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人（拍长城的人）

“大家好，我是杨东，就是那个立志要一生拍摄长城的热血少年!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著名的八达岭长城……”2022年8月23日下午，90后职业摄影师杨东对着镜头熟练地介绍长城，他正在配合一家电视台拍摄。自从拍长城“出圈”后，这样的工作邀约对他来说已稀松平常。

与杨东一样，国内有不计其数的摄影师把长城作为拍摄题材，有的人因为拍摄长城，成为了职业摄影人;有的人因为长城视频入选奥运会开幕式，一夜“出圈”;还有的人在拍摄长城中，梳理思绪、感悟人生……

他们年龄不同，性格迥异，来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但都在经年累月的拍摄长城中，找到了自己与长城“相处”的方式：用镜头去描摹长城的瑰丽，记录长城的沧桑，感悟长城的精神，书写自己眼里的长城故事。

对长城“一眼万年”

90后摄影师杨东。受访者供图

“放眼望去，视野开阔、山峦巍峨，还有城墙古朴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胸口涌上一种想大叫的兴奋，那种直击内心的感受前所未有，太震撼了!”这是2015夏天，北漂青年杨东看到长城时的感受。

当时23岁的杨东已经大学毕业一年，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靠给图片网站供图维持生活，学会计出身的他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彼时一名前辈点播他，长期“专攻”的意象对于提升摄影专业性尤为重要。那时杨东听说，有位残疾人摄影师，因为拍了近四十年长城，拿了中国摄影金像奖，这个奖比肩中国电影金鸡奖，便也来长城找灵感。

比起儿时在丹东老家看到的部分长城的城垣，杨东觉得在河北看到的、被云山雾海环绕的长城，才是“真正的长城”，他被长城巍峨万千的景象所触动，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连拍了三天，“夜里就在空心敌楼里睡的，还趁着夜色拍了很多星空下的长城”。

这次拍摄之后，杨东感觉自己找到了“专攻”的目标，那就是长城。他的第一次获奖作品，就是那三天连续拍摄的一组图片，“奖不大，但确实是对我专业能力的极大肯定，也坚定了我做职业摄影师的决心。”

无独有偶，王启宏也是在河北爬长城时，便对它“一眼万年”。2009年7月的一个周末，王启宏陪家人在河北承德爬长城。“我们去的头天晚上，山里下了大雨，所以爬的时候就赶上了云海，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当地人都说，这个景象一年到头也赶不上几次，所以印象很深刻。”

41岁的王启宏供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在遇到长城之前，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主要拍摄人像，但在河北邂逅长城后，便对拍摄风光照片有了兴趣。泛泛拍摄一段时间后，总没有满意的作品，在摄影圈朋友的点播下，他从2018年起开始聚焦长城。“长期专注地拍摄一个目标，才更有可能拍出好作品，因为反复的试错后，人对拍摄目标会比较了解”。

王启宏也因为专注于拍摄长城而“出圈”。今年年初，他拍摄的8组长城画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作为24节气背景画面，向全世界展示。

王启宏拍摄的八达岭长城，作为24节气的“大雪”的象征展示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受访者供图

他的作品中，第一个被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选中的，是八达岭长城的一段航拍，拍摄于去年3月，它是二十四节气“大雪”的象征。“张导说，这段视频在色调上有一种‘水墨长城’的意境，长城的脉络走向恰似盘旋的巨龙，且入画的城楼很完整，非常适合在冬奥会上展示给全世界的观众看。”

51岁的于文江拍摄长城已近20年了，对他来说，能在爬山时候遇到古长城，是一种“馈赠”。爬山除了锻炼身体，目之所及均是自然风光，但有了长城，“那个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在残墙旧砖中能感受到历史”。

于文江出生于山东青岛，从小在山里长大，对于山有很深的感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依山傍海的秦皇岛。秦皇岛不仅有十分罕见的远古地质运动遗迹柳江盆地，还有“天下第一关”美誉的山海关，明朝中后期修筑的部分长城睡卧此地。

于文江爱上了拍摄长城。“长城太特殊了，它跟自然风光不一样，后者美则美矣，没有故事，而古朴沧桑的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谜题，拍摄的人忍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探究。”

险境出奇景

80后摄影师王启宏。受访者供图

一个好的镜头背后，往往是漫长的等待和执着的坚守，这些热爱拍长城的人，也深谙此理。

对王启宏来说，拍摄长城的成本远比人像高。他只能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去拍摄;长城北京段位于郊区，每次往返数百公里，基本上一拍就是一个周末，在安全性上，长城依山而建，自然环境也要复杂得多。

这些“困难”没能阻挡王启宏的拍摄脚步，多年的拍摄经验，让他摸索出一套监测天气变化、野外风险防护的经验，对云山雾海的出没规律也有了几分心得。为了等待一个日出、一片云海或者一场雨雪，夜宿长城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但只要能拍到自己满意的画面，不管环境多艰苦，他也觉得“值了”。

王启宏记得，2020年夏天的一个周五，为了拍摄云海中的长城，自己一下班就回家收拾好睡袋、干粮和器材，冒着大雨在深夜十一点多爬上了京郊的一处长城。但接下来的两日都是大阴天，预期的云海景象没有出现。走还是留?

王启宏不甘心，一直蹲守在山上镂空的城楼里，困了就裹着睡袋睡一觉，饿了就吃口干粮。等到那个周日的晚上，山上突然雷电交加，下起了暴雨，他架好机器躲在城楼里，却意外捕捉到“闪电下的长城”的震撼场景，这才觉得不虚此行。

作为职业摄影人，杨东认为摄影的艺术有很多种，拍摄出普通人不常看到的“奇景”就是一种，尤其是长城这类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建筑，在特殊天气下，更容易出“大片”。

杨东拍摄的大雪下的八达岭长城。受访者供图

2018年12月，杨东执着地要拍一场大雪下的长城。为了这场大雪，他已经在长城脚下蹲守了十多天，终于在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那天等来了大雪，但因为天气冷耗电块，当时作为无人机显示器的平板电脑被冻得关了机，无人机的电量也只够起飞一次，要是平板电脑没恢复，这些天的等待就全白费了。

“我直接把它(平板电脑)贴身塞进怀里，像揣了一块冰。二十分钟后，感觉自己要冻麻了，平板电脑终于有了反应。”那天，无人机只在长城上空飞行了几分钟，但杨东拍到了理想的画面，感到“很幸运”。

在众多摄影人的拍摄经历中，拍长城，除了有奇景，也有雅趣。

为了更好地了解长城，在拍摄之余，于文江大量涉猎了与长城有关的书籍，了解到秦皇岛境内的长城，大部分是明朝中后期修建，并与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关，便阅读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文献。

2020年8月的一个雨后，于文江在爬长城时看到了两道彩虹，当时脱口吟出“神工更欲增奇绝，螮蝀双飞抱碧岑”。这句诗出自戚继光的《登杨木顶边楼(其二)》，大意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秀丽的山峦，两道彩虹跨立在山头展露奇观。描述的是戚继光在长城上登高望远时的所看所想。

“跨越四百多年，我看到了和戚继光当时看到的，类似的场景，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好像自己和古人打破了时空界限在对话，或者是一种共鸣，仿佛他就在我旁边，我就在他身侧。”

有故事的长城，更隽永

70后摄影师于文江。受访者供图

“风光拍得再好，很多年后还是那个风光，变化不会太大，真正让人产生沧桑感的，是跟长城有关的人的变化。”杨东说。

2018年，杨东接受了纪录电影《爱我长城》摄制组的邀请，与摄制组一起，为当时已106岁高龄的老红军王定国拍摄长城。王定国是中国长城学会创始人之一，为保护长城倾注了无数心血。

历时一年多后，杨东将一张名为《大国战号》的照片，送到了躺在病榻上的王定国面前。这幅黑白图片，捕捉了在乌云逼近下的长城烽火台，“很像古代战场上，烽火台上燃起的狼烟”，王定国看到这张图片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杨东拍摄的《大国战号》。受访者供图

“王定国、梁思成的弟子罗哲文等老前辈，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自发地做起了保护长城的工作，经历了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艰难。”摄制归来后，杨东便打算，将来要做一些与长城有关的人物摄影，类似守护长城的人这类主题，在他看来，有故事的长城，更加隽永。

早在十年前，已经拍摄多年“四季长城”的于文江就感到，重复拍摄自然风光会“审美疲劳”。“实际上随着拍摄的深入，对长城了解的深入，你会更想了解与长城有关的故事、长城所象征的精神，以及与之有羁绊的人”。

于文江以“漫漶”为主题拍摄的长城。受访者供图

自2012年起，于文江开始观察和思考他所感知的长城，与长城“对话”。2014年的一次拍长城路上，于文江在长城城墙上看到一块石碑，裸露在外的碑文经过数百年的风化已经难以辨识，同行的一位老先生告诉他，这是“漫漶”，意为磨损风蚀等造成的模糊不清的文字。

“那一刻一个主题立即映入我的脑海，从某种概念上，整个长城也已经漫漶了。”于文江说，在他看来，经过数百年地质运动和风吹雨打，以及植被肆意生长带来的破坏，现在的长城已经不是明朝的那个长城，只是位置和样貌的轮廓还在，类似石碑上的文字，是一种更加宏大的漫漶。

自2015年起，于文江就有意识地围绕“漫漶”进行拍摄。具体呈现上，他用上亿像素的图片来呈现长城上的细节，通过一些残缺的、被风化的敌楼、砖石等细节，来展现当下古长城真实的样貌。

于文江以“熄烽”为主题拍摄的长城。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灵感”会不时地迸发。2017年春季的一天傍晚，于文江在长城静坐，待到日落后，看到山脚下的村落此起彼伏地亮起了灯，而自己身旁的城墙却乌黑一片，一个新的拍摄主题萌生了——“熄烽”，烽火灭了，灯火亮了。

“我想在古代，景象应该是相反的，山脚下没什么灯火，城墙上应该灯火通明。长城看起来是一个战争的产物，实际上是和平的起点，正是有了敌楼灯火的熄灭，才有了山脚下百姓烟火的萌生。”

具体呈现上，他用连续的拍摄，把一段时间出现的山脚下的灯光景象放到一张图片上，以此来对比没有光亮的“夜长城”，以展示他所感受到的长城，好像一个超然物外的高人，在悄无声息中见证着数百年的人世变迁。

这两年，于文江又在拍摄长城中感悟到“生息”，他也计划以此为主题拍摄一些和长城有关的人，比如研究长城的学者，拍摄长城的摄影爱好者，以及山脚下那些“长城的后裔”。

“我想表达的是，长城不是一个‘死’建筑，它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且现在仍然活力四射。”于文江说。

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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