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换挡降速）

2021年，中国的人口出现新的转折：出生人口1062万，死亡人口1014万；全年净新增人口48万，创下60年最低水平。

当自然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机械增长成为区域人口的主要补给源，那些依靠人口、集聚人口的城市的未来会怎样？

我们收集了57座城市2011年至2021年的常住人口数据，试图呈现过去11年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变化图谱。

数据呈现的趋势是，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十来座城市，其人口也告别了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北上广深先后出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当前实现较大规模增长的，是以武汉、成都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强省会城市；人口的骤变正在推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巨变。

人口流动的时空变化

新世纪后的十来年，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趋势愈发明显；然而，近年出现分化：2015年和2017年，上海和北京相继出现人口负增长；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迎来急剧放缓，北上广深均呈现低速增长态势，2021年增速均不足0.4%；杭州等沿海新一线城市增速明显放缓，增速比往年下降1%左右；中西部中心城市靠前，接过领跑的接力棒，武汉、成都、南昌、郑州等城市增加值均在10万以上。

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量最多，京津冀地区人口形势呈现较大下行压力。

数据显示，2021年，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座中心城市的人口均外流，其中北京较2020年减少0.4万人，石家庄减少3.68万人，天津减少13.6万人，在目前已公布数据城市中减量最多；另外，从十年人口增加总量来看，天津仅增长32万人，不及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城一年的人口增量。

从区域角度来看，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亮眼，在“强省会”战略和人口回流双重加持下，成为人口增量排位赛中的黑马。

数据显示，成都超越深圳，成为中国近十年人口增量第一名；而武汉更是在遭遇重大疫情、封城76天的考验后，实现疫后人口二连增，并且均破百万；南昌同样表现出色，在多数城市2021年人口增量历史最低时，南昌达到近十年人口增长新高。

总而言之，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错位”迹象明显。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两类城市人口增长的错位，源于工业化的先后次序。以佛山、东莞、无锡为代表的沿海副中心城市，人口增长巅峰在近十年出现最早，为早期发力选手；武汉、合肥、南昌等内陆城市则厚积薄发，在最近几年才脱颖而出，为后程加速选手。

我们还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

西安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了104万人，济南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了144.83万，太原、银川、昆明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同样实现了数十万的增长。

研究团队认为，此类增长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2020年七普统计方式与常规年份人口统计方式不同，经七普数据修正后出现较大的变化；二是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复苏，人口回流效应明显；三是撤市设区导致一座城市人口剧增，比如济南。

北上广深的换挡降速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在2021年迎来转折，增速明显放缓。这一年，北京常住人口下降0.4万人，上海增长1.07万人，广州增长7.03万人，深圳增长4.78万人。

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速缓慢并不出奇，而广州和深圳作为两大人口增长中心，2021年人口增量出现断崖式下跌，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上限分别为2300万人、2500万人、2000万人和1900万人。目前北上广深的人口余额分别仅为111.4万人、10.57万人、118.94万人、131.84万人。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体常住人口“余额”仅为372.75万人。

在人口总量的控制上，北京和上海早已有所行动。

2020年，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曾研发出一套城市落户政策评估体系，从（积分）落户政策、积分落户评估、人才落户评估、制度创新四方面，定量评估了34座城市2020年10月前实施的落户政策。北京、重庆、上海的落户自由度最低。

落户自由度低的进一步体现则是，2011年至2021年北京和上海的平均人口增速分别为0.79%和0.56%，分别远低于广州和深圳的3.41%和4.66%。

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经济有规模递减效应，城市达到增长边际时，人口增加对城市效率的改善微乎其微。对一线城市来说，人口的规模是发展的根基，人口质量是发展的关键。

控制人口流入的同时，北京、上海也在放开人才落户的“口子”。

2020年9月，上海再拓人才落户范围，“双一流”高校的应届硕士、博士以及上海交大、复旦等高校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上海；2021年7月，北京提出扩大毕业生引进范围，鼓励清华、北大等七大高校本科毕业生在首都安家落户。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人口增速放缓是“高阶”工业化和“高阶”城镇化带来的结果。在此前提下，北上广深调整人口政策吸引中高端人才流入，将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时下不少分析人士容易忽略的一点：人口对城市的支撑，不仅仅在于规模，还在于结构。

从七普数据来看，十年间北京和上海“大专及以上人口”增量分别为301.31万人、337.12万人，分别高于常住人口增量237.1万人和185.2万人，人口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广州和深圳“大专及以上人口”增量同样居于全国前列。

这也预示着一线城市正在将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进入平缓增长和结构优化并行的时代。

然而越是优秀的人才，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就越高。如何留住人才，需要一线城市优化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配置，应对新阶段的新挑战。

抓住00后的“后浪”

在中国人口发展转入“存量”阶段，城市如何从“存量池”中打造自己的增量，决定着未来的城市竞争格局。

人口增量上，以成都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已具备与深广分庭抗礼的实力。人口增量前十中，除深广外，其余八席被曾经的二、三线城市收入囊中。它们分别是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长沙、重庆、济南和苏州，未来城市竞争已初现端倪。

为什么是这八座城市呢？

我们发现，这八座城市中，除苏州外，其他几座城市与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提出的“后浪城市”完全吻合。研究团队曾在《理想之城榜2020》详细解析了“后浪城市”的特征。我们认为，“理想之城”即能更好满足人们幸福生活需要的城市，与四座一线城市相比，这些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更高。

据BOSS直聘研究院早前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00后对二三线工作城市的青睐明显上涨，与90后和85后对比，偏好比例分别上升8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00后对一线城市的偏好比例相较于90后和85后，分别下降6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

00后不再一味扎堆一线城市，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二三线城市好感度上升。其中在“生活氛围好、环境宜居”指标上，00后偏好度较其他几个群体高出至少6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量大部分为历史新低，但从单年人口增量上，研究团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

2021年是00后工作元年，也是城市选择元年。某种程度上2021年的人口增量趋势体现了00后的未来城市选择偏好。

我们发现，前十城市名单与11年间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名单大致吻合，也与00后偏好的二三线城市吻合。

这是否意味着，随着00后的涌入，未来十年，以成都、武汉等为代表的二三线城市将在人口存量战中抢夺先机？

中西部省会城市黑马频出

从2011年至2021年的人口数据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逐年提高，人口增量稳步增长。

一线城市曾凭借产业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如今，我国人口迁移方式正在从跨区域转移到省域转移。人们开始“逃离”一线城市，离家乡更近、人文环境类似的省会城市成为了更优的选择。

武汉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连续两年新增常住人口超过120万；成都、杭州、西安等人口增长大市同样保持高速增长；南昌、郑州、贵阳等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同样亮眼，增加值均在10万以上。

在“人随产业走”的流动规律下，人口跟着工作机会走，工作机会多的城市往往会聚集更多的人。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高，关键在于产业的发展。

例如，凭借天然优势、政策加持和企业行动，贵州成为了“大数据”之都，GDP增速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前列；而南昌抓住数字浪潮，引进了华为、阿里、腾讯、微软、高通等头部企业，建设“元宇宙之都”。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是否增长，也与城市资源息息相关。省会城市可以调动全省的资源，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往往会在省会聚集，形成强劲的人口吸引力。

不过，中西部省会城市又将面临与一线城市相同的问题：如何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应对不断涌入的人口？

从根本来看，建设宜业、宜居的理想之城，永远是一座城市的“人口流量密码”。

普通地级市并不“普通”

普通的地级市还有没有机会？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团队发现，不少地级市也吸引了超100万人力。珠三角地区的佛山、东莞，长三角地区的金华、宁波四个普通地级市，击败北京、上海、天津、南昌等城市，跻身近十年人口增量前20名，另外，佛山和金华两城同样进入了人口增幅前20名。

这四座普通地级市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认为，所在城市群是这四城的重要依托。

关于这一点，《理想之城榜2021》也有提到。

我们曾经指出，佛山与广州的融合已推进了十余年。不少区域研究学者更是将二者视作一个超级城市。金华亦积极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借助世界级的宁波舟山港，更紧密地连接国际市场。在人口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融入城市群、接入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或许是普通地级市提高城市活力的“人口流量密码”。

北上广深等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趋近饱和，产生“溢出效应”，而有着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的佛山、东莞、宁波、金华等普通地级市则能承接来自城市群龙头城市的人口外溢，产生一波人口红利。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类城市的人口红利已经式微。一方面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强省会战略抢夺着大量人口，能在当地拥有工作和生活，不必背井离乡；另一方面，作为制造业大市代表的旧工厂已经不再是新一批00后向往的应许之地，是时候思考何去何从了：是加强智能制造的转型，还是增强产业工人这份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以越南制造为代表的海外供应链正对我国城市造成冲击。据越南官方统计，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家居企业是从中国迁去的。疫情之下，国内供应链产业链面临挑战，不确定性增加，产业集群衰退风险加速，同样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流出，这可能是制造业城市更大的危机。

最后一个机会属于县城。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县级即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县城建设能够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同时吸引打工人口回流，这既有助于缓解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问题，也为县城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机会。经济学家陆铭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经济基础较好或者临近大都市圈的一类县城，更有可能实现人口迅速增长。

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让人看到了机会，期待下个十年小县城的发力。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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