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可以写的诗 唐太宗撰写的边塞诗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非常重视与民生息。贞观元年七月,便颁布了《缓力役诏》,要求一切从节俭出发;贞观元年(627年)夏,“山东诸州大旱,令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1]同年八月,“关东及河

唐太宗可以写的诗 唐太宗撰写的边塞诗(1)

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2]9月,唐太宗发《赈关东等州诏》,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等分往诸州赈恤。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告诫太子承乾:“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3]李世民强调要不夺农时,让百姓进行正常的生产劳动。

马上得天下的李世民深知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特别是面对大唐建立之初,四外强敌环视的形势,他更加注重士卒的训练,对骑射尤为重视。贞纪元年九月,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亲自在显德殿庭与诸骑兵统将一起练习射术,并对将军以下说:“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4]在位期间,为了实现版图的统一,他主动在边塞用兵,北破东突厥、薛延陀,西平吐谷浑、高昌、龟兹,东征高丽、百济,外族或者邻国主动归附唐朝的记录不绝史书。至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5]

唐太宗在长期的征战中,以其特有的帝王胸怀审视战争,除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指挥若定外,他还以一名诗人的身份创作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边塞诗。仔细分析唐太宗现存的边塞诗,可以看出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反映唐战胜突厥主题的边塞诗,二是围绕唐东征高丽之战的诗歌。

(一)反映唐与突厥之战的边塞诗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6]约6世纪初,突厥崛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木杆可汗(553-572)在位期间,势力得到极大发展,“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狄悉归之,抗衡中夏。”[7]当时,北周与北齐正在为争夺中原霸主而进行激烈战斗,“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8]发展到隋唐之际,突厥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隋文帝时,曾经压服东突厥的势力。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面积暴发,使的中原无暇顾及突厥,为其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朝定都长安以后的头六年时间内,东突厥连续八次大举南侵。就在李世民刚刚夺政权的武德九年(公元627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还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一直打到距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与之订立“渭桥之盟”。李世民把这次向突厥屈服求和,称作“渭水之耻”。每当提起,他都痛心疾首。东突厥退兵后,他亲自训练骑兵。“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9]二年,“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10]贞观四年,李世民抓住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发兵攻打突厥,“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11]颉利率余众窜逃,“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12]

突厥颉利可汗被押至长安,唐太宗当面数其五大罪状,却没有杀他,而是“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13]平定突厥并厚待颉利可汗,不仅解除了唐王朝在北部边境上的大患,鼓舞了唐人的自信心,也引来周边众多部落纷纷归降,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为纪念这次战争,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14]

《饮马长城窟行》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被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三)”中,共十七首,李世民这首位列第十二首。唐太宗这首《饮马长城窟行》是一首壮志凯旋之诗,充满了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开篇四句“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提到的交河、瀚海、阴山等地,都是塞外边地,加之当时寒风凄切,河面冰封,沙尘漫天,千里雪飘,共同构成一幅自然环境极其严酷的画面。“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边关“烽火”起,强敌来犯边,训练有素的将士安能在内地静心休整,于是穿戴好行装,威严而又从容杀出长城。然而,进军途中充满艰难险阻,眼里只有马蹄的印迹,耳中只有呼啸的北风。好在大军一到,将军战旗一挥敌人便望风而逃,将士们只需一着戎服天下就可安定下来,边境一带很快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和平气象,都尉和将军们都从龙堆和马邑凯旋而来,传递捷报。将自己的功名刻在石碑上的将士们无比欢乐,庙堂上也高奏凯歌。太宗借文学的手法弱化了具体战斗的细节乃至整个战争的描写,展现出来的都是从容、自信、豪迈的将士形象和气度。从诗中我们能看出唐太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心和巨臂一挥四夷来服,被尊为“天可汗”的奥秘所在。

(二)反映唐与高丽之战的边塞诗

据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考证:“高句丽民族名称的出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建国,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在历史上共存在了705年。”[15]“关于高句丽改称高丽的时间,严格地说,还应是5世纪末,宽而言之,则是5世纪。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并用,至隋唐时期,就不再见高句丽的名称了。”[16]从地域上讲,高句丽(高丽)政权是一个横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17]

高句丽作为汉武帝建的一个属县,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利用中原混战之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仍对前燕、东晋、南朝宋、北魏、北齐、北周等中原大国称臣纳贡,但其与新罗、百济之间的相互争斗和不断对辽河以西地区进行侵袭等都直接影响了中原政权对辽东的正常统治。公元598年,隋文帝对高丽发动水陆进攻,遭受失败;公元612年、613年和614年,隋炀帝三征高丽,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过度地征战,也毁灭了隋帝国。同时,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了严重损失。

唐朝建立之初,主要敌对势力有甘肃叛乱者薛举、突厥的藩臣梁师都、山西北部的刘武周、燕王高开道、河北的窦建德、魏公李密、洛阳的王世充、江苏和浙江沿海的李子通、南京的杜伏威和辅公祏以及梁帝萧铣等,根本无暇顾及高丽。而高丽也急需与大唐维持友好关系,借机修复战争的创伤,恢复实力。于是,“武德二年,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18]唐高祖也于武德五年赐书高丽王建武表达了自己与其修好的态度:“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士,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19]同时,在赐书中表达了希望双方妥善处置隋炀帝征高丽时遗留两国在对方境内的战俘和逃散人员的意愿。“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20]唐太宗继位后,继续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并致力于解决隋与高丽之间战争的其他遗留问题,“贞观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21]但是,高丽王高建武却始终对唐王朝心存戒心,“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22]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西部大人盖苏文摄职有犯,诸大臣与建武议欲诛之。事泄,苏文乃悉召部兵,云将校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诸大臣皆来临视。苏文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焚仓库,因驰入王宫,杀建武,立建武弟大阳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自是专国政。” [23]唐与高丽间良好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唐太宗对群臣说:“盖苏文弑其君则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24] 虽在长孙无忌的劝阻下未发兵,还与贞观十七年(643年)“封其嗣王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25]但已有攻打高丽之心。 盖苏文不听劝告,并以新罗在隋末战乱时曾夺高丽土地为由,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唐太宗大怒,对群臣说:“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26]从谏如流的唐太宗这次没有听纳劝谏。“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汎海趋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27] 此次征高丽虽未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唐太宗与群臣一路行军、一边作战一边歌唱,写下了《春日望海》、《于北平作》、《辽城望月》、《辽东山夜临秋》、《执契静三边》、《伤辽东战亡》和《 宴中山》等边塞诗,不仅全景记录了这一征战的宝贵史料,还真实地表达了唐太宗此次作战的感受,塑造了他勇武豪情的帝王形象。这里分析其中一首《执契静三边》:

《执契静三边》

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玉彩辉关烛,金华流日镜。

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

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

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钱缀榆天合,新城柳塞空。

花销葱岭雪,縠尽流沙雾。秋驾转兢怀,春冰弥轸虑。

书绝龙庭羽,烽休凤穴戍。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

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

孔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

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

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28]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此诗作于贞观十九年秋。“《全唐诗》卷一太宗有《执契静三边》诗。……诗亦征辽时作” [29]。诗的开篇“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统揽全诗,表现出了唐太宗乐观必胜的信心与使天下人民共享太平的胸怀。“玉彩辉关烛,金华流日镜。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皎佩星连景,飘衣云结庆。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8句体现了唐太宗意欲用戢武耀德从而实现“烟波澄旧碧,尘火熄前红,霜野韬连剑,关城罢月弓,钱缀榆天合,新城柳塞空,花销葱岭雪,縠尽流沙雾,秋驾转兢怀,春冰弥轸虑,书绝龙庭羽,烽休凤穴戍”的治国方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太宗宁愿自己受“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之苦也无所谓。然而一劳永逸的安边又不现实,只能“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以求得“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圆盖归天壤,方舆入地荒。孔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并最终实现“元首佇盐梅,股肱惟辅弼,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的终极目标。唐太宗在这首诗中完整地袒露了自己胸怀大局,盼望海内一统,国家长治久安,并愿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愿望。

[1]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页。

[2]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页。

[3]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7页。

[4]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31页。

[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56页。

[6] (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第1863页。

[7] (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第1864页。

[8]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五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版,第617页。

[9]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8页。

[10]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9页。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2页。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3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23页。

[1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15] 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第73页。

[16] 同上,第79页。

[17]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9页。

[18]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19]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5321页。

[20]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1]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2]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1页。

[23]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2页。

[2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77页。

[25]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3页。

[2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577页。

[27] (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3页。

[28]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29]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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