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的乡下秧歌（兄妹开荒南泥湾）

李焕之/文

陕北民间有秧歌舞和秧歌调，这是抗战初期到延安去的人都知道的。可是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普遍地重视，也没有人去提倡它，只是偶尔在庆祝活动的群众场合上出现一下，那时还只是旧式的传统秧歌，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没有多大改变。可是过了五年，即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好像得到了一把金钥匙，一下子把民间艺术的宝藏打开了。原来被认为是“粗俗”的旧秧歌，顿时焕然一新，从延安城东门外的桥儿沟扭起来，一直把全延安城都扭得红火热闹，一直扭遍陕甘宁边区，从抗日战争扭到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全中国都扭遍了。

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和新的做法，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

宝塔山和延河大桥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

记得1943年初，春节即将来临的一个晚上，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大院里，锣鼓敲打起来了，人们蜂拥而来，大家都要来共享新秧歌彩排的欢乐。

当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我看到了音乐系的同学们，一年前，他们只能穿着整齐的演出服，列队在舞台上严肃地唱混声合唱；而现在，都化妆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个个红光满面，喜笑盈盈地跳着、唱着。我好像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使人感动的歌声，他们唱的是：“1943年，正是那好春天，秧歌旱船闹得欢；打起一阵锣鼓来呀，越唱越唱不完。”这是用陕北民歌《张生戏莺莺》《小郎回家》《绣荷包》三首调子配上新词的歌曲。这些都是很普遍的民歌，在陕北居住的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但今天它们填上了新词，从我们新秧歌队员的口中唱出来，竟然是这么动听，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大家看到文艺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并且亲身参与了这个极有意义的创造工作，怎能不感奋起来而纵情歌唱呢！

1943年元旦，为了庆祝新年，开展拥军、拥政爱民活动，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鲁艺的四个系——文、音、美、剧的同志们自觉地发动起来，当时为了搞秧歌就“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向老乡们学习。譬如“伞头”“打场子”以及各种秧歌舞的队形等。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旧址

但元旦这一次的秧歌队中，还有不少旧秧歌中滑稽的东西，比如男的打扮成丑老婆子，脸上画白，耳朵戴辣椒，手里拿着棒槌等。后来到了春节，新秧歌活动形成了高潮，更多的人参加到秧歌队里来，而且真正显示出崭新的阵容，大秧歌队以镰刀、斧头领头，人物形象全是工、农、兵、机关干部、学生、少年儿童等，丑化的人物形象消失了。新秧歌的表演形式是在原有的民间形式上换上了新的内容，譬如“推小车”“跑旱船”“打花鼓”“赶毛驴”“小场子”等，但只要把它们用来歌唱新人新事，就自然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发展。在1943年的元旦到春节的秧歌活动中，鲁艺秧歌队创作了《拥军花鼓》（二人花鼓）、《七枝花》（四人打花鼓）、《军盐》（赶毛驴）、《旱船》、《推小车》、《刘二起家》（快板剧）和著名的小秧歌剧《兄妹开荒》等。

1943年，延安鲁艺秧歌队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

陕北秧歌经过改革，这种民间艺术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不仅专业文艺工作者给予了秧歌以新的思想、新的感情，革新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推动了群众的秧歌队都纷纷进行改革。当时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都成立了秧歌队，四乡的群众也都热烈地搞起来了，把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形式挖掘出来，赋予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因而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从这一次搞起了新秧歌之后，不仅每年的元旦、春节都要闹秧歌，就是其他节日如红五月、十月革命节（即11月7日）以及其他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活动，只要一号召，秧歌队的大旗就打起来，走向街头、广场，真是热闹非凡。

每一次秧歌活动都要出现一批新鲜的节目。1943年底，鲁艺秧歌队从绥德、米脂一带巡回演出归来，就带回来《减租会》《周子山》等新秧歌剧，《减租会》是用陕北道情的音乐编写的，宣传党中央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剧在群众中发挥很大的宣传作用，其中的主要唱段就是著名的《翻身道情》。1944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的驻军359旅去劳军，又增添了新的节目，如八个姑娘《挑花篮》，她们走着轻盈的舞步、闪动着花挑子、唱起了悠扬悦耳的歌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

延安鲁艺秧歌队表演《南泥湾》

过了不久，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于是“胜利腰鼓”就敲打起来了。“腰鼓”这种民间形式是很有英雄气慨的，1943年底，鲁艺秧歌队到绥德、米脂时就从民间学了回来，但腰鼓舞的舞步、动作的技术性较强，学一两次是不行的，后来又反复地向老乡学习，而在《胜利腰鼓》中，从音乐到编舞都获得很大的发展，《红军大反攻》是它的主题歌，写得比较成功，这雄伟明朗的歌声唱道：“正月里，刮春风，延河岸上草青青，打起一阵鼓，跳起一阵舞，咳，咳！红军大反攻……”曲调的民间音调特色很浓，听了使人既振奋又亲切。

陕北腰鼓

边区的群众非常喜爱新秧歌，欢迎这种新式的秧歌队。当鲁艺秧歌队一出去演出，走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的，那种情景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延安城的北门外有个“文化沟”，山沟宽有200米左右，两面是山坡，鲁艺秧歌队在“文化沟”演出时，山坡上坐满、站满了人群。尽管没有扩音喇叭，但山沟本身就是很好的扩音设备，整场演出过程，观众们都是全神贯注地在观看、欣赏，时而发自内心的欢笑，热烈鼓掌。秧歌队常常是走到哪里就演到哪里，每天要连续演出好几场，不少老乡怀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地以外跑来看我们的新秧歌，我们演一路，老乡们就跟一路，屡看不厌。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鲁艺家的秧歌队来了！”

陕北秧歌队伍中的乐队

在整个新秧歌运动中，我都是作为一名乐手参加到行列里，有时击锣敲鼓，有时吹笛，有时又拉起了手风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很有兴趣担任。如果说这是文艺工作的一种方式，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比起舞台生活来，使你感到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大大地靠近了，甚至在许多场合里，一种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油然而生。

1944年5月，我们这支小小的乐队——由小提琴、板胡、二胡、笛子、三弦、手风琴和打击乐所组成的十一二个人的小乐队，被派到志丹县去参加新建志丹陵墓的落成及公祭大典。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除了经过许多没到过的乡村城镇，观光了沿途陕北老乡的生活景象外，最可贵的是我们这支小乐队不是作为到群众中去开展文化娱乐生活的工具，而是作为直接参与边区人民重大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次严肃的政治生活，在接灵、祭灵的行列中，我拉着手风琴，有时也吹着竹笛，或而行进在山路上，或而伫立在灵堂旁边和院落里。

我们首次演奏着《葬礼进行曲》，就是现在追悼会上所奏用的《哀乐》，这支乐曲原是陕北民间的唢呐曲，经过我们的选用、演奏，赋予了这支乐曲以深厚的悼念之情，它有着中国人民特有的音律和音调。除了我们这支小乐队外，不少民间的吹鼓乐手也都云集这里，所以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时机。我们常常和民间吹手在一起，细心地聆听他们演奏各种民间传统乐曲，虽然当时没有把他们的吹奏详细记录下来，但经常用心地听乐曲演奏、观察艺人吹奏的神情，比偶然记录一次乐谱的感受要深得多。这一次祭灵活动好像与本文回忆延安新秧歌运动毫无联系，其实这正是“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组成部分。

1945年的春节，我是在乡下和群众一起度过的。我们由六人组成的下乡小组被分配到陇东分区（甘肃省东部）去组织群众闹新“社火”。到达分区以后又都分散活动，我一人到了陇东南部的镇原县，这个地方“曲子戏”（即俗称“郿鄠”）非常盛行。这里的春节是不跳秧歌的，而是闹“社火”，其实社火的内容同陕北闹秧歌有很多是共同的，如高台、踩高跷、跑旱船、竹马等形式，也有各种小场子，但曲子戏是这里的老百姓最喜欢听的。

陇东新春闹社火

这一年的春节和在延安过春节又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应该说感受和体验更丰富了。如果说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生活体验，那么，下乡同群众一道欢度春节，一同排演，一同闹“社火”是更新鲜的生活体验。我不仅学到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如陇东曲子戏、秦腔和陇东道情等，而且是真正体验到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特别从春节到元宵节这些日子里，常常在夜晚参加群众的社火活动，我作为社火队中的普通一员，有时提灯，有时打起火把，脚下踩着刚下过雪的小路，走在一望无边的陇东高原上，从这个塬走到另一个塬，从这个乡走到另一个乡。队列浩浩荡荡，锣鼓声在塬上夜空中回响。乡乡都有社火队，高原上四处人声喧嚷，火光与灯光闪灼，歌声与乐声交融，真是一幅热气腾腾的节日夜晚的动人景象！

回想起在延安度过的新秧歌运动的三个年头，尤其是每年的春节，总是感到很有意义。这个传统的节日成了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在最大的范围内见面的时候。春节好比是边区人民大团结的节日，而秧歌队则成了党政军民学各界的友谊之手，通过它相互关怀问候，交流革命的情谊，鼓舞革命的斗志；同时又是相互观摩、取经学习的桥梁。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看了老乡们的新秧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民间艺术的特色。你听那“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那纯朴动听的曲调，唱出了革命根据地人民亲密无间的情谊。

以上的一些回忆，尽管光阴消逝了，但记忆总是十分鲜活，永远不会磨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着手写一部大型的管弦乐组曲，取名《春节组曲》，共有四个乐章：（一）序曲——大秧歌；（二）情歌；（三）盘歌；（四）灯会。我用音乐的艺术形象，记录下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种种感受与体验。

本文摘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第2辑。文章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李焕之（1919—2000），当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音乐活动家，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中国音协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