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叫管理的智慧精辟（阅评通晓畅白阐释传统经典的现代价值）

《管子解读：领导的智慧》

魏承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管子解读》是根据魏承思2012年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讲课录音整理的，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5 月，经作者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删去个别不合适的表述之外，大部分内容一仍其旧，未作修订。

魏承思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过体制内工作的经历，曾活跃在国内思想界。后师从南怀瑾研习儒释道，贯穿文史哲，但以佛学为主。耳濡目染20多年，作者的思想意识、写作风格等深受南怀瑾影响。著有《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佛教与人生》《国学演讲录》《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中庸解读》《荀子解读》等。

《管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内容庞杂，历代把它归入道家或法家，清人严可均、近人吕思勉则将其归入杂家，是一部先秦时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典籍。南怀瑾十分重视《管子》，曾在会见现代管理学大师、《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时向他推荐了代表中国文化的三本书：《论语》《中庸》和《管子》，称《管子》“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也有形而下的部分”。受老师影响，魏承思钻研《管子》，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时至今日对我们的影响依然很大，例如“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成语名句均出自《管子》；中国历朝历代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乡镇社区金字塔形的行政框架，也源于《管子》；经济制度中的国家控制货币发行、国家实行食盐专卖，也是第一次在《管子》中出现。据作者在本书《缘起》中介绍，他讲《管子》，主要是讲读《管子》的方法，也是借此举一反三，介绍他个人的治学方法。

《管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篇幅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部著作，作者根据其读书心得和书中重点，分十讲“解读”：第一讲“王霸奇书《管子》”是一篇有关《管子》和历史人物管仲基本知识的“概论”，为讲解全书作基本知识的准备，以帮助读者知人论世，更好地理解管仲和《管子》。第二讲“《管子》体用兼备的政治哲学”，通过《心术上》和《形势》两篇阐释《管子》与孔孟、老庄不同的“道论”和与慎到、韩非、荀况不同的“势论”。第三讲是“《管子》的养生之道”，内容与道家的渊源较深，讲解的篇章主要是《内业》，主张养生和养身的根本途径是“道血气”，注重“心形双修”“形德交养”“内心和谐”“善气迎人”。第四讲“《管子》的处世之道”，对应的篇章是《宙合》，作者认为，《管子》的处世之道最重要的方法是“静因之道”，即静以观其变，因以处其世，就是要因循客观世界的法则和规律来应变、处世。这一思想与道家颇有关系。第五讲“《管子》的管理之道”，主要讲政治学说和国家管理之道。作者从书中（主要是《牧民》篇）概括出若干治国之道要点，用现代读者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德治不是空洞的教化”“奢侈是罪恶之源”“教化要从小处着手”“予之为取的让步政策”“领袖要有危机意识”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第六讲“《管子》的君臣之道”，对应的篇章是《君臣上》。君臣关系是封建专制国家最紧要的人际关系，作者通过自己的理解从原书中概括出若干要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管子》把君与臣的关系比作人体中心与器官的关系，君王应无为而治，臣子应奔走操劳；君逸臣劳，国家便垂拱而治，这与《老子》的思想很接近。作者又把《管子》君臣之道概括为若干小节，每节拟了醒目的标题，如“政治不能靠小伎俩”“施政要靠制度”“管子的‘分权’思想”“皇帝不需要太聪明”“明君之责在知人善任”“廉政根源在高层”等等，其中有些道理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从第二讲至第六讲的核心议题是“管子之道”，即政治之道、养生之道、处世之道、管理之道、君臣之道。

第七讲“《管子》首倡法治”，对应的篇章以《法法》为主，间及《权修》《任法》《明法》。作者在阐释文本时着重指出：研究中国法制史， 要从管子开始。今天倡导的“依法治国”来自《管子·明法》中的“以法治国”。《管子》认为，法律要有权威，要有稳定性。守法要从上做起。治民靠法，治官也靠法。法要有度，但司法不能姑息养奸，不能随便赦免。这些重法、依法的思想，使唐代以后的官修书志都把《管子》列入了“法家”。第八讲和第九讲都讲经济，但各有侧重。第八讲“《管子》的经济哲学”，讲管子的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能找到由此形成的制度遗迹，如盐的专卖、用发行货币来调控物价等。按作者的分析，《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轻重”（权衡），即通过货物多寡来调控物价——“敛轻散重”，进而调节市场，调节供应，调节生产。后来由“轻重”又衍生出“平籴”“轻税”“平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讲对应的篇章是《国蓄》，作者对《国蓄》尤其重视，认定此文是“管子的原创”，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纲”。第九讲“《管子》的轻重之法”讲的是“术”和“用”，即操作层面的事，主要讲了“经济政策要 通权达变”，要“让利于民”，要“吸引外资，引进人才”，要“让好人先富起来”，要“鼓励消费，刺激经济”，“经济活动要讲谋略”等。这一讲对应的篇章是《国准》《揆度》《山至数》《侈靡》《事语》《乘 马数》《山国轨》《轻重丁》《轻重戊》等。以上三讲从法制和经济两方面阐释管子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具体的措施，对今人也有借鉴意义。

第十讲“《管子》的阴阳五行思想”，与开始讲的“管子之道”一样， 都是讲管子形而上的思想，首尾呼应，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可见作者的有意安排。作者认为，阴阳五行是一门“大学问”，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已经渗透了阴阳五行学说，因此，不懂阴阳五行学说，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在作者看来，阴阳学说起源于南方楚国和吴越一带，后与西部周人《周易》的八卦系统融合；五行学说则来源于北方殷人，从“五个方向”的原始意义逐渐演变成对天地万物的概括。这两大文化的合流是在《管子》一书中完成的 ，更确切地说，是在《幼官》一篇中完成的。因此，这一讲解读的主要篇章是《幼官》，间及《四时》《五行》和《轻重己》。再之后，阴阳五行逐渐融入道家学说，尤其是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吸取了许多思想原料，而从此之后阴阳五行学说便只留下“数术”一部分了。这一讲阐述阴阳与八卦、阴阳与五行、阴阳五行与道家的联系和融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虽是一家之言，点到为止，但脉络清晰，可为后来研究《管子》和先秦思想及道教的学者开拓思路。

《管子》现存76篇，共16万多字。作者选取少数篇章作为解读《管子》的主要文本，让读者尝鼎一脔，通过解释语词、串讲文意、介绍背景、引经据典、古为今用等手段，帮助读者了解《管子》的基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他的治学路径和写作风格师承南怀瑾，不拘小节，追求在突破三教、融汇古今基础上的贯通，因此在文本的语词训诂方面不作深究。在读者对象上，本书与以《论语别裁》为代表的南怀瑾许多著作一样，面向的主要是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又有进一步深入学习要求的社会群体，因此不能用“学院派”的标准来衡量和苛求。鉴于多年来弘 扬传统文化几乎成了弘扬老庄与孔孟学说的代名词，研究《管子》和传播《管子》的学者和著述很少，因此，作者能在南怀瑾启发下花数年之力钻研《管子》，并把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心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写出来，与听众和读者分享，让大家都能认识到中国的先秦文化除了孔孟、老庄之外，还有管子等多位至今还未得到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其他诸子，而这些大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成果组成的“共同体”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后人常学常新的思想宝库，仅此一点就可见本书对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意义。

南怀瑾著作系列自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大陆出版之后，风行30多年，至今畅销不衰，由此在读者中形成了崇拜南先生和批评南先生的两派，两派见仁见智，经常在网上发生争论。仅就这一持续了30多年的“文化现象”来说，就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在崇拜南先生的一派中，作者处于核心层中的“核心”。据作者在《荀子解读·缘起》中说：“怀师五年前辞世，临走嘱托我要继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记得他最后一次开班讲课是讲《资治通鉴》，我说：‘老师 ， 你讲，我来当你的助教。’ 他却执意要把我的名字和他挂在一起招生。他说：‘我是给你铺一条路， 搭一座桥。以后我走了，你来讲。’”若此言不虚，则南怀瑾有视作者为衣钵弟子之意，也可见作者在南门弟子中的地位。

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已如上述，其不足之处也不容讳言。因受南怀瑾影响很深，本书多处可见南怀瑾著述的套路和风格，个别地方还不自觉地流露出着意模仿的痕迹。虽然作者努力想达到南怀瑾融会贯通的思想境界和学术境界以及著述效果，但毕竟受学力和才力的限制，一旦要拓展开去，就不免捉襟见肘，常常不能有更精彩的发挥。在做古今中外对比研究时，有些表述经不起推敲，如说中国当代经济的决策者都是喝洋墨水的，只相信西方经济理论，“要么是管制派，要么是市场派。结果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其实，什么时候应该政府干预，什么时候应该市场主导？在《轻重》篇里讲得清清楚楚。”（p36）又说西方最早提出“级差地租”的是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配第，后来经过亚当·斯密，到18世纪的詹姆斯·安德森最后成形，“可是已经比管子晚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后近现代西方的经济思想与管子的经济思 想尽管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不能同日而语，就像中国的火药早在隋朝就有记载了，但和19世纪中叶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炸药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可以从《管子》的经济思想中获得启发，但不能寄于过高的期望，视《管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有独到之处。作者说：“现在粮食生产和供应，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主要靠从美国、加拿大进口。如果人家不出口给你粮食了，就像卡住了你的喉咙。这么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怎么办？”“自己的农地都拿去开发房地产，生产经济作物，一旦人家把粮食封锁了，那时再退田还耕，恢复农业生产还来得及吗？”（p489）这些表述堪称“盛世危言”，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尚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