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再无唤儿声（夜空传来唤儿声）

文/朱殿封

1983年3月，我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编辑吉保邦同志相约，采写一篇“订单”新闻：乐陵县（现为市）杨盘乡南街妇联主任苏玉芬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丈夫。

13日座谈了一下午和一晚上，整理材料后，对怎样写拿不定主意。第二天晚上，我去杨盘卫生院找经常写稿的王新民表哥，把采访的情况说与他听，和他讨论稿子怎样写法。两人越说越热乎，说着说着快12点了，我赶快告辞。

回到家已是12点多钟，只见伯（我家乡一带对父亲的称谓）坐在板柜前长凳子上，娘盘腿坐在炕头上，两人对坐着“喷云吐雾”呢。我说：“这么晚了，你俩怎么还不睡觉呀？”

娘说：“你伯知道你走夜路小胆，不放心，出去接你两回了。”

伯说：“我就到西头路口看看，没走出多远。”

知儿莫如父啊！

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我从小害怕坟地，害怕走夜路。白天，一个人不敢去坟地拔草拾柴，夜里，不敢出村走远路。即使到了成年、壮年，依然有些怵头。

我听了娘的话很感动，对他们说：“伯呀，娘呀，你儿都多大岁数了呀，现在走夜路不大害怕了，又不是上很远处去，你们就放心吧，以后我要是晚上出去，别再接我了呀。”

躺在炕上，想着伯接我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自己这么大了还让老人操心，很惭愧，爬起来挥笔写了《诲》：“知交畅谈十二点，慈父寻儿去两番。养育恩情报无尽，愚郎自此不恋变晚。”

话是这么说，完全做到很难，许多时候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约是198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学田国庆、黄林泉、贾兴亮等人到辛庄村同学苏东川家玩，是谁发起的邀请忘记了。当时我有点不情愿，不为别的，就因为是晚上，我怕走夜路，更怕爹娘不放心。此时我已居住德州不常回家，推辞不得。因为相聚的同学中多数在本地，我在外面“混事”呀，他们那时的工作环境不如我，我若不去，有看不起同学之嫌，于是赴约。

同学如兄弟，在一起说起话来忽略了时间。那晚是月亮天，走出东川家门时已是11点钟。自行车在土路上颠得叽哩嘎啦乱响，我们几个人余兴未减语来话往。来到宁（津）乐（陵）东西公路上，我隐约听到有呼喊声，不由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伯又来接我了？我对几个同学说：“你们先别说话，我听见好像有人呼喊。”

同学们安静下来，这时从东面又传来喊声，我听清了，是伯叫着我的小名呼唤我呢。我连忙高声回答：“伯呀，我听见了。”

田国庆说：“坏了，今天玩的时间晚点了，准是大爷不放心。”

我们在杨盘北街路口西边遇到了伯。同学们分手后，我推着车子和伯并行，我说：“伯呀，你甭来接我，我和几个同学作伴没事的。”

伯说：“从这儿到家这一段道上只你个人呀，不是要经过跃丰河和纪家坟吗。”

伯说的纪家坟是我最害怕的一处坟场，就在宁乐公路北侧几十米处。传说曾经有个大姑娘遭受冤屈，在坟场树上吊死化作鬼，经常半宿拉夜出来坐在最大的坟头上或树梢上，拔下自己的脑袋来梳头，头发三尺多长，舌头伸出一尺多长。不但本村许多人，而且周围村知道这个传说的胆小的人，夜里都不敢从此走。当年，有一次伯从天津回家，在泊镇下火车后步行，午夜时分走到坟地西边，在平整的路面上走着走着没来由地跌了一跤，摔掉了眼镜和背着的包袱。伯大胆，他不慌不忙地划拉着眼镜戴上，找着包袱，坐在包袱上拿出支烟点着抽。伯说鬼怕火。伯抽完一支烟，起身回家。后来，伯还特意告诉我，夜里出门，不抽烟也要带盒洋火（火柴）。伯把这事和人们当笑话说，我听了却害怕。

小北风嗖的脸蛋子生疼，一股热流在我心里涌动。我说：“伯呀，你坐在车后座上，我带着你快一些。”

伯说：“不用，黑灯瞎火的不如走着稳当，几步道到家了。”

于是，爷儿俩边走边说回到家里。

杨盘南街党支部书记陈儒林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清正廉洁，办事公道，事迹很突出。1990年3月11日晚上，我借回家机会，晚上和新民表哥一起去采访。临去时怕爹娘不放心，我约定10点钟回来。结果，将近12点钟座谈才结束。回到家里，见娘一人坐在炕上，便问：“俺伯呢？”娘说：“你伯接你去了。”

我急忙骑上车子去接伯，走到村西头十字路口停下了。上杨盘有南北两条道，北道是柏油路，路过纪家坟，南道路过村里的废窑厂，我回来时走的南道，现在我该走哪条道去迎伯呢？两人走岔了不就又谁也碰不上谁了？于是，我站在交叉路口高声呼叫，听见远远从南道方向传来伯的应声：“听见了。”

寒风把伯的声音穿过空旷的田野送过来，天上那轮近圆的明月给大地洒下无边清辉，我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想再叫伯一声，却怎么也没能喊出来。

初春天寒。回到家灯下一看，伯的袄领上挂了霜雪，从嘴里哈出的热气挂在胡须上冻成霜花，眼镜片上沾了雾蒙蒙一层潮气，双腮冻得泛红。我一边帮着伯拍掉霜雪，用毛巾擦去霜花，一边对伯说：“伯呀，以后我晚上出去你千万别去接我了，看把你给冻坏了吧？”

伯“嘿嘿”笑了，和缓地说：“我怕你走纪家坟，从北道去迎你，一路没见你的影儿。到了南街，陈儒林说你刚走一会，我就从南道回来了。”

我感激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在心里一个劲地责怪自己，不该把时间说那么死，惹得老伯老娘不放心。我虽因怕他们牵挂曾决心“愚郎自此不恋晚”，但工作起来，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我“食言”再次恋晚了。

1993年2月5日，我把伯和娘接来德州一起居住（娘在这年腊月十七日病逝），到2013年正月伯去世前一年，20年来，只要是我不出发的日子，伯几乎每天都比我睡得晚。这些年我养成了晚上在办公室看书、写稿的习惯，一般从8点半到11点半左右都在办公室，许多朋友晚上给我打电话，也都是先打到办公室看我在不在。伯每晚等我回来，无数次跟伯说别等我，他不听，托词说：“不是等你，我在喝水呢。”

每次晚上回来，我都先到伯的屋里说一声：“伯呀，我回来了。”时间早小坐一会，爷儿俩说说话。时间晚就跟伯说：“时候不早了，你快睡吧。”有时候我回来上伯的屋里稍微迟了，伯便走出屋，一手端着烟灰缸，一手拿着点燃的烟来到客厅，说：“你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不年轻了，你个人整天还带着个病不知道吗？往后别呆大晚，依着忙，哪有个完哪。”我答应着，心里热辣辣的。

我在德州最早住在新湖南岸市委宿舍院里，2002年夏天搬家，办公室离家一公里多远了，我还是积习难改。在办公室有时候抬腕一看时间超过11点半了，想着伯在等我，就忙忙迭迭收拾一下离开办公室。从办公楼快步走过市人民医院西路口，然后我撒腿跑到德州大酒店前，穿过湖滨路，从实验小学再跑到军分区东边，这样比快走节省3分多钟时间。回到家不待伯出屋，赶快过去讨好地说：“今们又忘了时间了，回来晚了，对不起呀伯。”

伯不喜不恼地说：“嗯，反正没改。睡去吧，我也睡了。”

我内疚地呵呵笑着走出屋，感叹父母恩重如山，是我这个儿子做的不好。可敬天下父母心哪！

我深知自己在伯的心里占有的位置。我伯对他儿子的疼爱，有多少做父亲的能够达到呢？我们爷儿俩的父子深情，有多少父子能够达到呢？

作者简介：朱殿封，《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新闻写作48年，采写的数十篇新闻作品获《大众日报》和“山东省好新闻”奖； “华东九报头条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奖。出版《走进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古镇杨盘》《一路走来》《乡村里的二十四节气》《一位记者眼中的德州四十年》《红旗飘飘》等10部书。曾被授予“山东省职业道德十佳标兵”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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