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座历史名城（盘点邕城遗珍之二）

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 （市文广旅局供图）

西周重环纹双耳铜盘。（马东辉 摄）

武鸣元龙坡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卣。（资料图片）

　　先秦时期，江南以及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越人，因其支系繁多，故统称“百越”。其中西瓯和骆越为“百越”中的两大重要支系。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西瓯和骆越早已汇入华夏文化洪流之中，奔流不息。而今，在南宁博物馆内馆藏的部分先秦青铜文物仍然默默述说着那一段瓯骆文化的辉煌过往。

　　西瓯，在历代史籍文献中也写作“西呕”，或简称为“瓯”。“西瓯”一词最早出现于秦平定岭南的战争史料中，《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中有载：“（秦军）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于宋”。《山海经·海内东经》录有：“瓯居海中”。《汉书》也曾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南面称王”。西瓯相关史实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渐次湮灭。蒋廷瑜先生撰《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认为西瓯作为百越的一支存在于岭南西部地区，大致分布在汉苍梧郡和郁林郡大部分地区，相当于今桂江流域、西江中游等地。　　骆越，在史籍中也写作“雒”或“骆”，《旧唐书·地理志》对骆越古国地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邕州宣化县（今南宁）“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中有云：“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对照《旧唐书·地理志》邕州条，驩水即牂牁河，也叫郁林江，亦即骆越水，又名温水。而顺这条河下的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邕即邕州，如前所述，即今南宁一带；绥即绥宁县，治所在今宾阳县黎塘镇安城村。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谢广维撰《再论骆越，兼谈西瓯》认为南宁周边及左右江流域一带在古人眼中是骆越主要居所之地。　　关于骆越活动的最早记载见于南越国时期，《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曾多次提到“骆”这一称谓。完整的“骆越”一词始见于汉元帝时期，在《汉书·贾捐之传》中有“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此后这一称谓得以固定，自东汉以后，骆越史实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粱旭达所撰《论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认为这与汉人南迁有直接关系，赵佗与汉武帝均实施“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加速了岭南的土著民族与汉人的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梁庭望所著《骆越方国研究》认为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两个主要支系。　　自商周以来，瓯骆先民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愈发频繁，汉越融合程度愈加深入，瓯骆先民进一步吸收了来自中原等地的以青铜器、铁器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更加璀璨耀目的地方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音乐舞蹈、劳动工具、生产技术、房屋建设、墓葬文化等诸方面。西瓯、骆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交流，为后来秦统一岭南地区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现今，在南宁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等地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20世纪80年代，南宁武鸣县（今武鸣区）马头镇马头村附近村民陆续在坡地上采集到青铜矛、剑等文化遗物。《武鸣县志·大明山》早已有载：“大明山与上林抵县，又名镆铘山，昔有人得古剑于此，故名。”1985年3月，地方群众又在元龙坡顶部发现1件铜盘，并送至文物部门鉴定，由此牵出了南宁武鸣元龙坡古墓群和安等秧坡古墓群的重要发现。　　元龙坡古墓群遗址位于武鸣马头镇马头村木托屯东面500米处，坡形呈“丫”字形，三条坡脉呈向北、向东、向西南走向，墓葬主要分布于北支脉到西南支脉处。1985年11月至1986年3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共清理350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量墓葬是舟形、方形和有二层台。出土的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佩饰1000多件。　　安等秧坡古墓群位于武鸣马头镇马头村安等秧屯南面，距元龙坡墓群约1000米。1985年9月调查发现。1985年10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共清理86座战国墓葬，均为规模较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的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共190多件文物。　　2009年武鸣县人民政府公布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是目前广西发现的青铜时代规模最大、遗物最为丰富的墓葬群，精美的文物证明了这些古墓葬的主人是曾活跃于武鸣一带的瓯骆族群的一支——骆越先民。

　　李珍所撰《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及演变》认为南宁及其附近地区是广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点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贝丘、大石铲、岩洞葬三种文化是该区域史前文化最主要的类型，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为骆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以大石铲为代表的祭祀遗存的出现是骆越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大石铲文化的分布中心恰好在左右江的交汇地带。　　除专用的祭祀礼器外，玉石饰品的出现也是早期骆越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并在骆越青铜文化中得以传承，成为除陶器之外不同时期骆越物质文化联系的又一纽带。元龙坡墓葬所发现的大量军事文化器物证明了岭南地区也积极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发掘出众多的青铜兵器，有戈、剑、矛、钺、镞等。李昆声主编《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认为青铜钺是骆越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在西周至汉代流行。骆越文化中的青铜钺可以分为不对称形铜钺和对称形铜钺两个大类。骆越文化中时代最早的不对称形铜钺即包括武鸣元龙坡出土的4件青铜钺。此外，元龙坡墓葬出土的矛、镞、钺、匕首、铜针、伞状器等青铜器，形制独特，为其他地区所罕见，亦与广西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截然不同，地方特色显著。如铜伞状器造型奇特，在广西乃至全国尚属罕见。　　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石范，这表明骆越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是骆越部族进入青铜时代的实物确证。而青铜器则是古代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青铜器在先秦政治格局、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王权的象征，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岭南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现收藏于南宁博物馆的有西周重环纹双耳铜盘。

　　青铜器除祭祀和作为实用器之外，尤为重要的是，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为人类文化进程留下了丰富而翔实的历史信息，是一个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青铜器在先秦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武鸣元龙坡、安等秧坡古墓群中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本土文化特色，也掺杂着中原文化的影响。此外，在纹饰上，云雷纹、重环纹、窃曲纹、乳钉纹，都是中原文化常见纹饰；在器型上，盘、卣、戈、剑、矛、钺、镞等均为中原文化常见类型；在铸造工艺方面，武鸣先秦墓葬群和中原文化一样，采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以上均反映出以武鸣为中心的骆越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而成的地方特色文化，在汉越双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呈现出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发展。骆越青铜文化作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在岭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丰富了我国青铜文化的内涵。（　撰文：胡章华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