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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记

文丨祝 勇

一

“四合院”又称“四合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合院式建筑，是一种四周是房屋，中间是院落的民居，看起来很像汉字的“口”字。院落里房屋四合，所以叫“四合院”。也有院落里三面是房屋的，看上去像“冂”，叫作“三合院”。四合院是依托于胡同建起来的民居，所以四合院和胡同是一体的。

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放在今天也是可以傲视世界的。欧洲的城市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一种放射状结构，这让街边的房屋七扭八歪，很难找到一座建筑是正南正北的，街道亦不规则，元大都则不然，元大都的道路系统，参照《周礼·考工记》上的原则，为“九经九纬”，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经纬交织，横平竖直，形成一种棋盘式或者说是九宫格式的结构。沿街而建的民居（大部分是四合院，也有一部分是三合院），基本都是坐北朝南，互相垂直，既反映了中华正统儒家文化的思想，又适合北方自然环境特点，那就是北方冬季漫长寒冷，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房屋面向北回归线，可以充分享用北方大地上的浩荡阳光。

这些平直的街道，被分成不同的级别（大街、小街、胡同），把大都城有规则地分成了不同的区块。因此，汪曾祺先生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

《析津志》对元大都“街制”的记载是：胡同六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大街二十四步阔。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大街宽度为37米，小街宽度为18米，火巷（胡同）宽度大约9米的样子。这些道路把大都城分成五十坊 ，每坊皆有坊门，门上刻写着坊名。

中国古代城市最辉煌的时代是宋代，那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代，因为它摧毁了唐代那种封闭式的里坊制，不再设有坊墙，使街道敞开成一种全开放结构，街道两旁，出现大量商铺客栈、歌台酒肆，千年之后，仍有人写道：“我穿行在近千年前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宏伟的宫观，鳞次栉比的店铺，灯红酒绿的妓馆。我苦苦寻找一个人，那个叫孟元老的人，那个无所事事的玩主。他必定从清晨到深夜都在东京城内游荡，他必定如蜂蝶般追逐每一处红尘滚滚的热闹、每一处花团锦簇的繁华。”

对于北宋首都汴京的记忆，保留在北宋《清明上河图》里，保留在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千年之后，仍吸引我们回望的目光。

金朝摧毁了北宋，却全方位继承了宋朝城市的里坊制。白纸坊，就是金中都的里坊之一。白纸坊这个名字，也因电视剧《新世界》而被更多人所知，在这部民国剧里，警察徐天供职的警署，就是白纸坊警署。

对于金中都的里坊制，元大都又照单全收，将大都城分成五十坊，“街道两旁满是各样货摊和商铺，还有许多舒适的客栈” ，使大都城不仅谨严有序，而且生动活泼。

白纸坊到元朝时还有，只不过被甩到了大都城的南城墙之外。

前面说过，元大都是一座帝王至上的城市，皇帝占据着这座城市的中心，皇宫（大内）代表着皇家建筑的壮丽与璀璨，胡同和胡同内的民居（四合院）则代表着民间建筑的实用与舒适。王谢堂前燕，时常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中心皇权之外的市井生活，依旧是安然的、生动的、热络的。胡同所代表的平易的、均等化的路网，不仅使生活变得方便，而且体现了市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我曾在一个春日，坐在四合院东厢房的房顶改造的平台上，看黑瓦错落的屋顶由远及近，在夕阳中似波涛般涌动，一直铺展到我的面前，那平常的景象，竟也成了风景。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随着杯子里的茗香围拢着我，让我心生温暖。那情绪里，有怀古，也有对家的感动。我突然想，这座城的历史，原竟是从这寻常巷陌产生的，在这里，帝王将相显得那么遥远，那么不重要。

读到过这样一段话，竟一直不忘：“王朝虽然赫赫，不过历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实乃历史本体。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过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家国兴衰，还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还在。”

但我还想说，这文化的江山，其实不只在高山流水、风花雪月中，也不只意味着文化人的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而就在世俗社会的锅碗瓢盆交响之中，就在煎炒烹炸的烟熏火燎里。什么是永恒？家才是永恒。王朝可以消灭，家却从来不曾消灭过。我们的文化伦理是与家紧紧扣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文化才那么亲切、温暖、永恒。

二

《析津志》记载，元大都建立时，只有二十九条胡同，以后几百年中，北京胡同开枝散叶，越来越多。从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里，我们可以寻到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砖塔胡同。在这出剧里，张生的家童问龙女的侍女：“我到哪里寻你？”侍女云：“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说明在元大都已有砖塔胡同，“羊市”，应该是指砖塔胡同旁边的羊肉胡同。

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后，1923年从八道湾搬来砖塔胡同61号（现84号）居住。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二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在这里，鲁迅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

在这条胡同里，还住着一位在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居住在砖塔胡同43号（今95号）。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母亲从来不看鲁迅的作品，却是张恨水的超级粉丝。

胡同的宽度是六步阔，相当于今天的9米左右，而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则被定为五十步，约合今天的79米。朝阳门内大街和东四之间的一片胡同是历史上最早的胡同，规划相当整齐，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

在元大都，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被定为五十步（约合79米），这个距离，刚好是一个三进四合院的南北长度，适合安置一个三进四合院。所以，五十步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一个基本模数。而一些较大型的公共建筑，如坛庙、衙署等，占地的南北长度肯定会超过五十步，于是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模数来放大，比如一百步、一百五十步，也就是将几条胡同合并起来使用。所以，在元大都，不会“五十步笑百步”，因为五十步是家，一百步（或一百步以上）是公共建筑，按比例配置到居民区中，家与公共建筑，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王军先生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里说：“胡同是居住区，两侧的街巷安排商业；胡同几百米长，相隔约70米一条，里面没有商业，幽静宜人，而要买东西，走几步就可到胡同口，正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院落与胡同，即是生活空间，也是公共活动空间——院落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公共活动空间，胡同是不同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这种空间有分有合，既有利于家庭生活，同时有利于家庭之间的沟通，人们朝夕相处，街谈巷议，这一点是今天的高楼大厦不能比拟的。

我的朋友鄂力住在朝内小街的一个两户人家的小院里，朝内小街是与朝内大街垂直的一条胡同。朝内大街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青灰色大楼，对面是孚王府，雍正的十三弟胤祥曾住在这里，朝内大街车水马龙，朝内小街却十分僻静，鄂力家旁边，曾经住过方毅、胡厥文、严济慈等名人，旁边的东四四条东口，住过楚图南先生。20世纪80年代，王蒙先生任文化部长的时候，家住朝内小街46号，跟鄂力是邻居。在王蒙之前，那里是夏衍先生的住宅，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就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根据夏公的孙女沈芸的回忆，那不是什么深宅大院，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房小院而已。鄂力说他小的时候天天看见夏公的女儿沈宁陪他出去。王蒙住进来后，声称要“全盘夏化”，第一个“行动”，就是像夏公那样养了一只猫。

鄂力后来成长为一名篆刻家，与许多文化老人有交谊，我和鄂力相识，就是刘心武先生介绍的，说起来已是上世纪的事了。有一次吴祖光先生找鄂力，那时还没有手机，祖光先生就把电话打到王蒙先生家里，王蒙就跑到鄂力的小院里叫他接电话，那时鄂力还是一个小青年。后来朋友们开玩笑：文化部长给你叫电话，你可真够牛的！

其实，这样的情景，在胡同里并不稀奇。我曾读过夏公的孙女沈芸的回忆文章，说夏公住朝内小街时，常去邻居家里“打百分”（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作家黄宗英说：“胡同是和门口对门口，院挨院，窗户望窗户相联系的，形成特有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生态。” 胡同里的人，朴素而天真，人们在各自的院落里生活，又胡同里相遇，成就了彼此间家庭似的亲情，一条一条的胡同，就把一个一个家庭串联起来，放大成一个大家庭。鄂力对我说，任部长的王蒙，每天早上都自己去胡同里买早点，在家里吃过早点以后，才换上中山装，坐上车子去文化部上班。

现在到处拓宽马路，商业街也一律是通衢大道，看上去似乎更加现代化，实际上却丧失了北京城特殊的生命记忆和历史沉淀，人们如果试图过马路进一家店铺，还要走上半站地，过了过街天桥，再走回半站地，才算走到对面的街上，恐怕早无购物的心情。街巷的巨大尺度凸显了人类自身的渺小和城市的冷漠。相反，道路不宽，商号货物却各色杂陈，沿街叫卖，人们相遇，互相问候。胡同的尺度，是人性的尺度，这样的城市，是人的城市。

三

四合院在元朝就有，在明清之际走向定型。

总的说来，四合院就是在胡同的九宫格的每一“格”里建起来的封闭院子，按照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在南北两条胡同之间，可以并排建造多座四合院。四合院标准的宅门面南，开在四合院的东西角，它产生于传统的中国相宅说中的方位法则。根据主人的地位，四合院的街门分为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墙垣式门（门楼）等几种形制，随着西洋式建筑圆明园的修建，在民间也出现了大量的中西合璧式的门楼，百姓称它为“圆明园式”门楼。

《二刻拍案惊奇》里写道：“满生与朱氏门当户对，年貌相当，你敬我爱，如胶似漆。”

“门当”原本指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鼓，又叫抱鼓石，老百姓认为鼓声能够避邪，所以民间广泛用石鼓代替“门当”。文官的家用圆形的“门当”，武官的家用方形的“门当”，所以只看“门当”，就可知道这家的主人是文官还是武官。

“户对”是置于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比较典型的为短圆柱形，柱长一尺左右，与地面平行，与门楣垂直。“户对”的大小与官品职位的高低成正比。古时三品以下官宦人家的门上有两个“户对”，三品的有四个，二品的有六个，一品的是八个，只有皇帝的皇宫才能有九个，取九鼎之尊之意。

进了宅院大门，迎面可见一座影壁，以确保居住空间的私密性，让人站在胡同里，看不到院子里的活动。由此左转，可见“二门”。“二门”又叫“垂花门”，开在内外院之间的隔墙上，位于院落的中轴线上。所以“二门”，就是四合院的第二道门，是门里的门。旧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二门”，就是这道垂花门。

“二门”南侧正对着一排倒座房。倒座房是整个四合院中最南端的一排房子，檐墙南临胡同，所以一般不开窗，门窗都向北开，因此采光不好，一般为仆人居住。

走进“二门”，就进入正院了。内宅的院落中有正南正北的十字形的甬道，老北京的住户大多会在院子里栽上树，除了松树、柏树和杨树等因为多种在坟地而不能栽种外，其他各种树木都有种植。过去北京有民谚：“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说的就是在庭院种树的禁忌。比较常见的树木有枣树、柿树等，花木主要有牡丹、芍药、玉兰、丁香、海棠、紫藤、石榴等，在四合院内种枣树、石榴树寓意早生贵子、多子多孙，种柿树则表示事事如意。

1950年，老舍夫妇搬进东城乃兹府丰富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时，就在院子里种下了两棵柿子树，后来胡絜青给这个小院起名为“丹柿小院”。

院北是正房，坐北朝南，是四合院中最适宜居住的房屋，俗称“上房”，一般为三间，也有大四合院的正房达到五至七间，是一家之主的居所。正房的明间（即中间一间）称为堂屋，也称为中堂，三开间的正房堂屋两侧是卧室和书房，正房的特点是冬天太阳能够照进屋里，冬暖夏凉。通常在明间正中摆放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设两把椅子，在墙上挂着一幅画和两副条幅，或挂四幅中堂画。

正房两边是东西厢房，是子孙们的住房，常常也是三间。东厢房为尊，一般住长子长媳，也比西厢房略高，但差别细微，很难用肉眼看出来。

正房两侧的两间房间高度低于堂屋，布局颇似人的双耳，所以被称作耳房。如果院子狭长，厢房通常也会有耳房，通常是平顶的，因此厢房的耳房被称为盝顶。

最里一进院子的房子是后罩房，那里是院落的边界，通常给主人的女儿居住。后罩房和正房朝向一致，也是坐北朝南，间数一般和倒座房相同，以尽量填满住宅基地的宽度。后罩房的等级低于正房和厢房，房屋尺度及质量也稍逊于正房和厢房。

院子里所有的屋宇，都被檐廊和游廊联系起来。檐廊是指正房和厢房前面有顶的走廊，顶通常是屋檐延长出来的；后者是指沿墙的廊（抄手游廊）和连接正房与厢房的走廊（穿山游廊）。有的檐廊和抄手游廊用窗户封起来，成为室内环境，称为暖廊。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随着林黛玉视线的游动，《红楼梦》的生命舞台在她的面前缓缓展开，对荣国府的中心建筑“荣禧堂”有这样的描写：

“一时黛玉进了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

李孝聪先生在《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里说：“北京四合院的设计反映了强烈的封建家族宗法礼教的思想，长幼有序，主次有别，不得造次。也反映了中国人传统心态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念，即身处世外桃源，与世隔绝。对于外部世界，只能从自家的房子里看到邻居的树梢，不能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不肯也不愿意洞悉邻人的惊变。而对于内部来说，家庭成员每天都可以在庭院里相见，亲亲热热，那个四方院子顶上的天空，永远只属于这个家族的自我。另外，四合院的建筑设计充分照顾到环境与气候的影响，高大的院墙挡住了街道上的喧嚣，庭院内栽种的花木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四

在胡同的黄金时代，北京有六千多条胡同。明朝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当时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据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提到的当时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约已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3300条胡同。新中国成立后，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而据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一书所记，四个城区有胡同3665条。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旧城改造运动如火如荼，胡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许多胡同除了它原有的名字，什么都没有留下。

我在我的另一本书《十城记》（初版时名为《再见，老房子》）里写道：“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北京到底拆了多少胡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官方统计。北京胡同研究专家、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胡同九章》里，收录了一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消亡胡同目录》，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北京共拆除胡同891条，其中东城区127条，西城区307条，崇文区209条，宣武区248条。问题是，自2004年，胡同拆除仍没有结束，2005年我写《十城记》时，探访了许多正在拆除的胡同和四合院，也拍下了许多照片，见证了它们成片成片地被推平，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在它们的废墟上拔地而出，茁壮成长，去成就令官员们骄傲的GDP。保守估计，已至少有千条胡同以上，从这个城市里彻底消失。

唐宋的坊巷，已没有可供考察的实体，万丈红尘之中，已难探它们的遗容，我们只能借助文献故纸里的只言片语，在想象里把它们重建起来。只有元明以来的胡同还活着，活在北京，活在我们周围，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幸事！站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看历史，历史是那么亲切，仿佛就在眼前；站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看现实，现实又被拉长了景深而显得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更加通透。这些胡同，历经八百年风雨，它们本身就是文物，是国宝，那些玻璃闪耀的现代建筑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可能成为国宝，甚或，它们根本活不过一千年，即使在现在看来，它们都是那么肤浅和丑陋。

五

四合院是和胡同一起消失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王彬先生说，以一个胡同有二十座四合院计算，北京城消失两万座四合院，是完全有可能的。

华新民有一张标准的西方人的脸，说话却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这位法国人，祖父是华南圭先生，曾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完成对北海桥的改建设计，她的父亲华揽洪，曾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第一总建筑师为梁思成）。华新民自己，就在胡同里出生——她的出生地是无量大人胡同（“文革”后改名为红星胡同），随着金宝街的兴建，这条胡同也在2005年被拆除，如今只能看到东部的一小段，在珠光宝气的时尚街景中，如一段可有可无的盲肠。在这条已经消失的胡同里，曾经住过黄华、乔冠华、章文晋等外交家，还有戏剧大师梅兰芳。

华新民说：“这里是我的祖宅，是我父亲的产权，我们有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的‘房地产所有证’。现在此宅被毁成了废墟，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同意。”

华新民还说：“只要看到那些扛着镐的民工，我心里就发抖。但他们走进了我的家园，他们爬上了我家的房顶。七年以来，我第一次以房主人的身份站在这种场合，我忽然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拆’：当这宅子是家中老一辈的血汗筑成时，每砸碎一块砖每揪断一根木头都像直接砸在心上，感到的是一种剧烈的痛楚和窒息。”

华新民气愤地说：“他们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爬上去了动手就拆，这是什么强盗行径呢？当我闻讯赶到我家的院子里，要求那尖利的镐头停下来，因为这是我家的私有财产时，一个高个子黑衣的人便冲进院子里来威胁我，并且竟还掏出手机说若我不离开他就要叫警察！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到底是谁应该叫警察？我是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这是我的家，它现在属于我父亲的私人财产，有民国时期的房契地契作为凭证，也有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作为凭证，虽然1955年之后租出去了，几十年一直没能收回使用权，但这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无论是这座结实魁梧的八角洋房，还是整座院落所占有的土地。”

华新民的遭遇绝不是孤例，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案例。

胡同的拆除，因其对北京城固有的城市风貌和文化特色的消解而备受指责。有个意大利人把北京的胡同比作威尼斯的水街。他说：“拆胡同和填平威尼斯的水街一样都会有理由，可谁会动脑筋去填平威尼斯的哪怕是一条水街？”

华新民说：“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我在华新民的博客上读到这样一段话：“十年以前，这里还是五条元代胡同，它们是：遂安伯胡同，无量大人胡同，东堂子胡同，东、西石槽胡同和干面胡同。十年以前，这里还是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十年以前，这里还曾有着无数座美丽的四合院。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被拆毁，变成了一片庸俗不堪的商业区。”

胡同消失了，比这更可怕的是，这个城市里所承载的那份恭而有礼、温情脉脉也被一起“拆”掉了，变成赤裸裸的见利忘义。为了利，人们可以金刚怒目、你死我活。胡同消失了，这城市里的人，还是原来的人吗？那些重规矩讲老礼儿的胡同居民去哪了？那些长衫飘飘、骨气傲然的学者去哪了？人们彼此的目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陌生、彼此提防，甚至相互敌意？或许，与胡同的消失比起来，这更令我们感到失望，感到茫然，感到感伤。

六

许多人不喜欢胡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传统街巷内部存在设施落后的问题。埃菲社在一份专电中说：“保留了清代风貌的北京胡同是迷宫一样的小街道，现在它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为现代化让路，还是翻新改造成旧中国活的见证而加以保护。有些胡同建于二百多年前，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卫生条件差，是传染病的滋生地。旧胡同与要举办奥运会的首都、与摩天大楼、与政府想要赋予的新形象，是那么的不协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狭窄的胡同已不适应现代交通。在许多胡同里，现在还可以看见上马石，也就是说，在一些古老的胡同内，古时是准许有马和马车通行的，但在马车消失以后，作为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汽车，却绝难在胡同内穿行，只有部分较宽的胡同准许单向通行，其结果就不难想见，在北京的旧城内，汽车被挤上几横几纵的干道，而像毛细血管一样纵横交错的支流，却起不到泄洪的作用。

残留的胡同内，从前精致的四合院也变成了今日的大杂院。

半亩园是清朝北京的著名宅邸，它的花园在清代被誉为京城六大花园之一，假山叠石更居京城之冠。半亩园共为三路五进四合院，共有房舍180余间，北抵亮果厂路南，南抵牛排子胡同路北，西临东黄城根，名为半亩，实际十亩有余。

半亩园的主人叫完颜麟庆，是金世宗完颜雍的第二十四世孙，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兵部主事，道光年间又先后任安徽徽州知府、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等职，是嘉道两朝的名臣。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河决而罢官，于是由李渔设计，在北京建起了这座私宅。

半亩园如意大门雕的是麒麟，寓意就是麟庆的名字，院过厅上雕有马上封侯挂印，二进院正房檐雕有狮子滚绣球、梅花群鹿、三羊开泰图案，梅花寓意主人的高洁品格，前程似锦，群鹿寓意百禄，三阳为春天开始，三羊昂首望日，神态生动，令人心动。

在自家的园里，麟庆“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或许，这才是一个应该安享的世界，完颜麟庆历尽仕宦荣辱，阅尽人间疾苦，在自己的家里，他“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他一生藏书八万五千余卷，于是以“嫏嬛妙境”作藏书楼，自称“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家终日在楼台”。在这里，他泉阁挥毫，蕉窗泼墨，安心著述，把他一生的阅历，写进三卷《鸿雪因缘图记》。

20世纪50年代，半亩园收归国有，西边花园部分建了大办公楼，80年代以后，整座半亩园，只有残迹可寻。

麟庆的后人搬到了东四十三条（明代称汪家胡同），仿照半亩园建造了一座园，规模只有半亩园的十分之一，名曰“寸园”。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被划归海军所有，1957年后，一部分成为中科院，一部分成为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宿舍。里面的老住户都已经居住了四十年以上。

北京市朝阳区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王椿万先生，是金世宗完颜雍的第二十四世孙完颜麟庆的五世孙。他从小在寸园出生、长大。几十年后，当他返回寸园，看到的景象令人不禁感伤：

大门对外面的影壁，现已盖成公厕，影壁成为后墙，大煞风景。（大门上原来的）二位门神秦琼、敬德不见了，成为破旧不堪的大门。门上原有世京书香匾额，（也不见了）外院影壁，……砌入院内厨房……（从）过厅到垂花门甬路，现在都成了小房子。……原来（的）四进三套四合院，（也不见了）……看不到院落，只见到一些人为堆砌的各种小屋、小棚子。……槐树有一棵也被砌入屋内。

宅内原来的花园寸园，面积虽然不大，却优雅难得，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假山几十年前运走了两卡车，剩下的埋在地下。山上的亭子改成两家住房，池塘与桥梁均被填平，修建了密密麻麻的小房子。有些房子虽然还保存着，但是原来的雕梁画栋早已变成“红砖插砌、洋灰抹平、不中不洋的宿舍”。

刘心武先生曾写过一篇《四合院与抽水马桶》，对四合院里居民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他说：“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

七

元明清四合院，并没有忽略水源问题。“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从南宋叶梦得这句评价柳永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都市里，水井就已是普遍存在。在元大都，居民们通常在两排四合院之间的小巷里打眼水井，蒙语“胡同”（意为水井）一词便成为这样的小巷的代称。从清代朱一新《顺天府志》里可以看到，今天的东四头条到十二条，历史上曾有十二口水井，平均每个胡同一口井。三眼井胡同因为拥有一口三个泉眼的井而得名。

1908年3月，农工商部两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议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建设“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批准。1910年2月，东直门水厂完工投产，水厂所用的蒸汽机、闸门和管材等均从德国进口。同年3月，东直门水厂正式向北京城区供水，北京百姓才第一次喝上自来水，但在当时，仅能服务3000多人。至今，很多院落里的饮用水依然依靠唯一的公用水龙头维系。

了解四合院的人，知道找厕所也是件麻烦事，因为根据八卦原理它有着固定的位置——通常建在四合院的西南角上（旧时人们认为那里是“五鬼之地”，在那里建厕所，可以用秽物将“左青龙，右白虎”中的白虎镇住，免其进宅作乱）。掏大粪的人入院掏粪，再把粪背到胡同里，用粪车运往城外粪场。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就很难完全进入房屋内部。1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廷臣约翰·哈林顿爵士，为她设计的最早的带阀门的冲水马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曾在凡尔赛宫中装了一个这样的“英国式”便器。在很长的时间中，抽水马桶是一种奢侈品，直到清末，中国人才见到抽水马桶。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述他在天津上海间行驶的“行如飞”号轮船上见到的冲水厕所。梁实秋是在1923年才住进有抽水马桶的楼房。

但在四合院里安装抽水马桶始终是一个奢望。刘心武先生说：

北京城市地底下有这样的排污系统吗？如果没有，那么，给少数的胡同四合院里修个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实在接不上大街底下的排污管道，单给修个化粪池，定期派取粪车用泵抽，还是可以做到的，但给每家每户安抽水马桶，那工程可就复杂而艰巨了！

这位朋友的分析，我不知道究竟是否算是内行话？我知道，北京一些胡同杂院的居民，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顽强地对既有的空间进行了改造，包括安抽水马桶，但是往往只能把抽水马桶的下部与排污水的细窄管道相接，这是违法的，也经常会发生堵塞倒溢，还派生出邻里间的纠纷，有的到头来又不能不拆掉，重新忍受去院外公厕方便的生活方式。

20世纪70年代开始，胡同里陆续出现公厕，来满足居民需要，但仍不实用。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里，曾经描写即将出国的局长张奇林，在去机场前突然内急，又怕胡同里的公厕将他的穿戴弄脏，只好“脱下大衣，又进到里屋，套上一条平时穿的裤子，换上一双平时穿的鞋” ，如厕之后，又原样换回来，对四合院生存状态的描摹入木三分。

作家李国文认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八

华新民是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决捍卫者，她不认为代表落后，相反，它们堪称中华“先进文化”的代表。她说：“北京的四合院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建筑文化”，“把这些东西毁掉，别人会瞧不起我们的。”

其实，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主拆派”，他们的“主张”也纯属无奈。在《四合院与抽水马桶》一文里，刘心武先生说：“谁不知道北京胡同有特殊的情调？如果你把一个收拾好了的四合院，一个有着‘天棚石榴金鱼缸’，特别是有卫生设备的四合院交给一个北京市民去住，有谁会拒绝？”他还说：

2000年春夏在巴黎流连了两个多月，巴黎老城确实保存得非常完整，像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广场里的金字塔等新建筑在老城里一是数量很少，二是一般也都不影响城市原有的天际轮廓线；改变原有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建筑百多年来只一两个，一是铁塔，一是蒙巴斯大厦，前者被指认为巴黎标志并已具有文物价值，后者恶评如潮，公众舆论一致认为“下不为例”；整个巴黎老城区，那些从路易十三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仑称帝期间陆续建成的街道房屋，外表一如既往，里面则都改造为了有现代化设施的使用空间。巴黎那保持旧建筑外表，而把里面现代化的经验，北京可否吸取？能不能使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外表依旧，而使里面都能有现代化厨房和卫生间？一位也是由中国去法国并在巴黎定居下来的朋友对我说：“把照明电线、电话线、看电视的电缆线，还有自来水管、煤气管通进旧建筑，不算很难；把排脏水的管道普遍地接通到每一家比较困难，却也还可以想办法实现。” 可是，把抽水马桶安到每一家，也就是把排尿粪的污物管通到每一家，这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你整个城市地面底下必须早有一个大型的排污系统，才能方便地实现这一点。而巴黎地底下原来就有这样一个系统。

雨果写《悲惨世界》，最后的重要情节就在地下排污系统里展开，从拍成的电影上你可以看见，那地下系统四通八达，里面当中是污水秽物排泄道，两边是可以走人的通道，大部分地方比人高得多，人在里面可以直立行走甚至奔跑不成问题……

四合院的生活窘困，到底该怎么解决？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过一段华新民的观点。她是这样说的：

“我非常反对盖低质量的经济适用房，并强制现有的胡同居民购买他们所不能支付的回迁房与外迁房。有些住户一家只有很小的面积，根本不够补偿一整套房子，他们只好去银行贷款，最终导致了他们变得更加贫穷。我希望国家制定一定的福利政策，修建福利房，或者也可以通过自然调节，让胡同平房进入二手房市场，但一定不能以开发商为主导力量，法律上也要相应地制定一个比如《胡同法》，明确规定胡同的修缮应该遵循那些规则。比如不能随便拆卸门窗，要注意原材料的利用等，我也反对现在的新富人在什刹海一带胡乱修建的新四合院。在胡同问题上，不是有钱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是民族和全人类的财产。”

九

在我看来，北京四合院完全可以整体捆绑，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四合院同样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的四合院，堪称“民间的故宫”。它是元大都的一部分，是明代北京城的一部分，是活着的元大都、明北京，它和故宫是一体的。华新民说：“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

我查了相关文件，得知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是：

1.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3.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6. 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以上标准，只要具备一项就可以申请。而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同时达到了以上六个标准。

说一句玩笑话，假如我们不赶快申请，韩国就要申请了。

北京的城墙大部分被拆除了，但胡同和四合院仍然被保存了一部分，即使依靠这些现存的部分，仍然可以笑傲世界的。中国“申遗”成功的类似古城与民居项目有：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等等。

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对我们民族来说，可以带来全世界对胡同和四合院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价值的肯定；对政府来说，可以提高城市及其建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刺激经济的增长，加速该地区的繁荣；对于华新民这样热爱古都保护者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法律化的、体制化的保护和监督，而不再需要个人去单打独斗、仗义行侠。

十

胡同和四合院的内部生活环境，不是不能改变的，只不过花的力气要大一些而已。我曾去过喀什老城，我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的时候，曾经不只一次地踏访过这座具有浓厚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古城，也是中国版图上最西部的一座大城。我迷恋它像积木一样堆积起来的房屋、充溢着奶茶与香料气息的空气，喜欢它迷宫式的街道，犹如万花筒里的无限图案，在我的面前展开。但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城（汉代张骞曾经记载过的古疏勒），同样面临没有上下水、生活不便的尴尬，用当地话说，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水管墙上挂，解手房上爬”。

2008年至2017年，喀什市投资70.49亿元进行老城改造工程，整个改造过程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改造方式，既完成了对古城的现代改造，将水电天然气和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完善，抗震级别达到了８级，又没有破坏古城的肌理，保护了它历史风貌和生活方式的原生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文化遗产项目官员卡贝丝在赴老城考察后认为，“喀什老城改造项目中有很多值得推广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相关改造方面的国际惯例。”

在北京，也有过成功的范例，最经典的改造案例，当属建筑和规划大师吴良镛先生领衔的菊儿胡同改造工程。

菊儿胡同，这条位于北京市二环路以内、南锣鼓巷旁边的胡同，改造前与改造后我都去过。改造前的胡同，像北京许多胡同一样，是以破、旧、挤闻名的，胡同里有七处院落，居住居民44户，人均面积约五平方米。吴良镛先生从1987年开始带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选择这里开始了新四合院危房改造的试验工程，“螺蛳壳里做道场”，在精微的世界里闪展腾挪，让气息奄奄的胡同起死回生。

他们的做法是：保留了胡同内质量尚佳的四合院，而人口稠密的危房则被拆除，再按照“类四合院”的模式，建成围合的二三层楼群，引入集中供暖、独立卫生间和良好的上下水系统；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又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在建筑美学上，典雅而古相，精美而秀丽。

除了政府投入，民间资本也应当介入胡同和四合院保护。从元代至民国，在胡同院落之的空间内，形成了鲜活的市井生活区域，维系它的资本，本来就来自于民间。城市本来就是“城”与“市”的结合，有民间资本的介入，在“城”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市”，市井才能成为生活的乐园。只要厘清华新民所关心的法律问题，也就是产权问题，让四合院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形成新陈代谢，四合院这个生命肌体才能满血复活。政府需要做的，是做好立法工作（比如《民居保护法》，对四合院建筑改建做出限制，比如不能建成与传统民居相违合的现代建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四合院的保护，就可以成为源头活水，而不是坐吃山空。

我想起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在回访他所设计的北京金鱼胡同和平宾馆时，对着当时尚存的四合院说：“为什么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修缮一批民居四合院作为旅游旅馆呢？你看那阳光，透过四合院的花架、树丛，显得多么宁静！住家的气氛多浓！还是个作画的好题材呢！”

十一

若干年前，我也曾闹中取静，在胡同深处赁院而居，作一爿工作室。我没有麟庆的气派，但在方寸之间，依然可以精心打造我心中的桃源。小室里，家具全用明式，墙上挂的是元代王冕的墨梅。我喜欢王冕甚于喜欢倪瓒，布置小院厅室，首先选了他的《墨梅图》，当然不是真迹，是故宫高仿印制的，但印刷的墨梅，笔意简逸，浓淡相宜，那干瘦的枝条所呈现的笔力，是时下画家被金钱买断的笔墨所不能比的。当年王冕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推荐他当官，他力辞不就，南归故里，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曰“浮萍轩”，放于鉴湖之阿，花间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沧海一声笑，何愁负此身。王冕买舟，北上大都，就住在鼓楼边的胡同里。他就走到了我的身边，离我很近了，可惜，我们被时光隔开，无缘相识。我的小四合院，虽无显赫资历，只是寻常人家，家具不是古董，画也是印刷的，但我觉得它们的内涵，与这座城延续千年百年的气息是通的。我在庭前种了一树梅花，风、花、雪、月，真的就聚齐了。雪落花开，我就觉得王冕还活着，元大都还活着，小院里的雪是元朝的雪，小院里的梅是元朝的梅，我从小院里看见了元大都，那座华美灿烂、人流如海的大都，依然在春花秋月、星移斗转中健康地活着，生生不息。

我在小院里迎来过许多友人，吟咏唱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因故搬离了院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我身边的文人朋友，也越来越多地在胡同里买院而居。除了那些深宅大院，许多占地面积两三百平方米的小型院落市场价格在两千万上下，相当于北京市一套高级公寓的价格。他们把高楼大厦里的罐装生活变成亭台精舍的幽情雅韵，让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贯注到自己的生命里，在安顿自我的同时，也真正成为四合院的保护者。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北京的四合院酒店。这些年，由四合院改造的酒店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我所工作的故宫博物院的周边，像演乐胡同的“壶庐”、前圆恩寺胡同的“杜革”等，都装修雅典，清净可人。我时常在休息之日，坐在这样的酒店院落里晒太阳、喝咖啡、吃法餐，有时在故宫清早有事，我不愿也无力在堵得密不透风的大街上杀出一条血路，就干脆选一家品质优良的四合院酒店住下，早上在庭院里吃过早点（有时干脆去街边小店吃），然后在晨光中步行走进故宫东华门。唯有如此，古都的早晨才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一场战斗。酒店是大家的家，它让那些各自为政的四合院打开了大门，拥抱来路各异的游子，而北京城，不就是一个打开了大门的超级四合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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