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渣滓洞关押战犯（一中年人自称渣滓洞幸存者）

1949年10月，当北方城市都处在建国后的新生之中时，西南四省仍处于国民统治的黑暗之中，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这两个最黑暗的地方，却关着一群最光明的人。

1949年10月，他们听说了新中国成立了，国旗叫五星红旗，于是凭着自己的想像用米饭、黄草纸、床单等排列出了一面特别的国旗，这面旗帜中间有一颗大星，四角是四颗小星。

他们在这里被关押了数年，白天被酷刑折磨的死去活来，晚上被疼痛折磨的辗转反侧，无数同志深夜被带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新中国成立了。

他们知道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 ，他们可以出去亲眼看一下五星红旗了，然而，在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11月1日，我党派出第一、二、四野战军挥师南下，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下连败国民党军队，11月15日贵阳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

12月9日，云南、西康的国民党军先后宣布起义，两省和平解放。

12月27日成都解放。

这场战役历时57天，歼国民党军90余万人，自此，西南四省得以全部解放。

11月27日，解放军攻击重庆，重庆解放在即，而国民党也开始了他们最后的疯狂。

从10月底到“11.27”，无数次大屠杀，无数同志牺牲在黎明前，只有少部分人得以逃出。

重庆解放后，市政府立即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负责寻找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原国民党在重庆地区监狱脱险的同志、难友。

第二天，联络处来了一个叫冉益智的中年人，他自称是渣滓洞的幸存者，在被捕以前是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副书记，他来联络处是想找当时一同逃出的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恰好当时罗广斌不在。

冉益智只得悻悻离开，准备再去江北找以前的老领导表明身份，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到了已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

李修凯一见到冉益智，就大骂他是叛徒、特务，两人当街大打出手，李修凯到底是搞特工出身的，很快就将冉益智制服，强行扭送到了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后来又被送到公安部政保处审讯。

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事判1951年度刑字第95号”判决书，判决冉益智死刑。

一个到脱险联络处寻找组织的地下党工委副书记，既然是渣滓洞的幸存者，为何被判处死刑呢？冉益智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一切，还得从冉益智读书时开始讲起。

一、隐藏身份混入革命队伍

1909年，冉益智出生在四川酉阳（今属重庆）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冉家重视教育，将冉益智送到成都公学（今四川大学）读文科。

当时的四川正是国民党的腹地，机缘巧合之下，冉益智进入了酉阳县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冉益智文笔不错，写得一手好文章，便被安排到党部机关《党政周刊》写文章，当时国共关系已经高度对立，而冉益智的工作就是写文章鼓吹蒋介石提出的“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

冉益智因文笔出众，经常在党刊上写出“好文章”，很受重视，国民党内历来派系众多，在酉阳当地势力最盛的两派分别是王派、蔡派，而冉益智便是王派的得力干将。

1936年，冉益智正式加入国民党，登记成为党员。

王派和蔡派历来争端不断，这一年，蔡派老大蔡干卿联合当地别动队，抓捕了王派老大王子履以及他手下的主要人员，冉益智也因此被捕，在将他们押送重庆经过武隆时，王子履被秘密处决，蔡派以“投江自尽”向上汇报，而冉益智则被送往重庆关押。

图|渣滓洞监狱

王子履的儿子、女婿知道此事后，愤怒不已 ，找了国民党上层的关系，直接将此事捅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对蔡系相关人等进行处置，冉益智因此被无罪释放。

当时，共产党员钱瑛也被关在重庆，冉益智因此结识了钱瑛，冉益智刻意隐瞒了自己曾加入国民党的事情，哄骗钱瑛自己也是被国民党期压之人，读书多年，也想为国做事，凭着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冉益智很快取得了钱瑛的信任。

出狱后不久，冉益智便混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我党向来不排斥那些弃暗投明的人，而冉益智的加入并非真的是因为信仰共产党宣言，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解救贫苦百姓而加入，更像是一个有奶像是娘的叛徒行为，所以此处只能用混入来形容冉益智的行为。

也正是因为冉益智的混入，才造成了后期四川地区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大面积暴露与牺牲。

1938年8月，冉益智加入共产党，先后以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早期的冉益智还是做了一些正经事情的。

1945年上半年，冉益智被介绍到达县女子中学做训导主任，很快他又聘请宣汉精英中学杨树林到学校教国语，杨树林当时也是地下党员，两人一起组织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读书活动，学习《整风文献》《七大文献》《新华日报》《文萃》《民主生活》等进步书刊。

在冉益智和杨树林的领导下，达县女子中学进步力量越来越多，当时国民政府正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物价飞涨，老师们生活困难，冉益智和杨树林带头组织学校师生进行罢课、罢教的示威活动，迫使达县政府答应増加20%工资的要求。

冉益智因为组织进步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地党部书记赵文通的注意，赵文通派人暗中抓捕，冉益智通过乔装打扮最终躲过一劫，而后前往重庆。

这一时期的冉益智还是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的。

但这并不能代表冉益智就是一个合格的党员。

二、被捕后迅速叛变

由于前期的工作出色，冉益智在重庆很受重视，1947年10月，重庆市委改组，由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维嘉任宣传部长、委员许建业协助刘国定分管工运工作。

1948年4月的一天，重庆军统站的通讯员发现重庆民生路文城书店的一个年轻店员身上带有

《挺进报》，这份报纸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

很多人可能对《挺进报》不是了解，这里先介绍一下这份报纸的背景。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封了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只好撤回到了延安，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

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仍决定继续办下去。1947年4月，他们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有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消息，以后，每次收到《新华通讯稿》，就有人悄悄将信息印刷出来，在地下党成员里流传，这份报纸就是《挺进报》。

图|《挺进报》

所以，当军统通讯员发现《挺进报》时，便如同找到了撕开重庆地下党的口子。

军统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马上安排了特务曾纪刚接近店员陈伯林，在得到了陈伯林的信任后，住进了书店里，暗中监视陈伯林的行动。

曾纪刚很快发现有一叫“老顾”的人，定期给陈伯林送《挺进报》，估计是陈的上级。在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催促下，4月1日逮捕了“老顾”(即任达哉)和陈伯林。

任达哉很快叛变，4月4日，许建业被逮捕。

特务在许建业的住处搜出18份入党申请书，和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和一些工厂资料，导致刘德惠、陈丹墀等多人被捕，许建业觉得愧对同志，在监狱中以头撞墙自杀未遂。

4月6日，刘国定有事去找许建业，被捕。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多次和李维嘉、肖泽宽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要怎么办。最后约定17日上午，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商讨对策。

4月8日，刘国定供出了邓新丰和李忠良，而后，邓新丰又供出了余永安。

4月17日，余永安带着特务诱捕了冉益智。

《挺进报》事件就像推翻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地下党员的被捕，而让整个事件成爆炸式演变的人就是冉益智。

图|重庆烈士陵园

冉益智被捕后，特务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去关押，而是先带到了一个旅馆的空房间，特务们怕对冉益智用刑，他的叫喊声引来旅馆客人、邻居的注意，便采用了文办法，和他磨嘴皮子。

特务们怎么问冉益智都不交待，一气之下，直接用被子将冉益智蒙得结结实实，很快，冉益智呼吸困难，为了保命 ，他谎称自己叫张德明，只是一个候补党员。

特务看出了冉益智是软骨头，决定从他这里进行突破，几小时之后，冉益智被带到了敌特刑讯室时，面对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刑具，以及刑具上还残留的血痕，特务们那一双双凌厉的目光让冉益智恐惧万分。

还没上刑，冉益智就承认自己是市委副书记，正式党员，主要负责学运工作，还供出了刘国定、许建业,李维嘉在党内的主要职务。

图|刘国志

随后，又陆续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书胡有猷、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城中心和南岸学运特支书记赵硕生等人，还提供了党外围团队“六一社”的成员名单。

冉益智属于重庆地下组织的高层，很多核心成员他都知道，打开了他的嘴，重庆的地下组织如同被拔掉刺的刺猬，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在冉益智的“贡献”下，在川东逮捕地下党如同”探囊取物“。

6月，冉益智为了讨好新主子，又将涂孝文及江竹筠（江姐原型）、杨虞裳、高六柱、赖德国、荀明善、颜昌浩、师韵文、廖模烈等人供出。

徐远举立即组织一个侦捕组，陪冉益智去万县抓人，此时的冉益智已经不再是阶下囚了，而成了国民党的座上宾，同行的人都称为“王大爷”

当时任川东临委副书记的涂孝文对外身份是辅成法学院的学生，冉益智等人到达万县后，向学校的特务张炽一打听，才知道涂孝文并没有在学校。通过和张炽提供的照片对比，发现和冉益智提供的一模一样，国民党也因此更加信任冉益智，除了对他进行暗中监视外，冉益智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

根据线索，特务们决定在6月11日这天对涂孝文实行抓捕，这天正好是端午节，大部份人都去看赛龙舟了，抓人不容易引起轰动。

根据计划，特务们分头到街上找涂孝文，而冉益智也在其中，忽然，冉益智在人群中发现涂孝文，忙冲上去叫了一声“涂孝文”，这时，特务们一哄而上将涂孝文逮捕，与涂孝文走在一起的党员黄绍辉也一同被捕。

6月12日，国民党又在十字街口诱捕了万县工委书记雷震。

6月13日，又在清泉乡第二国民学校逮捕了万县工委副书记李青林。

当天，江竹筠发现雷震没有回家，心中便起了疑惑，担心他被捕了。

14日，江姐写信给川大同学，表示想回川大，午饭后，江姐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给百里外龙驹坝的地委委员唐虚谷捎个信，要他特别提高警惕。

江姐刚出去门不久，忽然听到有人喊“江姐”，她一回头，看到叫她的人正是冉益智，江姐知道他是重庆市委副书记，过去与丈夫彭咏梧有过交往。

图|彭咏梧、江竹筠与孩子合影

江姐知道重庆局势紧张，但此时冉益智到万县来做什么呢？便问道：“你怎么来了？”

冉益智回答道：“老王叫我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

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谈党的事情的，更何况把“老王”抬出来，江姐立即察觉到冉益智有问题，于是没有理他，仍往前走。

冉益智猜出江姐知道他叛变了，马上伸开双手拉住江姐，不让她继续走，这时，另外两个特务上来，也拦住江姐说：“江小姐，我们左组长找你，无论如何得请你走一趟。”江姐就这样被捕了。

为了讨好反动派，冉益智还提出，应该从李青林、江姐这两个女同志身上下功夫，特别是李青林她是万县工委的负责人之一，乡间关系都是她发展和掌握的。

当天晚上，特务就对李青林和江姐进行了刑讯逼供，无论怎么拷打，李青林都说自己是教书的，根本不认识江姐。

负责审讯的雷天元见李青林不开口，又将她拉上老虎凳上，疯狂“加砖”，李青林几次痛晕过去，她的一条腿骨就是这样被活活敲断的。

而江姐在面对严刑拷打时，只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对于川东游击队的事一概不知，敌人见从这两女人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只好将这两人押回重庆，再做决定。

图|江姐在监狱中写给谭竹安的信

根据冉益智、涂孝文出卖的名单，重庆过去的特务在万县大小特务的配合下，先后逮捕了地委委员、开县工委书记杨虞棠、组织委员荣世正、历史学家杨德成、刘德彬等人。

由于冉益智的“精准”情报，使得反动派“收获颇丰”，国民党授予给冉益智中校军衔，还委任为特务专员，8月冉益智从杨家山优待室搬出，住进了二处的秘密据点。

在这里，冉益智写了《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还到特务训练班上去讲授“中共组织”、“中共内幕”等反共课程，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而冉益智的罪行到此并没有结束，12月，冉益智为了争宠邀功，继续向上爬，又说出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

1949年1月14日，蒲华辅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川康特委委员华健、荣(县)威(远)党的负责人韩三思、军队党员韩子重、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以及因重庆党组织遭破坏，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英等。

据资料记载，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被杀害的53人，不知下落（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25人，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几个小时里，国民党仍在行凶，甚至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匆匆逃离。

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重庆解放后，歌乐山已是嚎啕一片，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看到这一幕也禁不住哭了起来。人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去寻找亲人的尸体，此时，早已 是焦黑一片，哪里还找到呢？

从大屠杀中逃出的罗广斌与杨益言一起，将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事迹写成了长篇小说《红岩》，而小说中最令人憎恨的浦志高的原型就是冉益智。

更令人可恨的是，已经犯下累累罪行的冉益智，解放后，居然还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自称是渣滓洞的幸存者。

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胆，冒充幸存者，是因为他认为那些对他有害的人都已经被他出卖杀害了，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指认他的罪行了，他可以逃过一劫，继续以英雄的姿态获得人们的尊敬、受到党组织的嘉奖。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0年，11月15日、19日，政保处处长程诚、副局长张若千签呈处决。

1951年2月，冉益知被执行死刑，死之前，他提出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冉益智罪恶的一生。

一个人想活并没有错，但，冉益智的活却是建立在出卖同志、牺牲他人之上，这个罪恶的人，直到他受到正义的审判时，仍在后自己的错在于走错了一步棋，以至于满盘皆输，甚至还说自己并没有将所有的地下党成员全部出卖。

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狡辩，麻痹自己，抱着侥幸的心里，试图欺骗大众。

我党从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从不放过一个坏人，血债必然要血偿，曾犯下的恶绝不是任何理由和借口就可以躲过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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