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农村少年准备前往城里（变形计城乡少年的）

十分难得，引人瞩目的湖南卫视栏目《变形计》，貌似没有借鉴洋人的范本。其所谓变形，是立足真人生活角色的互换。这档曾于2007年新加坡亚洲电视节获得“最佳真实电视节目奖”、号称“新生态纪录片”的节目，起初以社会热点为题材，之后渐渐集中在青少年，定位于青春励志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并且更着意于以“城乡”、“少年”作为题材要素。姑且不论之后会否变化，起码就当下而言，这或许才是本节目最合适的关注点，自然也是看点。

关于变形，似乎从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相比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意图以生理的变形表现生活和心理的变形，也即所谓异化，早在公元前，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就写出了洋洋15卷12000诗节的长诗《变形记》。此后，同名作品层出不穷。媒体人赵允芳，作家赵本夫先生之女公子，也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围绕她和儿子成长的书。巧的是，她还专访过《变形计》的年轻制片人刘茜，想来她对“变形”，无疑多有体味，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表述：“变形”，是每一个孩子对另外一个自己的热切期盼。它意味着另一种有趣的可能，也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叛逆。变，也就是长大的历程。

大约因此，《变形计》的录制，尽管人力成本颇高，制作的艰辛亦可想见，但节目的标本，也即参与角色互换的少年，却从不缺乏，甚至有几千个父母致电栏目组，恳切要求收下他们的孩子。尽管这算不得理智，但显然这些家长是将这一周时间的“变形”看作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足见所谓问题少年存在的广泛。

诚然，《变形计》的题目，不免有标题党的嫌疑，因为它在意的，既非卡夫卡的荒诞异化，更不是奥维德的“灵魂轮回”，正如刘茜所说，《变形计》是计划的“计”，不是记录的“记”，我们更愿意把这次“变形”看作是一个契机，一次机会，希望节目能具有某种功能性。这当然是一种参与意识，从回访的效果看，似乎也的确达到了某种预期。不过，作为一档节目，这样的预期只能是有限度的尽力，就整个电视业乃至传媒业的生态而言，对现实生活，呈现已属不易，解决实在很难。

少年无辜与社会责任

《变形计》以“城乡”、“少年”作为主要元素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只记录，不设计”的口号下，呈现的的确是一种接近真实的成长状态，是生活的原色。当下大众人生的最大差距，其实就在城乡之间，而非我们想象的本土和世界。略具规模的小城与大山深处的偏远乡村，就已经构成了天壤之别，更遑论大都会和域外。于是，节目带来的便不仅是换位思考，更是换位生存，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能见度的测试。正如一则公益广告说的，城乡间的人为藩篱，资源过于集中的流向，让孩子们有了截然不同的童年。在看起来有钱的城市，家长对孩子，更多是有意无意的娇纵娇宠；而在依旧贫困的农村，自己尚且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则是无奈的丢弃。尽管在物质的表现上，前者提供的太过丰盛，后者则提供的太过贫乏，但对孩子而言，却都是一种失职—无论城乡，他们都是失教的少年。于是，城里少年挥霍青春，乡下少年生活艰辛。后者无疑可怜，前者恐怕也是另一种可怜。而家长对孩子的意义，后者是不知道为什么生，前者则是搞不懂生了为什么。凡事不做，娇生惯养，固然不是少年的正态，而小小年纪便要挑起沉重的家庭负担，过早进入成人角色，也绝非少年生活的正途。

必须强调，造成如此状况的，绝不是孩子自己。少年的教育问题，鉴于他们的尚未成年，责任从来就不在于他们，而作为监护人和教育者，家长、学校，乃至社会，都有推卸不得的责任。在孩子的教育成长上，也许我们总是要求他们太多，而要求自己太少。

歌里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变形计》中正好有一期以“少年 少年”为题。自然，它提供的只是祖国春天的一个不完全样本，但其所具有的标本意义则是无疑的。节目制作者力图用普通人的善意唤起更多普通人的善意，这是有良心的制作，起码我愿意这样以为。由此也引发相应的追问：对待祖国的春天，除了春天自己，其他的方方面面，是否该有一个对得起内心的交待？

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就是节目中来自农村的少年，因其纯朴而给人更加善良的印象。当然，在经历一番换位生活之后，城里的少年，也大都释放出内心柔软的可爱。少年无辜。我不认为纯朴必须根植于穷僻，但当我们太过执著于用财富改变所谓人生时，也许正因为不肯留意于人性的培育和葆有，才日渐远离乃至背弃了应有的善良。

鲁迅：“为儿孙作马牛”和“任儿孙作马牛”都是错误

少年的成长教育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问题，或许它一直就是，只是当下更为凸显。鲁迅先生曾经在1933年对此有过深刻描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绝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先生又说：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先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的许多深刻，并不因时过境迁而失去价值，或者更其深刻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