峨浩家族合影

无论溥仪多么不待见嵯峨浩,嵯峨浩一直和丈夫站在一起,维护着溥仪,她从未主动做过任何威胁溥仪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助纣为虐的皇族一片哀嚎声,溥仪死死抓住溥杰的手,一直念叨着“全完了”。

溥仪带着一大家子,请求前往日本避难,但日本方面以各种理由拒绝。溥仪等人再三联络恳求,才同意溥仪暂且住在京都的一个旅馆之内。

奇怪的是,他们乘坐的飞机并没有飞往日本,而是降落在了沈阳机场,溥仪一行人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

嵯峨浩和小女儿几经周折,最终回到了日本。

就这样,溥杰和嵯峨浩天各一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们都绝望地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对方了。

在异国的牢房,战犯们被要求学习联共布党史,但溥仪他们根本不理睬,每天就是念佛、摇卦,就这样在牢房里面消磨时光。

一直到1950年,溥仪等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被遣送回国,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改造。

也是在这高墙之内,溥仪兄弟俩真正认识到从前的罪行,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历程,也从所谓的“君臣关系”,走向“兄弟关系”。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初稿,就是溥杰为他撰写的。

溥杰悔恨自己曾经是日本侵略者的傀儡,他心中无比矛盾,思念在日本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女儿。

1954年,中日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慧生还是通过了重重的阻碍,瞒着全家人,偷偷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

周总理深受感动,将这信交给了溥杰,溥杰对着女儿的信件泪如雨下,他立刻提笔给妻子写信:

“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她像你一样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

溥杰是第一个被允许与家属通信的在押战犯,他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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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溥杰、嵯峨浩与大女儿慧生

为了和父亲团聚,慧生努力学习中文,她还专攻中国文学,特别喜欢林语堂和鲁迅的书,甚至还攻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正值青春期的慧生爱上了一名日本青年大久保武通,而此时嵯峨浩觉得她早晚要带女儿回到中国,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日本人结婚。

1967年12月,慧生和大久保的遗体被一同发现,日本警方断定他们是殉情自杀,因为他们还剪下了指甲和头发,包裹在了白纸里面,埋在了附近。

但嵯峨浩认为,慧生并不爱大久保武通,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阴谋。

日本作家森川哲郎在《疑狱和谋杀》这一本书之中猜测,当时关东军之所以将溥仪一家丢在沈阳任由他们被苏联俘虏,就是因为想要侵吞他们所带的皇室财宝,后来担心溥仪被释放将来找他们要求偿还财产,所以设计谋杀了慧生,一次来恐吓爱新觉罗家的人。

此案的真相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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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痛苦万分,战犯管理所的金源科长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一直在安慰他,希望他能继续坚持改造,争取早日特赦,因为失去了一个女儿的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爱护剩下的小女儿。

1959年12月4日,溥仪特赦出狱,临行前一直在给弟弟打气,希望他能获得下一批的特赦。

“我要凭借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要为人民服务。”带着这份心意,溥仪迎来了新的生活。

这些年嵯峨浩和子女们经历的一切,周总理都已经有所耳闻,溥杰的积极改造,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

周恩来特地将溥仪一大家子喊过来,就希望溥杰和嵯峨浩夫妇在经历了积极改造之后,能有更好的结局。

而溥仪的反对显而易见,他和溥杰兄弟情深,但他依旧固执地反对溥杰夫妇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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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嵯峨浩

韫颖几个姐妹曾经和嵯峨浩生活过一段时间,和嫂子感情很深。她们几个心里最清楚,嵯峨浩自从来到中国后,就一直当自己是中国人。

但现在的她们不敢多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溥仪心中的想法。

溥仪一直固执地觉得,溥杰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批特赦人员之中,就是因为他有个日本老婆,溥仪深信嵯峨浩就是个特务,爱新觉罗家必须要和嵯峨浩划清界限,不仅不能让她回来,还得让溥杰和她离婚。

周恩来看出了大家的顾虑,笑着对他们说:“不要拘束,什么看法都说出来,原来没有考虑的,现在也是可以考虑的。”

果然,大家都陆陆续续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嵯峨浩到底是天皇的亲戚,是日本人,中日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两国尚且还未建交,人员出入境有着严格的限制,溥杰和嵯峨浩通信是可以的,但让嵯峨浩来北京长久居住,大家觉得不能接受。

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了一遍,他们都认为不让嵯峨浩回来是最好的。

只有韫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要嵯峨浩和溥杰的婚姻关系存在,就应该允许二嫂来北京定居。溥任也觉得不能因为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拆散一对等待了16年的夫妻,等嵯峨浩来了,大家都可以帮助嵯峨浩进步。

韫欢说出了周总理心中的想法,他笑了:“日本是侵略者这是铁的事实!但人家溥杰和嵯峨浩结了婚,几十年了,嵯峨浩要来,我们就不太好拒绝了。她来了,对开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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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溥杰与嵯峨浩

“我们是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不但欢迎她来,来了之后也要好好相待。”周总理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的气氛明显轻松许多,连连点头称是。

嵯峨浩回来,程序上的确麻烦了一些,溥杰曾是战犯,但他现在是新中国的公民,周总理认为,于情于理应该帮助溥杰一家团聚。溥杰无法在溥仪面前开口,周总理乐于为他们处理这个“家务事”,替溥杰去做家人的思想工作。

这场家庭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总理嘱咐溥杰,在特赦之后立刻给妻子写信,邀请嵯峨浩和女儿来中国,回到爱新觉罗家族。

1960年11月28日,溥杰也迎来了特赦。

1961年5月,嵯峨浩即将带着小女儿、母亲和妹妹一同来北京,周总理指示修缮西城护国寺一座四合院给一家人居住。

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一整天,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溥杰一家三口和日本的家属。

周恩来向嵯峨浩保证,她将来可以作为一名堂堂的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嵯峨浩感觉到不习惯,都可以回日本。如果回到日本又感到中国好,还可以再来。

在和嵯峨浩闲聊之时,周总理幽默地提到了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溥杰和嵯峨浩彼此等了16,比他们还差两年。但是薛平贵后来当了皇帝就忘本,溥杰不会那样了,他现在已非皇室,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周恩来一直记得慧生,他也很怀念这位勇敢而聪慧的小姑娘,他向嵯峨浩要了一张慧生的照片,留作纪念。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看到溥杰小女儿嫮生有些寂寞的样子,就送给了她一直小猫,溥杰一家一直很疼爱这只猫。

定居北京后不久,嵯峨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唯一的小女儿嫮生和一名日本男子定亲。夫妻俩希望女儿能留在身边,但嫮生不习惯国内生活,想要留在日本。

两代人因此有了矛盾,最终还是周总理出面给了溥杰夫妇一个建议,希望他们尊重孩子的想法,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嘱咐嫮生以后常来中国看看父母。

家庭的矛盾,总在周恩来的开明和耐心细致的指导之下顺利解决。

而刚刚定居在北京的嵯峨浩,在收拾好自己的小家之后,也在院子里面种了一小块紫苏,因为她还记得大哥溥仪爱吃用鸡蛋裹面粉炸的紫苏叶。

他们从没有像这样,像普通人家一样相处,在平凡而充实的生活之中,溥仪反而渐渐接受了嵯峨浩。

1975年,周总理因病住院。

溥杰夫妇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可以回到日本探亲。在回国之前,嵯峨浩想要给周总理购买特产作为礼物,溥杰再三劝阻,因为他知道周总理从来不会收个人礼品。

嵯峨浩实在太想要表达感恩之心,她买了一扇很小的日本屏风,摘了一束新鲜的玉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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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路上,他们生怕玉兰花枯萎了,从北京一下飞机就立刻送到了全国政协,委托人赶紧送给周总理。

几天后,周总理让人退还了小屏风,正在重病中的他留下了嘱咐:鲜花收下领心意,屏风退回留自用,谢谢!

嵯峨浩抱着屏风,泪如雨下。

他们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们会突然在广播中听到周总理离世的消息,夫妻俩抱头痛哭。

他们在家中设了小灵堂,将日本的小屏风拿出来,放在一侧,以寄托哀思。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嵯峨浩接受了NHK电视台的采访,她说出了几十年来,心中最深处的那段话:

我是中国籍的日本人,我热爱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我衷心爱戴我的祖国日本。在这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内心有各种矛盾,抱着不能哭又不能笑的很复杂的心情过日子。毛主席、周恩来,党的负责人,并且、还有中国人民对我和女儿和亲人的很温暖的体贴安排,使我非常感激,连头都抬不起来。

一场充满着阴谋的皇族政治联姻,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战争,经历了十几年的分离之苦,竟然能回归平淡和幸福。这有他们的坚守,有他们的悔过自新,也有周恩来总理百忙之中无微不至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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