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历史事件（大荔往事犹忆当年移民时）

犹忆当年移民时

文/王凌琴

从1956年移民到现在，50多年时光倏忽而过，每当回忆起当初移民时的情景，那一幕一慕都历历在目，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

01、移民缘起

故乡是难以忘怀的，故乡王家庄位于大荔县境内的沙苑以南，渭河北岸，距渭河只有一两千米远，解放前属于华阴县宝积乡管辖，1955年划归大荔，相传村子是清朝时从渭河南岸的李村迁来，村庄周围滩地肥沃，林木苍郁，村中房屋鳞次栉比，典型的关中四合院，一家紧挨一家，远远望去，树罩烟绕。人们说“雾格腾腾，赛过北京”，因此称“小北京”。

村里共有近二百户人家，解放前光纳妾的就有十来户，解放初，在外参加工作的，上学的中学生、师范生、完小生就有几十个，由此可见村民生活的殷实与思想的进步。

1955年，国家的移民规划开始宣传了，大荔县共有5个村需要迁移，阳村、拜家、陈村、洪善、王家庄，我们村首当其冲，那时，我（王安吉）20岁，担任洪善乡团委副书记（书记是党中敬），正是年轻气盛、激情满怀的年龄，理所当然地成为党的政策的热心宣传员与忠实执行者。

宣传工作开始了，一级一级召开会议，动员学校师生宣传，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一是宣传三门峡水库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二是宣传将来的安置地要比我们们目前的现状好；1956年前半年，我与王保娃、张芝兰到西安参加会议，参观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图片展览。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三门峡水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回来后又召集会议展开更广泛的宣传：水库它涝灾时调节洪水，防止下游泛滥成灾；旱时蓄水灌溉，确保农业丰收。它还可建水电站，造福人民…这是一幅多么宏伟、多么激动人心的蓝图。它的代价是，这一代的黄河滩、渭河滩将成为库区，需要迁出这里在360高程以内的所有村庄，用淹没换取库容．“迁一家，保千家”、“一家迁，万家安”。

这就是大局，这一带的群众必须作出牺牲，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迁往别处。

02、华山誓师

当一项决策被人们理解并接受了的时侯，拥护、执行便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人民百分之百地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一旦水库建成：“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美丽梦想就一定会变成现实．那时，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甚至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与狂热，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新思潮，就这样，1956年的前半年，强大的宣传工作已深入人心，5月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在陈村学校召开了五村干部、积极分子会议。5月18日，共青团渭南地委在华山脚下的荣军医院召开了库区青年带头迁移誓师大会，做进一步的战前动员，鼓舞士气。会上，青年团员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犹如即将出征的战士，他们摩拳擦掌，纷纷表态，无不为自己有幸参加如此伟大的事业而自豪，无不为自己肩负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而激动，“迁一家，保千家”、“一家迁，万家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手臂如树林般举起，一颗颗年轻的心在跳跃，在激荡。我们将组成移民先遣队，先行一步，到安置地建设居民点，为后续移民打好基础，铺平道路。

会后，当我们一行人返回的时侯，渭河涨水了，我们被挡在河南岸。望着泛着泡沫的黄水，我急了，明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呀，现在过不了河，怎么办？记得临行时，母亲要让我请假，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这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对我来说，它甚至比婚烟大事更重要。我是共青团员，乡团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在村院中是令众多青年羡慕的，政治上我追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我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在1961年变成了现实，我入党了），在国家用人的时刻，正是我接受考验的时侯，我会为个人的小事而耽误吗？不会，决然不会。谁料现在被困河滩，眼看太阳一寸一寸往下沉，河水一寸一寸往上涨，任你是谁也毫无办法。天黑了，我们非常扫兴地返回石村住宿。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志忑不安地随大家来到河滩的时候，河水已经回落了。谢天谢地，早饭前，我终于回到家里，如期举行了婚礼。

从此，5月18日共青团誓师大会，随着5月19日我的结婚日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半个世纪的风霜已使我白发斑斑，回首往事，我时常在想，我的青春年华，那澎湃的激情，那火一样热的革命壮志，“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社会责任感，却消耗在了一场失败的移民事业中，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整个一代移民青年的遗憾与悲哀。

03、西迁宁夏

1956年阴历七月初六，第一批移民先遣队出发了，449名青壮年（由干部、共青团积极分子、泥水匠、木匠组成，我村46人）从渭河南岸的下营村乘汽车出发，由县委宣传部长张静、某乡乡长王文胜，会计拜学义三人带队，向甘肃出发，第三天到达目的地一一甘肃省中宁县白桥乡。下车后，许多人的心凉了，这儿是浅丘陵地带，满地荒草，满地鹅卵石，距我们四五里处，是当地人住的地方，那儿是熟地，有水渠，自流灌溉，可栽水稻。

荒凉的安居地对年轻的我们影响不是很大。我很快地调整情绪，投入工作。我们在附近一个叫固城子（这是马鸿達部队留下的遺址，正好给我们住宿）的窑洞里住了下来，开始建房，两年间共盖了60院，每院3间，180间房。洪善村的居民点离我们不远，约几百米。

1957年春上，第二批移民来到这里，我的新婚妻子也来了，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当时国家供应粮食，家属们抽空开荒种菜，种上萝ト、白菜、洋芋等。关中人的勤劳天性，是坐不住的，日子勉强过得还可以。谁知到了6月，就发生了第一次移民“返乱”（移民起的名词），人几乎全跑了回去。这次“返乱”的原因起于传言，说是库缩小了，其他人不来了。传言引起了人心惶惶。这种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便一呼百应，一个劲地向回跑。

后来才知道，安置在贺兰、陶乐的移民，因安区环境太差，安置不下去，一劲儿出事，影响了其他地方，这次逃亡就有这些因素。上级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组织干部、积极分子、群众代表到三门峡水库参观（这一次又有我），一再强调库一定要修，民一定要移，中央的这个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县上又派出慰问团来慰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总算稳定了人心。

1958年，40多户王家庄人全部迁到了这里，成立了一个大队，辛同林任大队长，王西才任副大队长，王子敬任会计，我仍负责共青团的工作，随着人的到来，各家所拉的箱子、柜子也辗转运到了这里，打开箱柜，里面的衣物全部发了霉。

04、辗转逃亡

1960年，三年困难开始了，每人每天只供5—6两粮，当地人还有些家底贴，移民却家徒四壁，一粒粮也没有。孩子们饿得直哭，老人饿得面黄肌瘦，壮年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潘广林的父亲就是连病带饿，一睡不起死去的。潘后来去搬坟，连坟也找不到了，象这样死在宁夏的老人就有七八个。王水朋人高马大，有力气，饭量大，无奈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妻子病弱。那年头，就这种人最不禁饿，强壮高大的汉子得了浮肿病，病得睡倒起不来，就这样死了。

我的岳母迁到羌白，听说这里的情况后，千里迢迢通过邮局给我寄了一包干蔓菁叶。（老油菜叶用开水淖，再晒干），被我们家視为珍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了回乡的旅程，不断地有人向回跑，跑回后，被当地干部送回，又跑，就这样辗转往复，不断地跑，不断地送。

1960年腊月，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返乱”开始了，情形就象抗战时期的难民，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形成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逃亡大军，在数九寒天里逃向火车站、汽车站。我们一家七口，我作为干部，被派往石崆车站，劝阻移民，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父亲年龄大跑不动，三弟在铁矿上班，母亲、二弟、妻子和女儿，四口人也挟裹在“返乱”的人群中，向火车站逃奔。

火车站就在黄河对面，这时黄河已全部结冰．穿越黄河，人称“过冰桥”。冰桥表面光滑异常，稍不小心，就会摔个仰面八叉，随时都有“钻冰”的危险。但移民们像是疯了，不要命地横穿黄河，向火车站跑，妻子后来提起那次逃亡，就后怕地说“前后都是人，不停有人跌倒爬起，母亲是小脚，身体平衡性差，尽管有二弟一个强壮小伙子的搀扶，她还是摔了23跤。人在提心吊胆的时侯，什么就都忘了，只是机械地在数：一跤，二跤，三跤…犹如催眠时数数一样，数着数着就走完了冰桥，到达黄河北岸，妻子滑了三跤，伤着了腰，落下了腰痛的病根。而同村的改娃拉着孩子，突然脚下一响，“扑通”一声掉进了冰窟窿里，多亏周围有人，才把她拉了上来，浑身的衣服全湿了，后来到铁矿我三弟处，オ烤干衣服，到第三天才走。

从1957年到1963年，6年里许多人就跑回了6次，这是一般青壮年的特长，那些年龄大，行动不便的，就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了，他们只能固守安区，忍饥挨饿。这些不要命向回跑的人，每回去一次村上食堂不供饭吃，便被村干部们送回（开始时村上还有2／3的人没有迁走，到1959年冬季，村上人全部迁完，他们这些人迁往本县羌白安置），有意思的是，回到老家，本村干部总是心中不满地说：“你往回跑啥哩，这里还有你的啥吗？”这样的话深深伤了外迁移民的心，话不投机，往往争吵起来，乡里乡亲也翻脸了，每次送移民回宁夏，村上都要给买票，有一次，村干部好说歹说为跑回来的人买了票，刚要上火车，火车上又下来一批本村移民，这时，没上车的人说什么也不上了，干部没办法了，只好退了票。

跑的次数多了，连车票也买不起了，王黑蛋和陈村几个人思乡心切，他不再寄希望于搭车，干脆骑上自行车，沿公路朝故乡奔来。

村民王德厚是个泥工，非常能干，早早随先遣队来宁夏盖房，在接连不断的移民“返乱”中，他被举报曾和XX等几人在一起蓄谋闹事，散布流言而被劳教，判刑一年。村民张山友和妻子又一次跑回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村上的食堂再也不让吃了，亲戚朋友都没有能力养活他们，也不敢收留他们。那时，谁收留移民谁就要受到干部们的严厉批评，夫妻二人无家可归，就住在村西一座废弃的砖箍坟墓里（箍好后没有用过）。收麦的时候，他俩来到渭河南岸的麦田里，偷割麦穗，当地人就来撵，你撵我跑，你走我偷，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时光，看着混不下去，就到处流浪，帮人打工，混口饭吃。后来来到黄龙山区，在这里住了一年多，这里人烟较少，信息闭塞，他们在这里为当地人开荒种田，总算逃过了干部的眼睛。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全，无人搜寻的时光。

进生当时只有三四岁，父母带着他姊妹三人从宁夏回陕后，无法生活，便沿路乞讨来到富平县的尧禾村，当时妹妹只有一岁多，饿的奄奄一息，父母万般无奈，只得把孩子送人，让她逃个活命，说好了第二天早上人家就来抱娃，就在这天晚上，村中开始搜查移民，窝藏在这里的几户全被搜了出来，送回了大荔。

就在他们哭天哭地的那些日子，允许移民返陕的命令下达了，他们终于在破败的村庄旧址上住了下来，开始了安定的生活。

最惨的要数王山朝家，在短短的几年里，死了父母和两个弟弟。王山朝弟兄四人，他为大，老二叫师娃，当时已经结婚，在回乡几次又被遣返后，他一个人又跑了出去，后来跑到了甘肃同心县，竟然死在了那里，媳妇后来改嫁了。他的母亲从陕西回宁夏后，亲戚给带了一些干馍片，老四当时大约十六、七岁，正是吃饭的年龄，长期挨饿的他狼吞虎咽的吃下了干馍片，这天下午，他就开始肚子疼，后来疼的满地打滚，送到村上医疗室就咽了气。医生说，可能是干馍片扎破了胃和肠子，孩子疼死了，母亲受到接连丧子的打击，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40户外迁移民，就有40个不同的经历和故事，只有一点是一致的，在经历了饥饿、逃亡、生离死别的磨难后，他们仍抱定了回乡的决心，那渭河岸边的故乡，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这些流落在外的儿女们，无论是逃亡途中的艰难困苦，还是铁窗生涯的牢狱之灾，都拴不住移民渴望回归故土的心，都阻挡不了他们逃亡回乡的步伐。

村上有个王开选老汉，是个耍性子，乐天派，且不怕事大，爱编顺口溜。他把移民到宁夏的过程和痛苦全部编进了歌里，到处传唱：

提起移民实在瞎，一下把我迁宁夏，

到了这里就盖房，从夏到冬昼夜忙，

一层胡基一层砖，一下盖了六十间。

玻璃门，玻璃窗，就这住下还心慌，

十冬腊月向回跑，战战兢兢过冰桥，

咔察一声钻冰了，谁都没法把你捞。

挤上火车放眼观，天水就在眼面前，

鸡蛋皮儿向下着（zhao），宝鸡还比天水嫽........

那歌词有几十句，把一个关中老农在移民中所受的痛苦，把他对故乡如饥似渴的思念，逃亡途中的归心似箭，用形象质朴的乡言俚语唱了出来，其中饱合的无奈和辛酸，就是今天听了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所住的中宁县，情况比贺兰县、陶乐县要好一些。1961年，我们被转成了县办农场，发工票，领工资，每天10分工，能领一元钱。当时七角钱可在中宁县城买一个馍吃，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也搞得不错，先遣队的小伙子们初去无依无靠，和当地人混熟后，光干爸干妈就认了十来个，还了娶了当地四个姑娘做媳妇，但却没有一个姑娘嫁给当地的。说穿了，人压根就不想在这里住，就象患了严重的思乡病，周围移民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连锁反应般地一呼百应，迅速汇集成回乡的流动大军，浩浩荡荡，无法阻挡。

05、回乡安居

1963年阳春三月，返乡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政府允许我们回乡了，喜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紧接着，我们的门前成了市场，家家户户把带不走的箱箱柜柜，盆盆罐罐、被褥等一应杂物，全部摆在门前出售，我村的人缚起了秋千，洪善村人就地唱起了秦腔戏，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回乡喜讯。

等到上火车的那一天，所有的移民又背起简单的行李，扶老携幼，回归故里，那一刻，亦悲亦喜的心境是无法形容的，我想起了杜甫那首有名的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火车驶过了固原、兰州、宝鸡，王老汉又谝起了他的快板，“挤上火车放眼观，天水就在眼面前，鸡蛋皮儿向下着（zhao），宝鸡还比天水嫽......

多年的游子回来了，我们仍回故村王家庄居住，这里的人已全部迁走。（他们迁到了县境内的羌白镇，这中间还有个插曲，据老乡讲，他们原定迁往洛河北岸的埝桥乡白虎屯村，1958年春天，人们在那里已打了几十院墙，还盖了一些房，迁移了一些坟墓、后来又不去了，改为羌白地区），这时，村里到处是断垣残壁，瓦砾遍地，荒草没径，一派荒凉。只剩下辛登鑫家的两座大房和村东头老爷庙改建的小学校还在，来到这昔日的家园，我们这群形同乞丐的人群禁不住扑倒在地放声大哭，既而喜泪纵横，犹如失散多年的儿女突然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我们在这残垣断壁旁搭起了窝棚，一颗颗奔波不安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尽管我们身边已别无他物，一贫如洗，但希望却在心里萌芽了。这一年的春天，我们到附近亲戚家借一点，向县上要一点，再就是挑野菜。到了四月，村边一大片的碗豆豆荚熟了，家家户户就摘豆荚蒸着吃，煮着吃，当时县上的包村干部阳村人尚斌住我们村，当他到登鑫家大房下掲开家家的锅时，几乎全是豆角。麦子熟了，大家就用刀子割，用棒打，各给各弄起粮食来，然后自己种地，在这里生活了两年。

1965年，我们全部都迁到了羌白，插入到有本村移民的村庄。至此，长期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结束了，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知足了。

五十年时光一闪而过，当年的少年已白头。移民回来后，我在羌白的石碑村当了几年队长，后来又迁移到南德村。我的妻子当年是大荔中学57级肆业生，共青团员，停学后经常参加区上组织的活动，被县驻区干部常文贤看重，推荐她担任区妇联主任。经过谈话、写自传、填表等，一应手续都办到了头。7月份，县上批文下到区上，由于她属于王家庄移民，转干的批文便被压在了区上未能下发。后来，朱玉珍接替了这个职务，一次绝好的参加工作的机会就这样因移民与她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移民队伍中，还有一支特殊的人群，就是移民干部，他们同移民一起辗转，落户宁夏，我们的带队干部、宣传部长张静，到中宁县后，被当地政府调到中宁师范任校长，后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有我的过错因素，至今回忆起来，我都愧对于他。

那是他任校长后，学校灶上缺一个炊事员，他要我推荐一个。移民干部总是想着移民嘛。我没有多想，无意中推荐了我村当过保长的王作斌。干了不长时间，不知被何人举报，说张静任用反革命分子，是别有用心，是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学校抓住这个问题无限上纲，给他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被下放劳改，同其他反革命右派一起，几个人拉着胶轮车送粪，失去了人身自由，还经常饿肚子。我们几个干部心中老大不忍，便偷偷地送些粮票给他。王文胜被安排在移民接待室工作，也被打成了右派，至今我仍认为这中间有当地人排外思想作怪的因素。后来他俩都回到了家乡，平了反，现在每回忆起在宁夏的日子，我都会想起他们。“百年修得同船渡”，移民干部与移民，这也是一种缘份。

现在，已到晚年的我们，生活早已步入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从温饱型向富裕型迈进。最近，中央对移民又有了进一步的扶持政策，每人每年给予600元的生活补助，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是政府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的又一重大举措。我们老移民有理由相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个公平公正、和谐富足的社会一定会到来。

（附记：原大荔县迁宁夏有五个村庄，阳村、拜家、陈村、洪善，王家庄。除王家庄从版图消失，迁入羌白镇的太丰、石碑、姚旗寨、焦家、南德五个村外，其余四村皆在原地后靠。）

王安吉口述，凌琴整理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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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琴，姓王，喜文学，爱绘画，好音乐，乐文史。多年笔耕，鲜有成就，歪歪斜斜，一串脚印。兴来舞文弄墨，时结青涩小果，乐人悦己，不值一提。自以为天地间一匆匆过客，如草芥之于土地，浪花之于江河，微留划痕，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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