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和董鄂妃的关系（顺治帝看上弟媳妇董鄂妃）

顺治帝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打入冷宫，孝庄皇太后给他安排了一位新皇后，他并没有很喜欢。直到遇到了董鄂，顺治帝才一改风貌，励精图治。

我们知道皇后之位虽不如帝位那样尊贵、重要，但也不可久虚，就如一家之中有父又焉能无母。否则，那将意味着乾坤失调。国体不稳。那位被打入冷宫的博尔济吉特氏脸上的泪痕未干。孝庄皇太后就又开始风风火火地为顺治帝选立新后。

顺治十一年五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淖尔济的两位女儿同时被接进宫中，并几乎同时聘为妃，按姻亲辈份论，淖尔济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儿，两位妃子自然是太后的侄孙女。一个月后，姐姐被册封为皇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被册封为淑惠妃。无疑，这又是孝庄皇太后为维护蒙古王公贵族在宫中的特殊权益和地位所采取的举措，但此举也还有另一个更令孝庄皇太后难言的隐衷。孝庄皇太后的另一个隐衷是什么呢？

顺治九年，即1652年，定南王孔有德在与李定国农民军的战斗中失利，自缢而死，举家百余口被杀，只有女儿孔四贞力克重敌，突围而出，孤身一人奔京师哭诉其父死难之事。孝庄皇太后得知后。一方面为了安抚孔，有德旧部。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己很喜爱这个女孩，于是就把她留在宫中，视之如郡主。

孔四贞是孔有德的独生女儿，不仅容貌端庄秀美，而且善于骑马，征战沙场，颇有关外女子之风。然而，不知于何时，多情的顺治帝却对这位汉家女子一见钟情，朝思暮想，终于有一天，他向太后提出，要纳孔四贞为妃。孝庄皇太后闻言大惊，她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清廷旧制，宫中严禁蓄养汉女，现在孝庄皇太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已违反这一条例，又怎能轻易准许皇上娶汉女为妃呢？况且。孔四贞早已许配给孔有德的偏将孙延龄为妻。虽未过门。却已是孙家之人。汉族人极重名节，尤其在婚姻上更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孔四贞是不会答应的。即使她答应了，孙延龄又会轻易放弃吗？倘若强娶，很可能会激起孔有德旧部的兵变，以至影响大清“以汉治汉”方针的执行。

因而孝庄皇太后任顺治帝多次请求，依旧断然拒绝。但见自己的儿子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她也未敢立刻为孔四贞完婚，而将她养于宫中，加封为和硕格格，掌其父定南王之事。直至九年后，也就是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才与孙延龄完婚，移居紧邻皇宫的东华门之外。可见孝庄皇太后在处理此事上颇有为难之处。

与此同时，她也紧锣密鼓地为儿子选后择妃，想通过新的佳丽入宫来转移顺治帝的情感，使一切都悄然逝去，如过往云烟。然而，她却没有想到，长久以来的感情缺乏与误解，使母子之间已产生了一道情感的鸿沟，在顺治帝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多尔衮选择的他不会接受，母后选择的他也不会接受。只有自己选择的人是最尽人意、最可心的。然而，孝庄皇太后是不会允许儿子自寻称心如意的佳偶，她不仅要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特殊权益与地位，更要维护大清帝国的尊严与命脉，这就注定顺治帝的婚姻只能成为封建祭坛上的缀饰与牺牲品。

孝惠章皇后姐妹就是在顺治帝对母亲由怨生恨，对孔四贞眷顾殷殷的时候被选入官。她们的命运并不比头一位博尔济吉特氏强到哪儿。尽管太后对她们百般呵护、疼爱有加，可在顺治帝的眼中，她们只不过是不屑一顾地摆在后妃位置上的牌位罢了，以至姐妹俩至死也无一儿半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尤其是对新皇后，顺治帝更是看不顺眼，极度冷淡。章以“虽秉心淳朴，却缺乏特长及才华”简单而又可笑的理由不予理睬，甚至在顺治十五年太后生病，以“礼节疏阙”对皇后兴师问罪，停进中宫笺表，并谕诸王大臣议处，直欲再度废后，但因太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之后，博尔济吉特氏两姐妹也只能在宛若冷宫的环境中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将青春与幸福抛度，埋葬在这“庭院深深”之中。

清廷旧制，朝中凡有吉凶礼典，在京达官贵人的命妇皆得入朝，即命妇更番入侍之制。可到顺治十一年四月，孝庄皇太后突然下令因“前代所无”，且要“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停止命妇入侍后妃之例。顺治十三年四月间，皇宫内落成乾清、坤宁、景仁诸宫，按例应册立嫔妃，孝庄皇太后却突然一反常态，提出“孔有德女孔氏宜立为东宫皇妃。”一前一后，反差竟是如此之大，不禁令大臣们大吃一惊，茫然无措。罢旧制，立孔氏，如此突然，如此紧迫，难道真如孝庄皇太后所说的那么简单吗？此时的后宫之中已乱作一团，顺治帝福临又制造了一个震惊朝野的“爱情”史。

2月初8日。是孝庄阜太后的寿诞之日。以往的每一年这一天都要举办寿辰大典，文武百官要专程进宫拜见，后宫的妃子也要来祝寿。除了昭告天下国民，还要告诉外藩蒙古、朝鲜等藩属国。此时，因为京畿痘疫流行，皇太后特谕免行庆贺礼，但自已家人小规模的庆祝还是必不可免的。儿子福临特意写诗30首献给母后，以表对母后的养育感恩之情。

这天的一清早，福临就来给他母后请安，当他起身抬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坐在母后旁边的皇考懿靖大贵妃的身后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妇眷，此妇明目皓齿、亭亭玉立，温柔祥和中隐露出聪颖和刚毅。福临内心大喜，这不正是我中意的美人。

可是，福临很快失望了，原来，那个女眷已是有夫之妇，她就是皇考懿静大贵妃的儿媳，小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新婚不久的妻子、正福晋董鄂妃。福临怒叹老天太不公平，为什么董鄂氏会在宫中选择秀女时未被自己发现，却指配到襄王府中。

福临失恋了，白天坐立不宁，夜晚辗转反侧。福临几乎想到疯狂了，日思夜想。为了接触董鄂，他想方设法进入后宫。直至有一天，在只有两人在场的时候，福临向董鄂倾诉了难以压抑的爱慕之情。这件事被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发觉了，单纯年轻的亲王怒气冲冲跑来要与九阿哥评理。亲王忘记了阿哥是个皇上，斥他丧失伦理，福临忘记自己是个阿哥，竟狠狠地打了襄亲王一个响亮的耳光，骂他大胆侮辱君王。

孝庄太后得知福临喜欢上了弟弟的妻子，大骂了他一顿，并且要求礼部赶紧为皇上册封皇妃。这边福临则表示了非董鄂不娶的决心。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三日，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愤而自杀，时年16。这事情闹大了，弟弟都自杀了，福临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但此事还没有作罢。朝廷为襄亲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特命由工部监造坟祠，并于定例外每年加祭一次。

紧接着，礼部已择吉日于八月十九日册妃。福临伤感地说：“襄亲王丧葬没多久，这件事推到以后再说吧。”没过几天，福临就急不可耐了，前往礼部说：“我前天已经得到太后的同意，把董鄂纳为妃，礼部抓紧点时间写奏折。”

大概是为了说声“对不起”，同一天，福临派内大臣道巴图鲁公鳌拜带着丰厚的祭品拜祭了襄亲王。在宫中的一片议论声中，董鄂来到了皇帝的身边。只过了四个月，皇帝就把她升为了仅次于皇后地位的皇妃，而且将皇帝对众多妃嫔的宠爱集于一身，沉浸在炙热的爱情之中。

对于董鄂妃这个人，除了入宫前与顺治帝的绯闻确实影响她的清誉，成为她一生中的疵点外，入宫后的所作所为却往往令人惊佩不已，在后宫之中颇有口碑。顺治皇帝曾这样描述她∶

“宽仁侍下，无丝毫之嫉意。宫中之人做了好事她立刻上奏，她们有了过失则尽力掩盖，从不向太后告状，为朕所深深喜爱。太后也对她宠爱有加，即使有了些许美味之食，也要让大家共享，方觉心安。宫中眷属，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年长的称为婆婆，年少的则以姐妹相侍，从无非礼之处。所以凡是见到她的，没有不喜欢的。虽然未晋皇后之名，实际上则司皇后之职。”

其中虽然也有夸张之词，但却也不为过。

董鄂妃深知自已是在何种境况下，以何种身份进的宫。而且仅入宫短短四个月就晋封为皇贵如妃，大有取代皇后之势，更易遭人妒嫉怨恨。她必须同时应付与处理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以孝庄皇太后和皇后为首的蒙古后党；二是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妃嫔姻党，她们往往是朝中不同政治势力派别在内宫中的代表人物；三是虽然地位卑微，却早已于后宫中扎根筑巢颇能兴风作浪得太监大军。

而她所凭借的仅是自己的才智和顺治帝那点儿可怜的爱，这种无力的爱是无法与宫残酷而又野蛮的政治斗争相抗衡的。所以，董鄂处在宫廷里要处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她明白，如果不这样的话稍微疏忽做事给人抓住了把柄，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尽管此时的她虽颇有昔日杨贵妃“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味道，但却没有杨贵妃的那种妖柔造作的酸味儿，更没有“贵妃出浴”的狎邪事情。在个人的生活上她从不奢华。平时穿着“绝夫华彩，即簪理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与第一位大发雷霆的废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办理后宫庶务上，无不尽心尽力，又把握适当的尺度，得到了宫女和太监们的一致赞赏。宫女和太监要是犯了错，他总是以她们之前得到的功绩来劝导皇帝。皇帝的赏赐，她也分给下面的宫女太监，从不怜惜，以至封为贵妃至死却“绝无储蓄”。

在与顺治皇帝的爱情生活中，他们的爱情令人羡慕，董鄂妃总是亲自下厨给顺治帝做饭，嘘寒问暖、形影不离。董鄂的乖巧贤惠让顺治帝改变了很多，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已超出了卿卿我我的普通恋人之间的恩爱。她不仅是顺治帝的精神支柱，还是他患难与共，撑家和立业的贤内助。

顺治帝性格复杂，脾气暴躁，时常与大臣们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一次下朝之后，顺治对忙碌不已的董鄂妃深感过意不去，叫她一起共进晚餐。董鄂也明事理，对皇帝劝到∶“承蒙陛下厚爱，我很高兴。然而您为什么不多与大臣们共食，谈说笑乐，让他们也享受到皇上的恩惠呢？”自此之后，顺治帝与“诸大臣共食”的次数多了起来，脾气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不知情的大臣们以为他洗心革面了呢，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董鄂妃妙劝的结果。

每次顺治批阅奏章至深夜，她都亲自作陪，每见顺治因心烦意乱草率处理文章奏折时，都轻声劝道，“这些奏折是不重要的吗？不重要的话为何陛下还要每日处置呢？”顺治帝也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好多都无用呀，这些都是老一套的东西！”虽然他这么说，他也是听进去了他宠爱的人建议，以后总会小心处理奏折。在这一段时间也是顺治帝最为勤政，治国最有卓效的时期。

有时夜深人静时，顺治帝提出让她同阅，她却起身致谢，说道：“我听说宫中女子不得过问宫外之事，又怎能于预国政呢？请陛下斟酌明察。”清代，为了防止外戚专权，严禁宫中后妃干政，否则视为违制。董鄂并非一个擅长权术和玩弄政治的人，在她心中有一个衡量尺度，她知道怎样去权衡，知道适可而止，绝对不会逾越那道线。

由于地方上吏治不整，明朝旧臣引发了很多矛盾，这让顺治帝左右为难。董鄂知道了这件事后，劝道∶“这种事情确实非我所敢干预的，但以我拙见，他们都是为国事引发的争议，并非为了一己之私，陛下应该查明原因，以服其心。不然，大臣们不服，又怎能服天下之心呢？”她的这些建议与思想，切中肯繁、允妥恰当，成为指导顺治帝整饬吏治的重要方针。可见在顺治帝所取得的功绩之中，不能不说有着董鄂妃的一份功劳。

“御案上一点墨，便是民间千滴血。”有多少君王就是轻点朱墨，而被民间所聚集成的血河所淹没。成为亡国之君的。因此，在死刑的裁决上必须慎而又慎。一天晚上，顺治帝审阅一批报斩罪犯的卷宗，思虑良久还是犹豫不决。董鄂妃见状，起身问道：“不知是什么事，竟使陛下如此心神不安，忧虑重重。”顺治沉吟道：“这是秋天正法犯人的卷宗，这里面的十个人，只要我说可斩，就将被正法啊。”听罢，董鄂妃潸然泪下，劝道：“这些该杀头的人，都是愚昧无知，又不是陛下亲自审理。我理解陛下的意思，就是陛下亲自去审理，也难免会有失误之处，况且刑部审案，又怎能全无冤枉呢？陛下应该慎重处理，尽量减轻他们的处罚，存其性命，以示好生之德，仁人之心呀！”对此，顺治帝深为赞同。

从此之后，福临审案极为谨慎，而董鄂妃对刑部的案卷也格外留意，一再劝诫福临：“人命关天，死而不可复生，陛下要多留意，仔细考虑。不然，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在处置死刑犯人的指导思想上。她提出∶“与其失人，毋宁失出。”即与其因误判而错杀，还不如误将罪人减等或释放，因为误杀无法改正，而误释却可复判。这种法制与量刑思想，在清初吏治混乱、草营人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对顺治也影响极深，使他的治国之策由“重剿”转为“重抚”，对于稳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董鄂妃入宫后的短短四年间，杀头被免死，监押的被减罪之人很多，吏治也大为改变，这不能不说与董鄂妃的劝谏有很大的关系。就连顺治帝也承认，由于自己的多次重审而少杀了不少的无辜者，此皆”亦多出后规劝之力”。

顺治帝在冗繁的政务之余，还得听“讲课”，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也兼及历史、文学等内容。每次听讲回来，董鄂妃便像个老大姐一样让他复述课业。答对了则高兴，“间有遗忘不能悉”之时，她意如训一位顽皮的小弟弟似的，生气道：“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福临非但不生气，反而洗耳恭听。这时。二人之间全无皇与妃的等级隔阂，而是两颗互爱之心在感情上的平等交流，除了孝庄皇太后之外，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董鄂妃敢用这种口气对皇帝讲话。顺治帝酷爱狩猎，每次回来总向她炫耀打猎中的趣闻险事，而董鄂妃则“忪然于色”，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也许，妻子的这种表现恰是丈夫的自豪和骄傲——他已完全赢得了爱妻的心。

俗谚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但对于董鄂妃来说，如何处理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婆媳关系，是比伴君更为棘手之事。董鄂妃不仅天生仪容，而且谙熟宫中的各种礼节，进止有度，言行得体，无论对上对下，都和蔼可亲，无丝毫之骄态，使人难以挑剔。

就在董鄂妃被册封为皇贵妃不久，孝惠皇后可能也感觉到了自己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憔悴忧念”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这正是董鄂妃专宠的天赐良机，出人意外地是她端茶奉药，亲临榻前扶侍，宫中侍御还乘此机稍事休息，而董鄂妃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为皇后诵读诗书，或闲谈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她仍然早晚侍候，照顾起居，根本不像皇贵妃，倒像一个下等侍婢，就连皇后本人也颇受感动。对于孝庄皇太后本人，她更是伺候得无微不至，“曲意承欢”。正如顺治所说的那样∶“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即使在皇帝离宫时也是如此，经非做做样子以讨圣欢，孝庄皇太后对此也大感吃惊，不知董鄂妃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

爱情的力量是惊人的，而得之不易的爱情才甘之如饴。董鄂妃在与各种势力的斡旋斗争中，在妥善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将自己和顺治帝的爱情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然而，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生活仅仅持续了四年，残酷的宫廷斗争，把年轻的董鄂妃早地送上了黄泉之路。这一段倾城之恋，您有羡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