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晋商怎么样（明清大同与万里茶道）

摘 要：由晋商开拓并主导、沿线商民共同参与运转的中俄万里茶道，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持续兴盛，成为继丝绸之路后，沟通欧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在万里茶道的形成和历史变迁过程中，作为晋商原始资本积累地、万里茶道必经之地和重要商埠，大同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晋商明初得益于“开中法”的崛起阶段、明中后期“蒙汉互市”的壮大发展阶段和清初“中俄条约”签署后的鼎盛阶段，都与明清大同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同见证了晋商由盐商、粮商到茶商的发展轨迹，以及称雄商界500余载的发迹史。

关键词：晋商 万里茶道 大同 地位 重要

明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农牧区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以农立国的明王朝，不仅无力控制北部辽阔草原，而且不得不随时应对蒙古骑兵南下劫掠。因此，“高筑墙”就成了明王朝贯行始终的基本国策。历久不断的“高筑墙”，致使人、财、物向北部九边防御线源源不断的集结，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蒙汉交界地区的开发，缩小了南北经济的差距。“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寨之所无者”。同时，“高筑墙”并没有真正中断蒙汉间的交往，或冲突，或朝贡，或马市，最后以“汉达兼利”的互市贸易方式结束。居于河东盐区、粮棉区和大同镇军事消费区、蒙汉贸易区之间的晋商，占尽政策和地缘优势，集粮商、盐商、茶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蒙汉互市贸易过程中，兴起于商界，继而成为开拓万里茶道的主力军。

一、明代大同镇贸易形式与晋商的原始积累

（一）开中制——大同镇军需催生的边内贸易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且关系国计民生，历来都是官府专营。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官府把食盐贸易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日益变得不可能。因此，宋代以来就有放开国家垄断，允许指定的官商进行经营的议论。

明政府为解决“九边”八十多万驻军的粮饷供给，实施了军屯、民运粮制度。鉴于军需边粮的日益增加和运输困难，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行省上书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边储充 ”。明太祖朱元璋同意了这个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引的“开中”之法。“盐法边计，相辅而行”，这个最早于大同镇推行的开中制一出，立收“转运费省而边储充的效果”。其后，九边各镇“多招商中盐以为边储”。

开中制在大同镇的实施，几乎贯彻整个明代，但具体实施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洪武时的中盐之法多属因事而设的应急措施。洪武十九年（1386），山西大同府知府郑彦康奏：“往岁大同中纳盐粮，交易者多，所以税课益增，自停盐粮，近年税课亏耗不及旧额”。由此也可见，开中盐法的实施，不仅舒缓了大同镇边粮供应的紧张，同时也增加了当地的税赋收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永乐年间，商人为了迅速获利，于边地就地雇人垦种，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粮换取盐引，这便是商屯。嘉靖翰林院学士霍韬言：永乐年间，“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 ，商屯的出现客观上对边地开发起到促进作用。

宣德二年（1427），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大同每岁召商中纳盐粮，以实边储，因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久乃得支，人少有至者，乞每引减米五升，不次支给，则商旅必至，边廪可充”。这一时期，由于大同镇途程险远，更主要是守支时长，商人纳粮开中的积极性不高。为此，明政府在继续降低每盐引纳米之数的同时，推行“不次支给”，以期缩短商人守支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缓解大同镇边仓不足。

正统五年（1440），户部奏：“盐商因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恐误边储。请令云南、福建、四川、广东、河东盐，仍其旧。其两淮、两浙、长芦，每岁盐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客商，二分令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见数存积，遇边方急用粮日，召商中纳支给，庶官民两便，不致误事”。英宗批准了户部的建议。这是中盐分为常股和存积之始。中常股得排队等候，中存积则随到随取。盐引分类、开中定额，是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开中制实施过程中“守支”面临的压力。

成化十四年（1478），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奏：“先因大同各城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至今无人上纳，乞敕户部差官分往二处，以盐卖银，收买草豆为便”。户部复议后，以为可行。这是最早运司纳银就场卖盐引，以补大同军饷的实例。“运司纳银”应运而生，商人纳银于运司，换得盐引，随时支盐，从而使“守支”问题得到了改善。

弘治四年（1491），明廷罢户部尚书李敏，升侍郎叶淇。叶淇上任后，变开中之法，“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运司纳银”不再纳粮而是给盐运司交银，统一提解国库，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将饷银调拨到边镇发给将士籴买粮食，即所谓“折色法”。“运司纳银”正式全面推行，从“银—粮—盐引”或“粮—盐引”逐渐转变为“银—盐引”，“运司纳银”与“开中引盐”双轨并行。“折色法”为主导的盐政改革，彻底的改变了明朝初年开中法“盐政边政相结合”的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取而代之的是以食盐专卖为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手段。随着“折色法”的出台，直接将边镇经济发展的基础抽离，边商逐步撤出，商屯荒废，边镇军需再度紧张，军费支出大幅提升，明朝陷入了更加可怕的财政危机。

嘉靖年间，蒙古部族最强一支俺答兴起于宣大边外，大同镇成为明蒙交战的主要战场，继而大举修边筑堡，加强防御。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军需开支，明廷不得不大量的拨发粮饷。嘉靖三十四年（1555），户部尚书方钝奏：“宣、大二镇一岁军饷已费二百五十余万金，犹称不足”。据载，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四年，其岁支太仓银最高者为595万余两，最低者429万余两。仅仅一个宣大一年的军饷就近全国一年太仓银支出的一半以上，军费之甚可见一斑。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边境几无战事，对于军饷的需求较之嘉隆朝有所降低，加之盐法大坏，明廷划拨给大同镇的盐引也减少。

（二）贡道贸易——大同镇贡道的确立与蒙汉贸易

明初，由朱元璋、朱棣两父子建立起来明代朝贡体系，成为了大明强盛的标识。明代建立的朝贡体系实质为：“防御性、以礼仪性的皇帝至高无上地位为中心、单方便的官样文章式的规章，及对与外国交往的限制。……明朝的朝贡体制以一种独一无二的系统化和官僚化的形式将这些特征汇集起来”。也就是，明所建立的这种朝贡体制：一是单方面的，二是显示中央帝国皇帝至尊的，三是非贸易的，四是完全形式的。

这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与北边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从永乐元年（1403）到隆庆四年（1570），蒙古族向明廷朝贡８００余次，平均每年约５次，贡马总额５０万匹以上。每次朝贡人数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朝贡次数之频，朝贡的人数之多，已经不是礼节性、完全形式的了，而是蒙古部变相索取明朝财物的渠道，附带还有贡道贸易、私市的进行。更有是朝贡与掠边交替进行，甚至是两者同时并行。

洪武年间，“严交通外夷之禁”，明廷严格禁止与蒙古诸部贸易。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敕谕兀良哈官军人等：“朕嗣位之初，已尝诏谕尔众，后辽东守臣言，尔等俱欲来朝，今遣指挥萧尚都、镇抚刘忽鲁秃、百户和尚往谕朕意，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随后，“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其部署脱忽思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此为史载最早的蒙古朝贡使团。此后，鞑靼部、瓦剌部相继与明廷建立了封贡关系。明蒙间中断了四十余年的经济联系，以朝贡的方式重新建立。蒙古各部朝贡的主要是马匹，明廷则主要赐予钞币、彩绢等。成祖朱棣强调对待各朝贡使臣“可善待之，其市易者听自便。盖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正是得益于永乐朝对蒙古诸部朝贡贸易的适当宽松政策，对于此后明蒙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这种正常的通贡关系，一直保持到明宣德朝结束以后。

永乐二年（1404），鞑靼知院马剌沙属民里不花到京“纳款请朝，上许之。遂命民里不花等往，导马剌沙入境”并下令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遣兵纳之，且令约束所遣将士毋有侵扰”。由此看见，鞑靼入贡经由大同镇入京。

永乐七年（1409），成祖朱棣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闻塞外有径道，自甘肃七昼夜可达北京，即遣人踏至宁夏，又自大同踏至北京。果自几程？果若近便，今后驿使只于此路往来”，通过实地调查进一步确立了蒙古鞑靼部由大同镇进京的贡道。鞑靼部与瓦剌部“贡道皆由大同入居庸”。

正统十年（1445），英宗敕瓦剌太师也先：“太师今后遣人只从大同路来”。十一年，英宗朱祁镇再敕瓦剌也先：“今后太师凡差使臣来者，务令赍铁牌及印信文书，从大同路来 ”，再次强调大同贡道。

另外，天顺五年（1461），鞑靼孛来多次入寇平虏城、宣府等处，敌终不能胜。此后，孛来三次乞和。英宗朱祁镇便派都指挥詹升、窦显等持玺书前往谕降。孛来听命，遣使来贡，并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布政使司兰县（治今甘肃兰州）入关，明廷允准。贡道改变之后，每年入贡，同时寇掠如故，河套之患由此不绝。六年，仍令其由大同入贡。

明廷一再强调和要求中西部蒙古部族由大同贡道入京（东部兀良哈三卫由喜峰口贡道），其原因有三：其一，从大同镇边入，距京师相对近，既防止其“窥视中国虚实”，又可有效避免因入内沿途过长而骚扰劫掠；其二、固定在大同镇关口，使臣迎接、清点、印信文书查验、安顿、护送等相关配套措施和设施相对完善，便于对使团的管理；其三、大同镇在九边攻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其防御设施相对更加完备，从位于中三边的大同镇出入，可最大限度的预防内外不测。

朝贡使团中，除了使臣之外，往往还有随行商队。大同镇除对贡使提供迎来送往、食宿招待外，还要组织贸易，即“贡道贸易”，未能被明廷批准进京朝贡的那部分蒙古使团成员及随行商队，在明廷规定的长城入境关口后，沿途与汉人所进行的贸易。与会同馆市相比，“贡道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它使朝贡贸易扩展到民间。

正统三年（1438）正月，瓦剌脱欢遣使朝贡，明廷敕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等曰：“尔即谕令正使三五人赴京，所贡马驼令人代送，其余使臣、从人俱留止大同。并脚力马给与刍粮，听其与民交易”。同年三月，为了便于有序交易，大同巡抚卢睿请求：“大同宜立马市，庶远人驼马军民得与平价交易，且遣达臣指挥李原等通其译语，禁货兵器铜铁”，获准。这个服务于贡道贸易的大同马市直至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发生才关闭。

朝贡使团人数逐年增加，实则多为朝贡使团中商队日渐扩大。明廷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限制入边人数。弘治元年（1488），贡使六千余多人，准放一千五百余人；三年，三千五百人，准放一千五百人；……十年，六千人，准放二千人。然“至京者，以五百人为率”，余均逗留大同，听令两平交易，大同马市也因此于弘治十一年（1497）再度开放。

明代中前期，位于蒙古各部入京贡道上的大同镇，沿途贸易及民间走私贸易与朝贡相伴而生。大同至北直长城沿线主要存在三种蒙汉贸易形式：作为官方贸易的北京朝贡贸易，实为贡赐关系；朝贡贸易体制下的“与民贸易”——大同镇沿线至北京会同馆市的贡道贸易；以及盛行于宣大等边地的“非法”民间贸易——私市。

明朝所禁私市，以严格限制出境的军械兵器、铁器贸易为主。早在正统以前，大同镇明蒙私市贸易业已出现。宣德九年（1434），镇守参将曹俭“私以盔甲、弓箭与阿鲁台使者易骆驼”。明宣宗以他是前朝旧臣、守边多年，而未加治罪。

正统年间，随着瓦剌和明朝的通贡往来频繁，规模渐大、停留时间渐长，大同镇京师间使臣、商队络绎不绝于途，与明朝军民接触的机会较多，这就使得兵甲弓矢等军器的私市贸易十分猖獗。更有甚者，在私市贸易的刺激下，明朝的一些官员和军民甚至私自加造军器，与蒙古贡使交换马匹及明廷赏赐的缎绢等。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与宦官王振内外勾结，“递年多造铜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先每岁用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由此看见，当时在大同镇沿边私市可谓猖獗。为此，正统十三年，明廷再次发布禁令：“禁口北一路不许将弓箭军器与虏使交易，违者处死”。

除军械兵器外，明廷还严禁铁、铁器，所谓“寸铁不得北贩”。蒙古贵铁如宝，每每南下劫掠“以得锅为奇货”。弘治十一年（1498），大同镇就发现了包括总兵、副总兵、参将及游击将军等大同一镇的各级镇守官员，以及包括远近行商坐贾和村市居民的普通民众参与的，用铁器等物与达延汗使臣交易马匹的私市贸易。副总兵赵昶与总兵神英之间还因争市马而相互攻击结怨，并被双双查办。大同镇军民上下一体铤而走险，利欲所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私市贸易的兴盛。

从弘治十一年（1498）达延汗最后一次朝贡后，到隆庆四年（1570）的70多年间，明蒙之间官方朝贡贸易和正常民间市易全部中断，故而私市贸易更加普遍。大同镇沿边军民纷纷参与私市贸易，甚至和蒙古内外呼应。嘉靖二十年，大同阳和卫前所百户李锦等二十余人出边与蒙古进行私市贸易，游击戴昇谍知后报告大同巡抚史道，史道派壮丁十五人前往侦察，“锦等恐事泄，潜召虏数十骑，杀以灭口，惟宪章等三人脱走”。事发后，李锦被枭首示众。这一时期，禁约私市贸易成为明朝官员整顿边务和加强北边防御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措施。嘉靖四十四年，宣大巡按御史胡惟新条陈边务中也指出“大同官军通虏贸易，透漏边情，乞敕督抚禁治”。

这一时期，由于朝贡贸易的停顿，每年春季，牧民携帐驱畜络绎塞下，以牲畜、盐柴换粮食维持生计，“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私市物品，也由前期主要是武器、铁器，转变为后期更大量的米豆杂粮等粮食和布帛衣服等其他生活必需品。

具有交易对象广泛、时间地点灵活、交易物品普实等特点的私市，在明中期大同镇边民族贸易中地位尤显突出。虽然，明廷于边内对参与私市的官军、边民重罪以治；对边外则千方百计“捣巢”、“赶马”、“烧荒”，阻止近边驻牧。却始终未能从根本阻断长城内外、蒙汉民族的这种民间交易活动。直到“俺答封贡”后，明蒙互市贸易广泛展开，私市才逐渐走向衰落。

（三）汉蒙两利——大同镇互市贸易

弘治十三年（1500），达延汗为了征讨满教赍阿固勒呼，移帐于鄂尔多斯，明廷误以为入掠，发兵阻击，双方的和平贡市关系就此中断。此后，“终正德、嘉靖间，犯边杀掠吏民不已”。

嘉靖年间，俺答派使者多次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求贡书言辞恳切，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是因贡道不通，说明了朝贡体制下“汉达两利”的好处、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图景。结果令人十分遗憾，世宗以为是“求贡诡言”，始终采取绝贡政策。这一时期的绝贡政策，使边内因大肆修边致国力遭到了极大的消耗；对边外则因经济封锁给蒙古族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同时，北部长城一线经年累月受蒙古骑兵袭扰，百姓苦不堪言。

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之孙子把汉那吉因家事，与俺答有隙，率领妻儿老小扣大同镇边请降。宣大总督王崇古随即上书明廷，在高拱和张居正的主持下，王崇古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支持，把汉那吉被封为指挥使，并厚待之。同时，俺答汗拥兵大同镇边，索把汉那吉。王崇古一边备战以防俺答突袭，一边准备与之和谈。同年十二月，俺答汗以亡入自己领地的汉人赵全等人将把汉那吉一行换回。

次年，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封贡事成，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封闭对抗状态，大同镇边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作为“隆庆和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政府在大同等镇边重开马市，大同地区的蒙汉贸易合法化、制度化和长期化，从此马市成为大同地区蒙汉贸易的主要形式，直到明朝灭亡。

俺答封贡虽说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却也是由明蒙双方的战略与生存需要所决定的。明世宗对蒙古族采取的“绝贡”政策，给后继者明穆宗和高拱、张居正君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君臣们正是总结了嘉靖年间对蒙政策的失误，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才能纠正弊端，抓住历史机遇，允许通商互市，遂有隆庆年间“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结束了明蒙近两百年的朝贡贸易制度，开启明蒙政治经济关系新局面。大同镇边出现了“军民乐业，即唐虞之世”的安宁景象。

俺答封贡、明蒙互市后，明长城沿线九边各镇普遍开设马市。 隆庆五年（1571），大同镇边马市相继开市，得胜堡马市（镇羌堡马市）与歹成台吉等部、新平堡马市与五路台吉等部、守口堡与摆脱兀慎等部交易。

隆庆六年（1572），王崇古对两年来的马市作了分析，认为黄台吉部“素称穷悍无赖，冬时尚恃打猎，春来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其痩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上书建议除于春月贡市时，每部给布各数百匹，米豆各一二百石，令散给本部穷夷，同时“其巡边各口，每遇虏酋执书求小市，查照臣原议，听参将守备官，准令边外各以牛羊皮张马尾等物，听军民以杂粮、布帛两平易换，量抽税银，以充抚赏。庶虏中贵贱贫富，各遂安生”。次年，兵部的一份奏折中这样说：“今边冲口，每月望后俱有小市，虽以抚安穷夷，尤当严加防范。”可见，王崇古“开小市”的方案很快被准允并付诸实施。
小市之开辟主要是为了弥补一年一度大型马市之不足，特别能满足“穷夷”的迫切愿望。大同镇的小市，如上述兵部所言，设于沿边冲口，每月一次，在十五日以后进行，所以也叫月市。大同镇的助马、宁虏、云石、迎恩、杀胡等诸堡马市就是这样的小市。小市主要是为安抚贫苦牧民，马匹、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等均可人市，以换取粮食、布匹、成衣、锅釜、针钱、糖果等日用品。小市地点多，限制少，开市频繁，更加有利于蒙汉人民的经济交流。

马市开，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万历六年（1578），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奉命出关巡视宣府、大同两镇，历时4个多月，三次出塞，实地考察了互市经过，最后得出结论是，“夫自虏款以来，八年与兹，朝廷无北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戳之惨，师旅无调遣之劳，钱粮无浩繁之费。两镇边垣屹有成绩，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敖，禾稼岁登于田野，凡此孰非款贡之利哉”！隆庆和议开创的蒙汉之间的友好互市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末期。

明蒙之间从此建立了长达60多年的和平贸易关系，结束了双方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同时，通过马市贸易的频繁接触，蒙汉边民的关系日渐紧密，民族界限明显淡化，边外蒙古人多“渐习华风”，长城沿线的蒙汉人民生活习惯日趋接近。明蒙镇边出现的“胡汉杂蹂”、“喜见车书同”的和平融合局面，还为清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四）开中制、互市与晋商的原始积累

山西深居内陆，山脉纵横，既没有水路畅通无阻，又没有旱路直通南北，

这里的人们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特别深厚的“重土安迁”之观念。在“重农抑商”明代，背靠盐粮铁、面向大同边的山西商人却迎来了一个天赐商机。“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山西镇、大同镇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的边镇，宣、大二镇又是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以“极临边境”的优势，开中法一实施，山西商人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成就了一大批边商，边商又多为晋商。

由于当时报中地点在九边各镇，因而盐商多为沿边各省土著人士，尤以晋、秦为主。随着报中逐渐为晋、秦富户所垄断，获得了高额利润的晋商成为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人。“夫一引得白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这就是说，商人从“纳银开中”所获得的利润大约每引6钱银子左右，如果手中握有一万引淮盐，则可获得六千两银子，这不可不说是一笔可观的利润。占据河东盐区、粮棉区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集粮、盐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过程中，兴起于商界。

随着弘治年间折色开中的实施，盐商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地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内商”兴起，边商“式微”，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衰亡。

一部分晋商又由边商转内商，举家南下淮浙，并寓籍于两淮地方。如太原阎路楚的祖父和父亲，先纳粮报中于宣大边镇，换取盐引，后“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筴盐”,“举家迁居扬州”。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居淮盐集散之地扬州，从事淮盐买卖，从中牟取利润。蒲州人王瑶，襄陵（今襄汾）人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式等，都是有史可查的在扬州发家致富的晋商及其后裔。据乾隆、同治《两淮盐法志》以及地方文献资料中记录的在扬州的山西商人及其子弟有：李承式，大同人，嘉靖二十五年（1556 年） 进士；薛伦，大同人，隆庆二年（1568 年）进士；高邦佐，山西襄陵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 进士；马呈秀，大同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进士；刘有纶， 山西河津人，万历四十年（1612 年）举人；杨义，山西洪洞人，崇祯元年（1628 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韩日章，山西蒲州人，顺治十五年（1658 年）进士；李时谦，山西襄陵人，顺治十八年（1861 年）进士；周兆兰，山西霍州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顺天乡试举人；马豹，大同人，父兄都业盐；覃表，大同府朔州人；高瓒，山西襄陵人；乔承统，山西襄陵人；杨继美，山西代州人，携资数千金，活跃于江淮地方。还有在扬州购买私家花园“桐轩”的王履泰、尉济美， 二人均为山西人，具体籍贯不详。这里开列的山西商人及其步入仕途的子弟，均与淮盐经营有关。

另一部分晋商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特别是隆庆和议为这部分晋商又提供了一个新机遇。“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为了开好马市，官方“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大同不仅是小商小贩的求生之地，也成为晋商大贾的云集之所。于是，山西商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两淮盐区竞争激烈的市场，逐渐在自己原本就十分熟悉的沿边广大地区开辟了丝织、布匹、盐铁、粮食等行业的广阔市场。

明代丝织业，北方以潞州（今长治市）最盛。最兴盛时，潞州所辖长治、高平、潞州三卫，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登机鸣杼者，奚啻数万家”。北冠以“潞绸”的潞州丝织品，不仅被列为“贡品”享誉宫廷，而且“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传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可谓“潞绸遍宇内”。较之南方丝织品，晋商就近购买并与蒙人交易，可谓便利。山西中南部皆可植棉，在蒙古庞大市场的刺激下，蒲州、解州、降州、平遥、介休、平阳等地，广植棉、勤纺织，以供大同等镇边马市与蒙古交易之需。泽潞的铁货，平阳的粮食、大同的铜器也都如此。

隆庆和议之后，大同镇北边“战斗之民，转而趋南，烽燹之场变而殖禾黍”。同时，成为江南与蒙古区域交易市场的中间的大同镇，商业繁荣，市场扩大，为晋商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加之蒙古区域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批巨商富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商在“开中制”、“互市”等政策的推动下去，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纵横天下、称雄商界五百余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镇便行桥

二、清代大同与万里茶道

明代大同作为大同镇的镇城，同时也是大同府的府城，一直担当着晋北区域中心的功能。清统一北方长城内外后，边镇变腹里，占有重要军事防御地位的大同，逐步演化为晋冀蒙交界区域重要商埠。正是由于有大同贡道和大同马市的存在，才使得明代后期大同商贸繁盛、客商云集。也使得晋商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通过大同打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北路通道，从而打开了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道。随着继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间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万里茶道贯通，作为通往“西口”或“东口”间重要的集散中心，在 17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 300 多年间，大同成为了“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性节点城市。

（一）清代大同镇长城沿线军事城堡的转型

清初，随着大同镇长城沿线军事城堡职能的消失，先是裁撤合并卫所，顺治七年（1650），并高山卫入阳高卫，合称阳高卫；镇虏卫入天成卫，称天镇卫。另外，尚有云川卫入大同左卫，玉林卫入大同右卫。这样单纯的卫所数目就减少了。接着就是军事中心改置为行政中心，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沿边卫、所城镇的性质，结束了旧的边防军事城镇格局，为沿边城镇屯堡的非军事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裁撤归并卫所、军堡变乡堡等一系列去军事化措施的实施，为卫所变州县奠定了基础。

雍正三年（1725），并入玉林卫入大同右卫，除了保留杀虎堡、威胡堡外，铁山堡、云石堡、破胡堡、马营河堡、残胡堡、马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祁家河堡、威平堡等堡军官、马匹一并裁撤，改为乡堡。康熙元年（1662），大同左卫的拒门堡、三屯堡、保安堡、云西堡、灭鲁堡、云冈堡不再设防，均改为乡堡。

雍正三年（1725），将天镇卫、阳高卫改为天镇县、阳高县；将右玉卫改为右玉县、左云卫改为左云县，平虏卫改为平鲁县，与朔州、马邑二县一起，划归新设的朔平府。这样一来，明时原本辖浑源州、应州、朔州、蔚州、大同、怀仁、山阴、马邑、广昌、灵丘、广灵四州七县的大同府，撤并后下辖浑源州、应州、蔚州、大同、怀仁、山阴、广昌、灵丘、广灵、天镇、阳高和丰镇厅三州八县一厅，军事卫所全部裁撤。

处于桑干河中上游的大同地区，有着深厚的黄土堆积和充足的日照，却又苦寒的气候，使得历史上农耕、驻牧两种经营方式曾经反复交替。只是到了明代，军屯导致长城边墙内的大面积耕垦，出现以卫、所、城、堡为代表的新城址与聚落，才使得农业经营方式被稳定下来，再也没有逆转为以放牧经营为主要方式的生态环境。“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正因如此，清初明朝的卫所制度并未马上废除，而是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管辖单位大约存在了80多年。在这期间，卫所内部“民化”、辖地“行政化”的过程加速。最终卫所转变成县域中心，屯堡裁撤、消亡或变为乡堡。明代大同镇边的卫所、屯堡逐步转变为市镇、乡村聚落，具有行政职能的城镇蔚然兴起，农业生产、市镇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并为日后成长为商业重镇奠定了基础。

东街广丰茶庄

（二）清代大同商业城镇的发展

明时大同是抵御蒙古部族袭扰的军事重镇，虽一直硝烟不断，但边墙两边蒙汉交往始终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或朝贡，或私市，或互市。入清之后，凭借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在继承明大同军镇繁华富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

随着清初移民开荒、鼓励农耕政策的推行，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山西耕地面积为4452万亩，比顺治时多开荒地近400万亩。大同府区域农户不断增加，逃离外地多年的乡民纷纷回归故里，农田上的劳动力逐渐达到饱和。朔平府、宁武府、大同府等地的农民还大量地涌出长城口外，往归化、托克托、萨拉齐一带开荒耕种，租地屯居。长城内外的农业经济出现了一片生机，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康熙时期还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这一增长趋势也一直从嘉庆时期持续到光绪时期，光绪九年(1883）大同府人口突破了1000000人达到1159159人。

明清时期，大同商贸业的发展状况史籍志书中罕有记载，但寺观庙宇楼亭的碑刻中却记载了众多捐款的商号名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同“北方商埠”、贸易中心的地位。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同工商业已分为不同的行业，即有布行、杂货行、干菜行、帽行、皮行、缸行、当行和钱行等。道光十五年(1835年)，工商业行业又发展为棉布行、杂货行、干菜行、南宫行、估衣行、粟店行、□米行、缸行、碾行、油行、木店行、口袋行、帽行、毡行、皮行、皮袄行、当行、钱行、银行（银号）等19个行业。一个地方工商业有了行业的划分，特别是货币兑换业的钱行（即钱铺)、银行（即银楼、银号)，已从普通工商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那就表明当时市场有了相当的发展。同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牙行商人兴起。大同县城和十个堡镇，道光初共有各色牙人377人，其中煤炭牙人72人，占比最大。手工业规模扩大，煤炭需求增加，故煤炭牙人相对集中。

乾隆五年(1740）《重修善化寺碑记》碑中，除其他行业外，记载的当铺就有12家之多，分别为如松当、好义当、丰隆当、锐兴当、聚德当、天元当、庆兴当、三益当、万通当、三元当、兴隆当、德成当。典当业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悠久，它同钱庄、票号、合会等机构、组织以及私人借贷一起成为旧式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同城典当业大量出现，与其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大同府城东北隅东柴市、西柴市、南柴市、北柴市、油坊巷、钱局巷、广盛店巷、同义栈巷；古城西北隅大皮巷、小皮巷；古城东南隅有东油店、西油店、南油店、东羊市；古城西南隅缎市角、缎市街、钱道角、唐市角、东马市、西马市、南马市、北马市、西羊市、稻米店、铜铮子巷等等，众多与专业市场有关的街巷，印证了明清大同古城是“军民杂处，商贾辐辏”、“ 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商业巨镇。

云冈石窟车辙

（三）通往蒙俄的北路商道榷关的确立

清前期，延续沿边明蒙汉互市的商业贸易轨迹，汉族商人向北不断深入蒙、俄乃至欧洲，北路贸易异常活跃。清廷即在山西杀虎口、山西归化城、直隶张家口、直隶多伦诺尔这四个北方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设置榷关，征收商品通过税。

“自我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顺治八年遂设监督一员，与此经收税课”，归化城设员课税。杀虎口是清初第一批设立的榷关，杀虎口还是山西境内的第一个榷关。早在顺治七年（1650)，清廷在杀虎口就设立户部抽分署及税务监督公署，直属户部所辖。户部抽分署最高长官的全称为“钦差督理杀虎口税务监督”，由满洲宗室贵族所谓的“红带子”、“黄带子”充当，其在户部则充任员外郎之类的差事。杀虎口的户部抽分署设在杀虎堡（旧堡）与平集堡（新堡）中间的中关路北，是明代马市的贸易市场，也是杀虎堡的中枢地带。

随着杀虎口榷关的设立，杀虎口一堡“百货辏集，夙称繁盛”。杀虎口具体征收归化城四项牲畜并烧酒烟油皮张等税，税课全赖出口烟茶布匹、进口牲畜绒毛皮张为大宗。伴随汉蒙贸易量的不断增加，清政府赋予杀虎口更多的税收权力。康熙四十一年（1702），规定“大青山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雍正五年（1727），规定“河保营（即河曲、保德）木植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乾隆四年（1739），又“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

乾隆二十九年（1774），山西巡抚和其衷奏请开宁鲁口以通商旅，以便民生。“由宁鲁口出入计至左云县仅止五十三里，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于是在左云县属宁鲁口添设税口，税务仍由杀虎口监督派人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经由大同府出得胜口，道路平坦，车辆可通行，比经由宁鲁口或杀虎口至丰镇发卖，路途进了近了许多。

杀虎口监督署下设大关总局和卫队，管辖宁鲁口、归化、高庙、得胜口、新平口、朔平、西镇川、小村、西包头、河保营各分局和东镇川、托克托、皇甫川等税卡。光绪三十三年(1907)，增设口岸新平口、高庙子。其征税辖区以边墙和黄河为界，东至天镇县新平口，西至陕西神木口，东西长达200多公里，几乎容纳东口以西的各个关口，而且按照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四）地当孔道的大同是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

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万里茶道的序幕，雍正六年（1728）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市，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驻买卖城与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140多家，迎来了晋商万里茶道的成熟期。“万里茶道”南起福建五夷山等产茶区，顺长江，逆汉水，过黄河，穿山西北上后，货分两路，一路走西口（今山西杀虎口），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继而北上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贸易重镇——恰克图，从这里转口销往俄罗斯，继而西至欧州。

大同位于西口和东口的交叉点上，往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马帮、驼帮终年不绝”，货物在这里仓储、分装、打包后，再往西口或东口榷关。仅大同城内的钱铺“竟达三百四十余家”，还有外地驻同会馆即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南会馆四处，各大商帮云集于此。“南关（南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坊。”

大同古城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车队、驼队、马队北上蒙、俄的人畜休整地、货物集散地。毛口袋是旧时商贾马帮驼队长途贩运的必备工具，俗称“驮子”。清道光《大同县志》载：“（大同城）其匠艺之最众者，尤有毛袄匠、口袋匠十倍于他处。”这些大量生产的毛口袋，是为过大同古城继而北上草原的商队准备的。

围绕俄蒙市场展开的清代北路贸易，由大同北上主要形成了以下三条相对固定的商路：

第一条：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国际商路，山西商人在福建等地贩运茶叶大都稳定地由这里前往俄国，尤其是恰克图市场兴起之后，这条商道的驼队、马帮运送不绝。

第二条：经大同、杀虎口、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这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商道。

第三条：经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东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这是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晋商由大同古城出发经由东口、西口移师北上，开辟了经漠南、漠北并直达俄罗斯中心腹地的茶叶贸易之路，集聚了巨大的财富后，回馈社会，热心公益。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下华严寺碑记》中的“兴隆茂”（ 祁县 “永聚祥”）、 道光九年(1829）《重修清真寺碑记》上的“义成斋”、 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上华严寺碑记》“德泉庆、”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上华严寺碑记》中著名茶票号“大德兴”、“谦和成（乔家）”、民国六年（1917）《大同旅绥商人募款筹归清真寺碑文》中的“隆兴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上华严寺碑记》中的“广丰仁记茶庄、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上华严寺碑记》中还记载的著名票号存义公（渠家）、复盛店（乔家）等等，这些巨贾富商和他们的商号，虽不曾在正史、方志中留下名号，但在寺观庙宇楼亭的碑刻中却记载了众多捐款的商号名录，从侧面反映了大同“北方商埠”、贸易中心的地位，也为大同古城是“万里茶道”节点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清代大同城车邦、马邦、驼邦终年不绝，是连接蒙、俄的商品集散地，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

高山镇怀德桥

结语：正如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明代山西边境城市大同是很繁华且很有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同是边境城市，军事地位较为重要，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这一地区消费；另一原因则是明政府同蒙古人互市，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大同是对蒙贸易的主要市场，而它也作为一个商品流通的贸易集散地存在着。”

明代大同镇不仅是九边重镇，还是促进晋商兴起的开中制的最早实施地，同时又是蒙古“入贡”必经之道、蒙汉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到明朝后期，由于“隆庆议和”后的明蒙互市，大同更是成为了对蒙贸易的集散地和中枢，晋商在此完成了原始积累。清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后，大同逐渐完成了从北部军事重镇向区域商贸中心的转化，晋商由大同东去张家口、西出杀虎口，进而北上恰克图，至此大同便成为了万里茶道物资流通的中转站和重要商埠。

作者：宋志强

文章来源：《中国古都研究》2020年第2期（总第3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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