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利润和营业利润是一个性质吗（原创利润约束所有制结构和自主创新）

摘 要：本文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下同时探讨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困局。通过构建内生技术水平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对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不仅具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具有“补偿效应”。于是，当企业从事自主创新活动的利润较低时，补偿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将提高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反之，补偿效应小于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将降低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因此，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存在着门槛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97-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很好的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最后，本文得出了结论和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国有企业；补偿效应；挤出效应；门槛特征

JEL：B25D22 E2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自主创新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反观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国本土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方面）的R&D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同时还低于中国的外资企业[1]（安同良，2009）。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上重要、实践中滞后”的不对称情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呢？

新近的研究文献（Brown et. al，2009，2011；Hall and Lerner，2010等）强调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入和自主创新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型转型经济体而言，融资约束却存在着典型的所有制“歧视”，即：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存在着广泛的融资约束，国有企业则不存在（Cull and Xu，2002；Brandt and Li，2003）。国有股的比重越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便越低（申慧慧等，2012；张杰等，2012）。但是，既然只有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存在着融资约束，那么又应当如何解释国有企业和总体的自主创新困局呢？

一方面，鉴于国有企业在产权安排的固有缺陷，吴延兵（2012a，2015）等在其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中指出，国有企业产权安排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短期化现象严重，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上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但却不能实现创新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着“双重效率”（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对于融资约束背后的制度特征—信贷所有制歧视，戴静、张建华（2013）和杨冶等（2015）发现，信贷所有制歧视虽然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却是以“挤出”私营企业的“创新资金”为代价。那么，在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的前提下，信贷所有制歧视的程度越严重，国有企业的比重越高，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便越低。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要解释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其核心在于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低效率”。然而，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真的较低吗？另外的研究学者发现，公有部门弥补私人部门投资不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Arrow，1962）。当自主创新活动的外部性较大时，信贷所有制和软预算约束所提供的“利润保证”可以促使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通过正外部性对私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正的“溢出”效应（Blanes，2004；Hussinger，2008等）。因此，创新效率与所有制结构并无关联，当外部性较大时，国有企业可能产生创新效率（李政、陆宏寅，2014；程强等，2015）。

因此，要想合理的解释新常态时期的自主创新困局，需要同时兼顾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但从现有文献的讨论来看，“歧视论”和“低效论”均无法同时分析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我们认为，对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不仅具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具有“补偿效应”。于是，当企业从事自主创新活动的利润较低时，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具有补偿效应，那么此时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将提高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反之，则具有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将降低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因此，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存在着门槛特征。为了证实上述逻辑，本文构建了内生技术水平的理论模型，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下同时讨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这个理论模型从所有制的角度为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困局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进一步为我们在新常态时期正确认识、评价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及其临界条件）提供了理论依据[2]。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识别了国有企业发挥宏观创新效率的条件，并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下同时讨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1）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门槛特征，得出相应的研究命题；（2）第三部分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上述研究命题进行验证；（3）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和相应的启示。

二、理论模型

如上所述，对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信贷所有制和软预算约束不仅具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具有补偿效应，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具有门槛特征。其中，挤出效应是指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资源或者渠道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决策，导致国有企业在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仍旧可以获得大量信贷资源，并同时“挤出”了本应用于私营企业的“创新资金”。补偿效应是指当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外部性较大时，信贷所有制和软预算约束提供的“利润保证”可以促使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通过正外部性提高私营企业和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

为了证实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门槛特征，本文考虑的经济环境如下：按照所有权性质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S）和私营企业（P）两类，其从事自主创新活动（H）和一般生产

[1]张杰、周晓艳（2011）利用1998-2007中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其结果发现：1998-2007年间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只有2.48%，其中，民营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2.66%，民营企业中只有11.46%的企业有创新研发投入活动；国有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1.70%，国有企业中只有12.67%的企业有创新研发投入活动。

[2]本文探讨的创新效率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的宏观创新效率，即国有企业比重的变化引起的总体自主创新水平的变化。

根据表1，本文选取的指标包括：

1. 被解释变量

鉴于专利申请在衡量国内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缺陷，新近的研究文献（范成泽等，2008；张杰等，2014）主要使用R&D投入作为自主创新水平的代理指标。但根据本文的分析，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不仅影响自主创新的投入—R&D经费，而且影响自主创新的产出—发明专利，故本文使用R&D经费增长率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率综合加以反映。

2.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以上研究命题，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存在着门槛特征，并通过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表现出来。因此，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信贷所有制歧视、软预算约束和国有企业比重的相关指标，具体为：

（1）国有企业贷款相对比重（RSLOAN）：本文使用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作为信贷所有制歧视的代理指标。但遗憾的是，现有公开出版物还没有RSLOAN的原始数据。参照王守坤（2015）等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基于一节残差自相关的得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做法为：①首先搜集到“地区规模以上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两项原始数据，据此计算出1998-2011年地区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②其次搜集到“地区银行信贷总额”的原始数据；③假定地区信贷总额与地区国有企业产值比重存在着固定关系，利用地区银行信贷总额和地区国有企业产值比重建立面板模型，进一步计算出地区银行信贷总额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比重之间的固定比例系数[1]；④用地区银行信贷总额乘以固定比例系数，最终求得国有企业贷款的绝对比重和相对比重。

（2）政府支持力度（GOV）：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现有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定性层面。从定量的角度来看，李寿喜等（2007）也只是将销售收入管理费用率和管理费用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指标从侧面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效率造成的影响，但这也是局限于微观层面。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政府补贴资金的分配同样具有所有制“偏向”。那么，在假定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本文将政府支持力度作为软预算约束的代理指标，进一步分析软预算约束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

（3）国有企业比重（SOE和SOE1）：本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选择了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国有经济产值比重两个变量综合反映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对于总体自主创新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是用地区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产值除以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投资额和产值[2]。

3. 门槛变量

根据之前的分析，当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利润不同时，信贷所有制歧视、软预算约束和自主创新水平存在着门槛特征，故本文选取利润率作为门槛指标，具体做法是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

4. 控制变量

对于其它影响自主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借鉴相关研究文献（张杰、周晓艳，2011；程强等，2015）的做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开放度（OPEN）、人力资本（HUMCAP）、规模因素（SCALE）和市场分割（MSEG）分别反映开放因素、企业特征因素和其它体制因素对于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

[1]具体的估计方程为：，即：固定的比例系数为0.3027，一阶自相关（AR(1)）系数为0.4883，与王守坤（2015）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这个估计系数还是具有可信性的。

[2]由于具体的统计年鉴中还没有2012年和2013年国有企业产值的相关数据，故本文利用移动平均法对这两年的比重数据进行了填充。

利申请增长率（IPR）研发支出增长率（R&D）也越低（系数分别为-0.1928和-0.2467），即：命题2得证。

（3）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模式仍然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还没有能够优化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规模因素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我国本土企业的扩张模式仍然是以“追求市场份额，实现垄断收益”的粗放型扩张模式，其不仅导致自身的创新效率低下，还制约了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吴延兵，2012；戴静、张建华，2013等）。市场分割（MSEG）的系数同样为负，说明产品市场的分割对于自主创新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与张杰、周晓艳（2011）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故本文不再详述[1]。人力资本（HUMCA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于自主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性。

（四）稳健性检验

通过以上估计，本文发现信贷所有制歧视、软预算约束和自主创新之间的门槛特征。但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引起模型估计的偏误。因此，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两部分：（1）根据Kremer（2009）的研究结论，利用面板门限GMM对式（17）进行估计，以消除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2）去掉控制变量后，利用面板门槛GMM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解决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于是，本文对式（18）进行面板门槛GMM估计。具体估计步骤为：（1）首先利用Canerand Hansen（2004）的研究结论利用TSLS方法（工具变量为利润的滞后一期和二期）搜索门槛值，并利用Boostrap方法模拟似然比检验；（2）根据搜到的门槛值，利用GMM方法重新进行估计。具体的回归结果中[2]，不论是加入控制变量还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面板门槛GMM模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且遵循了之前研究命题的变化趋势，即：利润低时，系数为正；反之，则为负.这说明在控制了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后，模型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五、结论性述评

新近的研究文献（张杰等，2012）强调金融发展滞后和融资约束是当前本土企业R&D投入和自出创新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然而，融资约束仅仅只能解释私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低下，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和总体的自主创新困局。有鉴于此，本文通过一个内生技术水平的理论模型同时探讨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困局，结果发现：当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利润较低时，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尽管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国有企业仍然填补了利润较低时的自主创新“空白”。因此，国有企业的比重越高，自主创新提高的水平也越高；当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利润较高时，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挤出了本应用于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那么，在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前提下，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将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越高，总体自主创新水平降低的幅度也越大。为了验证这个研究命题，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证实了我们的猜想，随后的稳健性分析也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这个研究结论为我们理解现阶段的自主创新困局提供了思路：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不仅导致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同时还引起了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其结果将导致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下降。那么，与融资约束相比较，其背后的制度原因（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无疑更具解释力。但即使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发现，当从事自主创新活动的利润较低时，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效率区间的[3]。这便意味着：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软预算约束可能仅仅是现阶段自主创新水平较低的充分条件。即使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在一定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及其附属的融资安排仍然可以促进总体的自主创新水平的。据此得出的政策性启示便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应该从属于所有制改革，如果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没有大的改进的前提下盲目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化进程，这不仅无助于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会使新常态时期的自主创新困局雪上加霜。

[1]其主要的逻辑为：市场分割制约了消费者需求，进而制约了需求引致创新路径的发挥。

[2]由于篇幅所限，估计结果不再具体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3]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实证文献（董晓庆等，2014）的支持。作者的研究结论发现，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还是较高的，其他行业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则低于民营企业，作者认为这是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全部由国有企业经营有关。但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全部由国有企业经营，这正好说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外部性较大，利润较低，私营企业不愿涉足该行业，从而此时由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便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具有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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