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父亲与我）

人的心路历程中，父亲总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父亲与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父亲与我

人的心路历程中，父亲总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农村手艺人，记忆中他也是一位好强而暴烈、豁达而知足的不甘平凡的人。

父亲是1932年农历四月十九号生人，2014年农历二月二号因病去世，那天是“龙抬头”的日字，但他终究没再抬起头，而是无奈地撒手而去。在思念父亲的岁月里，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父亲的文字。只是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在懵懂中长大，对父亲尤其是父亲年轻时的情况知之甚少，后来读书、工作又长期不在父亲身边，所以还难写全父亲完整的一生。姑且就从“父亲与我”的视角写一点回忆吧。

童年视界：父亲越好强越暴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社会都较为封闭落后，农村家家穷的叮当响，我家尤其如此。等我降生的时候，母亲都生过6个孩子了，只是因为溺水夭折了一个，我才排行老六。这之后，母亲再也不愿生了，我就成了家里最小的一个。

那时在农村，每家最小的男孩昵称为“老窝子”，一般都受父母疼惯，还让孩子后脑勺上留一小撮头发到六七岁才剪掉，俗称“养老鼠尾巴”，以示为被疼爱。我非但没有这样的待遇，还因家里条件不好，和比我只大两岁的哥哥一起，一直被父亲视为家里的累赘。记忆中父亲多次咬牙截齿地对我们说：“迟早要把你俩打死一个！”父亲这句话一度把我吓得半死，生怕那天犯了什么错，就被父亲“下手”了。虽然小心翼翼的，可不让父亲找到错还是很难的，比如，早上割的猪草不够份量，或是家里晒稻子时让麻雀进了谷场，或是收拾饭桌不太干净等，都可能会引来父亲的打骂。父亲经常“制裁”我们的是用手，他突然给你来一记爆栗，真的很痛很痛，但这还是可以忍受的，最怕的是他动用棍棒、皮带之类的“刑具”。有一年夏天，我在场基上翻稻草，不知怎么的就惹怒父亲了，他顺手抄起“杨叉”杆就朝我打来，吓得我拼命逃窜。那天晚上我没敢回家，一整夜都在隔壁家“避难”。我清楚记得隔壁老婶跟我讲：“别怕，你爸还真的会打死你呀，也就是吓吓你的！”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有些可信，这之后，我心里的阴影才渐渐消散。

这一段“担惊受怕”的时光，大概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那是生产队时期，凭劳力挣工分的年代。我家能挣工分的劳力少，父亲是手艺人，每天走村穿户为人理发，可折算为“10分”工，大哥那时也就20岁吧，在队里干活勉强也算“10分”工。母亲和两个姐姐挣的工分就很少了，我和二哥年龄小，干不了生产队的活。对于我们这两个吃“白食”的，父亲自然没有好脸色了。而父亲又是一个好强的人，他从小就生活中孤苦中（身边没有兄弟姐妹），六七岁时就没了“娘”，在姨娘家长大并学会为人“剃头”，俯仰由人的日子里自然是立了志向的。成家立户后，他一手精湛的理发手艺在十里八村小有名声，先后还收了好几个徒弟，日子过得本来还马马虎虎，没想到随着孩子多起来，虽越发努力家境却越发拮据，这种挥之不去的困境可能就是造成他脾气越来越暴烈的根源吧。

他这不好的暴脾气，让我们小孩子看着怕怕的，可在成人圈子里有时就很吃亏了。记得有一天中午快“散工”的时候，我大哥在田面和别人比“插秧”快慢，不知怎么的和对方起了口角，对方看我大哥只不过是个半大孩子，就随手掌掴了他几下，这就导致彼此激烈地动了手，而对方有好几个兄弟在现场，结果肯定是我大哥吃了亏。消息很快就让我父亲知道了，他来势凶凶地和对方拉开架势，还没比划几下子，就让对方四兄弟共同出手给“摞”倒了，还被四仰八叉地拖了好远。我当时就在现场观战，本以为父亲能成功为大哥“复仇”的，没成想是这样可怕的结果，当时感觉天就要塌了，却又没任何办法，只有一路跟随，一路扯开嗓子嚎啕大哭。自那以后，那种“族微势弱、人单力孤”的苦闷，让父亲“萎缩”了很多，我眼里的天空也灰暗了许多。

没有想到的是，和后来的家庭变故相比，之前的一切又都不算什么了。父亲49岁那年，可能是长期的“内火失调”让他生了一场大病（结肠瘤），县医院已拒绝收治，更别说家门口的卫生所了，只能到省城碰碰运气。那个年代交通条件不好，我家离公交车站很远，也没有公路相通。父亲那时已经快不行了，村子里几个壮劳力把父亲平放在裹着厚棉被的木板床上，抬着他往西走了好几里路，才在桐城大关搭上了去省城的公共汽车。后来，听有个抬我父亲去治病的人说：“那天我们感觉越抬越重，都认为你父亲肯定不行了，但我们还是尽力把他送到了车站，没想到你父亲的命真大啊！”现在想来，父亲真的命大吗？也许是吧，可如果那时没有母亲四处磕头举债的毅然决然，没有亲邻戚友积沙成塔的救助帮扶，甚至没有安徽省立医院正好将此病作为临床试点病例，可能都没有后来的父亲了。时至今日，每每想到此事，我都为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在关键时刻的果敢坚决而惊叹，我始终认为那是她这一辈子干得最出彩的一件大事。

父母亲在省城治病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我那时已经上了小学，一时间就觉得自己成了个孤儿，每天都提不起精神，在放学路上总是默默走在人群后面，无聊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其实，真的不怎么想回家，因为回家也吃不饱饭，但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去。那时除开三姐早早被别的人家抱养走之外，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难，记得我二姐每天早上煮一大锅稀饭，全家早上第一顿是它，中午第二顿、晚上第三顿还是它，而剩稀饭再加热后，看似稠了不少，可已经没了“精骨”，根本不顶饿。即便如此，我也很少有吃饱的时候。大哥、大姐和二姐看我和二哥总是说吃不饱，有一天晚饭前，他们就讲今天已在队里吃过晚饭了，锅里的稀饭都是你俩的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也就不客气了，一会功夫，我就喝下四、五碗稀饭。吃着吃着就撑住了，肚子胀得越来越难受，我都吓哭了。忽然间，我又破啼为笑道：“我有办法啦，我去解‘大手’喽，拉了就不痛了！”

回想那段时光，因为饥饿，很多记忆都和吃相关。那时最期待的就是生产队通知大人上“夜工”。因为偶尔上“夜工”，生产队食堂晚上会给社员们做一顿白米饭，赶上生产队杀猪时，还能为每人分一、二块红烧肉。这些自然没有我和二哥的份，但我们必然会在家里坐等，知道大哥和大姐、二姐肯定会给我们留一点带回来的。其实，因为是“宵夜”，生产队给每人配的量很少，但我们总能等到一个饭团、一块锅巴或者大半块红烧肉之类的，吃起来那个香味呀，至今犹在嘴边。

还有一件与吃相关的，就是生产队过节会餐的事。那时有个传统，就是每逢“双抢”“秋收”或者重大活动，生产队劳力们都会集体会餐，且“会餐”地点一般不放在生产队食堂，而是轮“选”在一户人家里办。因那时我父母还在省城治病，家里没有大人，被认为不会有“猫腻”，就无可争议地被选作为会餐地点。记得那天早上我出门上学前，陆陆续续已有不少社员拉来了队里的柴、米、油、盐、菜、肉之类的，还在屋外面加垒了小灶，三三两两、屋里屋外都是人。等我放学回来，本以为也能大吃一顿，没想到早已散席，吃饭的桌子都抬走了，只是不时还有一两个妇女在锅台前后转悠，可能是想着找点什么带回去给自家孩子吃吧。不记得当时是谁讲了一句：“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啊，人家大人不在家，就一点也不给别人孩子家留，像不像话？！”印象中在我家会餐就办了那么一次，所留给我的，还是我姐为我抢来的一块锅巴，因为是满锅大火饭，锅巴很厚很脆，好吃极了。

成长中体会：父亲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

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但自此便道改在了肚子上，饮食起居也就没有以前那般方便了。从合肥医病回来后，父亲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又操起了他的理发手艺。好在他生病期间，之前相对固定的几个生产队“老户头”，都由他同行好友帮忙按期打理，所以客源依然都在。只是身体的缘故，让他一度较为“不适”与“沉闷”，相比之前发脾气的次数少了，但也少了些固有的自信与形象，这之后，除了手把手教会了两个晚辈亲戚外，他再也没带过徒弟。

而父亲的病，因为在农村比较新奇，关注的人就多，而我也一度成为小伙伴们嬉笑的对像，好在我表面上装着毫不在乎，而每次受到嬉笑时我都会给予“绝地反击”。久而久之，就在没人再议论此事之际，我大姐出嫁的事，再次把我们家掀上风口浪尖，虽然后来周全处理好了此事，但还是给作为手艺人的父亲打击很大。为此，父亲又被迫“卧床”了好多天，后来还是在母亲找来很多乡邻的劝慰下，才“借坡下路”重回了工作岗位。家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在让父亲抬不起头的同时，也让他接受了“半生风雨半生难”的现实，慢慢开通起来，对子女也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而随着两个姐姐的出嫁，大哥婚事的敲定，很多事情都渐次有了条理，一切开始迈向了正轨，父亲和孩子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982年，安徽开始大范围推行包产到户。我家5口人，分了6亩田不到，虽然田不多，但地理位置大部分偏远，最远的一块地离我家至少4里地。由于作业方式主要靠肩挑背扛，劳作时间都耗在了路上，干起活来不但累人，而且效率极低。这期间，二哥已经辍学在家，我虽然还在读小学四、五年级，但田里的活也不能不干。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惹恼了父亲，他可能会还会冒出那句口头禅：“你别搞得真的像个大学生似的，我看还是早点把板凳从学校里扛回来！”我记得13岁那年的暑假，我就已经形同一个“劳力”似的干活了，除了“犁田打耙”，所有的农活都干了个遍，肩上常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而父亲还不时对我和二哥的农活质量提要求，说什么插秧种苗一定要横平竖直，翻地掏沟一定要整齐平顺，歪歪扭扭、高低不平的就会被人笑话。对我们的干活态度，父亲也很严格，说什么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等等。在父亲的灌输下，我作为一个勤学苦练的好孩子，一直忠实践行着他的严格要求，只是在14岁那年夏天我因在收割作业中割掉了自己半边小手指才下了“火线”。那是个早晨，父亲、大哥、二哥和我一起在田地割稻，正在我弯腰又累又乏地往前“割”时，“欻”的一声，镰刀割中了握稻杆的左手！当我在钻心的疼痛中，捡起掉在水田里的小半边指头的一刹那，我逃也似的跳上田埂，一边捂着手指放声痛哭，一边拼命的往家跑。我边跑边哭，对路人的询问，充耳不闻，只想快点回家，好让我母亲尽快接好我的手指。没想到那天早上母亲居然不在家，我从前门穿过后门，都没有见到母亲，就又直奔菜地才找到了她。我想那时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可在母亲问我疼不疼的时候，我又期期艾艾的哭了起来。好在血水没有白流，眼泪也没有白淌，母亲在以盐水为我的断指消毒，又用火柴皮把断指固定到手指上扎紧并浇上香油、缠上碎布包裹好后，特地为我煮了三个“荷包蛋”！ 在那个年代，一次性能吃上三个“荷包蛋”，真是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的了。

当然，真正由此事而开悟的还是我的心智。我突然明白在一亩三分地里累死累活也整不出什么“乾坤”，必须要发愤读书、跳出“农门”。上初中后，我从写“做一名合格的中学生”作文起，就立志要“无惧风雨，向阳而生”。那时，大哥已结婚，家里住房紧张，我和二哥就从正屋挪到门前的牛棚去住，只是二哥那几年已开启外出找副业模式，在家待得少，主要由我一人独占这个空间。别看是个牛棚，这20多平米的屋子，还真的挺宽敞，虽然每个月有六七天时间，我会和一头牛做伴（那时四家共用一头耕牛，轮流饲养，每户每月饲养一个礼拜），但只要把牛身洗干净、屋里搞清爽，也没啥味道，当然夏天牛棚里蚊子会多些，那也没关系，晚上我一般都会先将牛拴在屋外，临睡觉前才牵回屋。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半夜起来给牛接屎接尿，不然，它随地大小便后，满屋子味道就大了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初中三年就是在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牛棚里度过的，这个自成一统的小环境，不仅不受干扰，而且也因我布置的井井有条，一床、一桌、一书架、一盏煤油灯，再加上用报纸裱糊的干净墙面，显得特别的有秩序、有生机。我一般每天晚上从8点学到11点多（8点之前要干些家务），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不但会仔细做完课外作业，认真复习一遍白天的功课，还会把第二天要学的知识提前预习一下。有一段时间，我还在早上5:30起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日外语”，因为真的听不懂，就没再坚持下去。那几年，父母亲有时晚上也过来坐一会，问我饿不饿，偶尔顺便给我带一罐又脆又香的烤锅巴，临走前总是不忘催我早些睡。

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我小学基础不好，甚至刚入初中时，成绩还在班上垫底。但没想到，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发榜时，我居然是全班第一名，我当时有些恍惚，不敢相信自己，就连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没有想到，谁都觉得这个意外。这之后，我在初中三年，一直是班级第一名，不仅我已习以为常，老师和同学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也习以为常了。

初中后期，大哥大嫂和我们分了家，因老屋场太小他们只好搬出去住了。留在老屋场的一家四口人，日子过得虽然依然不宽裕，但有二哥在外务工找补家用，父亲理发收入也有保障，基本能供得起我继续读书。而随着我学习成绩的稳定优秀，家里贴的奖状越来越多，父亲对我的态度也日益好了起来，有时候也会主动打听我在学校里的事。记得在初二下学期，当父亲得知我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代表全校学生发言一事后，他笑盈盈地看着我说：“你的‘报告’做的咋样？有没有卡壳、忘词？也这个。。。这个。。。这个的讲话呢？”其实大会发言一事，我自己也很开心骄傲，虽然过程就像我念的一样——“一颗激动的心仿佛就要跳出我的胸膛！”而在父亲问我之际，我早已经平静了，当时我脱口而答道：“还好吧，我只是班级第一名，还不是年级第一名呢？”没想到，父亲立刻郑重地对我说：“第一名的学生不也是父母养的吗？你也要有这个决心！”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开始注重对我“言传身教”了。

这个感觉，在我考上高中后，体会又深了一层。当年我那一届初中考上高中的，全年级只有3人，我们班只考中我1人。这一下子，我在庄子里就出了名，父亲也很高兴。高中要去乐桥中学读，离家有七八里路，因为统一安排在学校吃住，免不了要带上箱子、被子还有大米之类的。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并抢着挑上了行李担子。一路往前走，父亲话不多，但不忘嘱咐我如何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还说大舅就在中学附近开店，镇上他也有几个同行朋友，有什么事可以找找他们。路上遇到熟悉的人，他会热情打招呼，并主动说：“我送孩子去上高中！”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一路上至少和不同的人讲过5次。我虽然没有注视到他讲话时的表情，但我想父亲当时的心情应该是既有欣慰的满足，又有热切的期盼吧！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父亲送我去上学的背影。那天太阳很猛，父亲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一路不停擦汗，虽已是双五的年龄，又有病在身，他挑着担子却走得步步生风、格外矫健，我都是一路小跑着跟在他身后的。那时我心理告诫自己：一定要继续学出个样来，不能让父亲失望！

高中三年，竞争激烈了很多。我还没从新生活的喜悦中走出，现实的学习难度，一下子让我认清了现实。几次小考、甚至是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班级20名之外，初中时的风光早已不在，这就迫使我更加努力刻苦。其实那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而每周一瓶咸菜的营养根本不够，何况我每晚都在学校熄灯后，还点上煤油灯继续奋战到凌晨1点以后，而早上5:30就得准时起床，跑步20分钟后又开始新一天的“奋战”。就在这样周而复始、感觉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结束了高中三年的“苦行憎”生活。虽然该我努力的地方，我都拼劲了全力，但也再没有重现初中阶段一直雄霸班级第一的辉煌，高中三年我最好的成绩只是班级第4名。高考发榜那一天，我穿上二哥给我买的平时舍不得穿的蓝色新衬衣，骑上擦洗一新的自行车去学校看成绩，可这一年我这只想要“飞翔的小鸟”并没有寻觅到属于它的“蓝天”，我的高考成绩是班级第5，可委培上巢湖师专，委培费3000元。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应届生，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一般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会走“委培”的，我班就有一名成绩比我低1分的同学“委培”走了。而那时我家刚翻盖了几间瓦房，把家里近两年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积蓄和二哥找副业挣的钱都花光了，连新房墙砖勾缝的钱都还没着落，哪有钱供我去“委培”？！

记得那天邮递员送“委培通知”到我家时，一家人正在场基上赶磙子脱稻谷。听着邮递员说着“恭喜”的话，父亲长时间没有吭声。我弱弱了说了一句：“通知退回去吧，我不上委培的。”我想那时候的父亲，肯定不是看不上这个“委培”结果，毕竟高中三年我的成绩不再那么“显赫”，他心中已有预期，考这样的成绩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家庭财力让他接不住、接不起呀，所以他只能选择沉默。这种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几天后，父亲就有了自己的打算（他已专门找人打听了这个事，并且二哥也很坚持），但他还是郑重地问我自己的想法。这还有啥好讲的呢？肯定要继续“抗战”呀！得到了我的明确答复，父亲讲：“只要你真的觉得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事情就这么定了。其实“砸锅卖铁”有啥用？又能卖几个钱？何况我去县城补习，学校根本就没收我的学费，因为我的高考分数高，享受免费补习待遇。长话短说，补习一年时光很快过去，这一年的“非人”艰苦经历，让我在高考前夕腿都浮肿了，小腿一摁就是一个坑，半天都不回弹，我就在浑身无力、走不动路的状态下参加了人生的第二次高考。那年各门试卷的答题都难，几门考下来后，感觉不太好。待我陆续问过好几个考友之后，我心里才慢慢定了神。再次发榜下来，果不其然，这年录取分数线比往年低了近40分，我虽然总分只比去年高了不到20分，，但却已超出了当年的“重点录取”分数线。

这一年，学校通知学生个人去县里领取通知书。去之前，我还不知道具体被哪所学校录取了。骑车到县城招生办门口时，就听到领通知书的学生们正在议论哪几个考上什么好大学之类的话，好像还听到我的名字。我兴冲冲地挤进人群，报上姓名和准考证号后，一位亲和的阿姨在递给我录取通知书时，暖心地对我说：“小伙子，骑车来的吧，回去慢点骑，一定不要太激动，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一边连声谢谢，一边急切地接过录取通知书，当我看到信封上“XXXX大学”字样时，我感觉双脚都踩不稳地了。我快速离开人群，深吸了一口气后，才撕开信封，映入眼帘是几个毛体大字——“XXXX大学”，再往下一行就是楷体的“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没错！我真的被“XX大”录取了！一时间我全身都沉浸在兴奋中，我攥紧拳头想要大声呼喊，但终于忍住没喊出声。我推着自行车往城外走，觉得确实需要平复心情，于是顺手在路边书摊上买了一本《收获》。那一期登有池莉的新作《太阳出世》，当我坐在路边小树林里一口气读完池莉的大作后，感觉自己今天也如同“新生”，可“新生”的喜悦之后呢？可能还会有很多“一地鸡毛”的事吧！有了这个想法，我很快静下了心，稳稳骑车回到了家（事后听说那一年真有考生在归途中出了交通事故）。

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偏远乡村的学生，能被XXXX大学录取，在家门口也算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父亲乐呵呵地问我：“通知书在哪儿呢，让我再好好看看！”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他翻来覆去地看，其实上面的字，父亲都认不全，我理会父亲不想立刻交还给我的意图，就借故进了屋。等我再出来时，果然不见了父亲的身影。直到很晚很晚，父亲才回到家。父亲一进门，怕我问他，就主动说：“你看家门口邻居亲戚的，平时都很关心你，这回既然考中了，也该把通知书给他们看看，知会他们一声，不然就失了礼节，是不是呢？”我望着意犹未尽的父亲，也很开心，就回应他道：“都由您作主就是。”

我这句话让父亲很满意，也让他很有成就感。是啊，他作为一家之主，不是他作主，我哪能上初中、读高中、考上大学呢。正如他事后多年都在说：“你看，我让你读书是对的吧？算命先生都说了，你将来至少是个公社书记。”每每此时，我都有些出神，就我家里这样的条件，还能一直让我读下去，到底是该感谢父亲呢？还是更应感谢算命先生的吉言呢？噢噢，这当然是说笑了，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家庭，出一个大学生真的不容易，不说是父母为我费劲了力，家里哥哥姐姐们哪一个没尽力帮助过我呢，大哥、二姐就经常接济我，逢年过节二姐二十、三十给我钱的动作，我至今都记得清楚。就连小时抱养出去的三姐，也给予过我经济上的接济。当然，在这个家里，我和二哥从小一起长大，他给予我学业上的支持是最多的了。尤其是上我高中那几年，二哥的信任与期待，也是我最大的学习动力之一。而细想起来，我人生骑的第一辆自行车、穿的第一双运动鞋甚至是那件我最得意的大红衬衣（初中毕业合影时穿的），哪个不是出自二哥之手呢？

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家庭总是一股很重要的推拉力量。我很感恩我的父亲、我的家庭，让我有机会去开辟很多同村同龄人没有走过的路。但可能也是出身的局限性吧，也让我很难走得更远。在北师大就读的四年，好在不需要交学费，靠着自己勤工俭学，大学生活也很充实顺利。那几年，我暑假都不再回家，因为要忙着找事做，提前攒够下学期的用费。春节总是要回家的，虽然一路上要站20多个小时，这要是放在今天，是没有几个娃愿意的。只是那时就这个条件，这种活法不是你一人，大家也就认命了。每次过年回家，我总会买一条“北京”或“中南海”牌香烟，再捎上一些北京果脯之类的特产，有一年我还从北京大钟寺市场给父亲买了一顶“四块瓦”的棉帽。每次回家，父亲都非常开心，虽然我买的香烟不是什么是贵重品牌，但因它来自北京，父亲就舍不得自己一个人独享，一般都会送出几包给“对上脾气”的人，剩下的也用作正月应酬来客。

上世纪90年代之初，大学生还是包分配的。所以在农村人眼里，大学生都有“铁饭碗”，没想到，正好从我这一届开始改革——大学生毕业试行供需双向选择，也就是大学生毕业后需要自己去市场找工作岗位，确实找不到的，学校再为你托底。这可真的是件大事，按理我要和父亲商量的，可反复想想，怎么和父亲开口呢，讲了除却陡增他的烦恼之外，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于是，我就自己消化了此事。其实，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学校，找工作还是件很简单的事。只是我为明面上的“留京指标”所束缚，将目光主要放在了合肥市场，而我大学时丰富的勤工俭学经历，尤其是我参与编写各类图书、拥有20多万字的文字撰写经历，深受很多用人单位欢迎。毕业前的那年寒假，我和另一位安徽同班同学在合肥转悠了3天，通过直接上门自荐、去人才市场面试等方式，我们获得了多家单位的意向认可。等我寒假返校后，已经有两份“offer”寄到了学校。我的高效，也让宿友们目瞪口呆。而在大家持续“多方出击”的暗流涌动之下，我却过早地自我满足，没有再持续攻坚、扩大战果。就这样，我又从北京回到了出发省——安徽，虽然告别京城有些难舍，但毕竟走近了父亲与老家，也让我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

六十岁之后：父亲的精神头很足

我毕业那一年，父亲已经62岁了。不算老毛病的话，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甚至为他治疗的安徽省立医院在回访中都称为之“奇迹”。我想，这首先要归功于父亲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他一辈子早睡早起，除了一直坚持为人理发之外，总是给自己找点事做，而且他从不饮酒，一日三餐非常自律，只是喜欢抽几口烟。虽然60岁之后，咳嗽、哮喘多了些，但还是一直“抽着”。曾经有子女让他戒烟，他很不高兴。回头又问我的意见，我知道父亲的想法，就对他说：“您这一辈子不就喜好这么一口吗？真的戒掉了，还有啥意思呢？不用戒，尽量抽少点、抽好点就行！”听我这么说，父亲很满意，就放心地继续享受这个乐趣了，因为自此，再也没其他人干涉他抽烟的自由了。

事实上，晚年的父亲，有很多快乐都是来自于抽烟。因为抽烟，他保持了稳定的“朋友圈”，且乐此不彼地把自己的所谓“好烟”分享给烟友，并从中体会到分享的乐趣。而我，也是因经常性给他拿几条烟，而获得“孝敬有心”的夸奖评价。而每年过年，在外工作的子女都会为他备些香烟、茶叶之类的，有了这些，他会开心很久。

我参加工作头几年，各方面都比较艰苦，而且个人也要立业置家，顾及父母的时候真的不多。工作第一年，二哥终于要结婚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可我那时每月工资才168元，哪里给得出更多的支持呢，交到父亲手中的1000元钱，还是和新结识的女朋友（现在的孩子她妈）一起凑的。而父亲对这笔钱已经很满意了，那时他的心里，已经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在孩子结婚的事情上，就只能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了，反正以后是要过日子的。好在二嫂一家人比较通情达理，事情办得也还顺利。二哥的婚事办完之后，我觉得父亲的压力小了许多，可能是他觉得他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娶了媳妇），剩下的三分之一也用不着他管了。

是的，这是父亲的想法，又何尝不是我的想法呢？父亲已经这个年龄了，谁管谁还不知道呢，我的婚事怎么还能他操心呢。当然，不让他操心是可行的，但不让他关心肯定是不行的。我工作第一年回家过年，父亲就开始火力侦察了。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他乐得合不拢嘴，在问清多大岁数、哪里的人、干什么工作的之后，就对着电视机里的人物画面，一会儿指着这个、一会儿又指着另一个，接连不停地问我“长得什么样？是像这个？还是像那个？”那神情，是毫不掩饰的热切期待。

我是1996年底结婚的。单位给我们分了两间平房，丈母娘家给我们买了一台长虹大彩电，新家的家俱就是我们小两口找的旧木料请木匠打的一组柜子和桌椅。我那时任单位团委书记，虽然婚礼简单，但很多年青人过来凑热闹，爱人单位还特别办了一场舞会，整个场面热闹喜庆。当然，从双方长辈的眼里，肯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从我这一边来说，那次父亲在我们结婚的前两天，就邀上他的一辈子好兄弟“老黄”，并由我大哥和二姐夫作陪，换乘好几趟车、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才第一次到淮南找到了我，等他们走进我们的小平房，看清了我的真实现状后难免有些失落，但作为男方家长，只能将这种落差感深深地藏在心底。大哥、姐夫提前过来，既是来吃酒的也是想帮衬我一下的，可我不懂这些，他们也不懂城里的规矩，根本无从下手，就只好坐在我们的小平房里陪长辈聊天了。我丈母娘一直是最有眼力、最明事理的人，她相中我这个女婿，看上的根本不是我那个没有财力支撑的家庭，更多的还是认可了我的文化、人品和身上的干劲吧。所以，我丈母娘从来没问过关于我父母对我结婚怎么安排的事。对此，我心里一直很感谢、很尊重我现在的孩子外婆，她给足了当初那个一无所有的我所有的面子，当然，这其中的功劳肯定是少不了我那口子的经常性递话了。可天下哪个父母不盼望自家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呢？所以在自己女儿真的就要出嫁的头一天，从舒城赶过来的丈母娘，看到简朴的婚房布置，心理还是有些不好受，总觉得缺这个缺那个的。丈母娘又不好和我说，那就只能和我父亲、大哥聊上几句了。我丈母娘说话水平高，是深藏不露的那种，没有好的悟性是接不了招的。虽然来自两个地方的人有些方言，但并不影响交流。父亲也算是个场面上的人，几句话下来，就领略到了我丈母娘的水平。但他是男方家长，心里底气不足，也就一直客气地应酬着。那一次，最后我丈母娘也没再往深处说什么，但我父亲还是从换位思考中，有了些许的局促与不适，这可能是他兴致高涨前来参加孩子婚礼的路上不曾想到的状况吧。

不过，自从父亲从我这里回去之后，他的压力就彻底释放了，人也豁达了许多。因为他知道往后余生，不会再有作为父亲而应尽的责任了。这不，没了家事烦恼之后，他六十多岁老同志的事业心居然萌发了。在左邻右舍的游说下，父亲竟当上了村民组的组长（也就是过去的生产队长），而且干得有滋有味，一干就是三年，还拿了一张“优秀村民组长”的奖状，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那几年，在庄子里壮劳力普遍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村民们的拥护，还在于他始终没有失去的那股认真劲、那颗公正心、那副热心肠吧。我想这也算是他晚年放飞自我、赢得认可的一段光辉岁月了。

总体上讲，父亲对自己的晚年生活还是比较满意而知足的。尤其是他在“北京之行”和“再建祖屋”过程中，更是表现得精神头十足。

我自2001年重回北京开拓市场，直到2007年才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于是就邀父亲来北京一起过年。父亲欣然应约，并由母亲和大哥相陪，在这一年的深秋季节来到了北京。这是父亲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北京之行，我当时虽然工作上很忙、压力很大，但父亲来了之后，我是真的说不出的开心，就经常抽周末时间陪他们出去转转。天安门是必须去的，记得那天风和日丽，父亲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好久都不知疲倦，在城楼门前的花坛边、金水桥上、华表下都留下了他挥手致意的“精彩瞬间”，而这些照片可能就是他这辈子最满意的光辉形象了，后来我每次翻看这几张照片，都恍然感觉父亲还站在我面前向我招手微笑。

在北京期间，我还陪父亲去过长城、颐和园、海洋馆等地方，父亲的兴致一直都很高。去长城那天是个多云天气，我和父亲、大哥三人一起，我开的车，我们到达时已快11点了，我怕城墙上气温低，还在下面给父亲买了一顶“四块瓦”兔毛棉帽，我又担心父亲爬不上城墙，就建议坐缆车上去，但父亲不愿意，说“不‘爬’长城非好汉呢！”。等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慢慢爬上城墙，俯瞰远方的风景时，父亲很认真看着四周，还问我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秦始皇修的。得到我的我肯定答复后（其实秦始皇时期建造的长城不在这里），他之后没怎么再和我们交流，我当时猜想他是不是在想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下长城时，我担心父亲腿不好，就坚决要求他坐缆车，当然也是为了让他多一份旅游体验，这次他没有拒绝。那天风力大，感觉缆车总在晃荡，我都有些心怀忐忑，但父亲稳稳地坐在里面，没有任何的不适。回去的路上，我驾驶着车，坐在后面的父亲果然问我“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倒的是哪一段呢？”

记得去颐和园是在深冬的一个午后，我和爱人、女儿陪父母到颐和园时，发现湖面上已结上厚厚的一层冰，满眼都是银色的世界，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昆明湖都闪耀着银光。我们徐徐前行，父亲也为这么广阔的“冰世界”所震撼，就站在冰面上和我们拍了好几张合影照。现在再看这几张照片时，依然觉得那时的父亲很“高大”、很“上像”。那天我们逛到颐和园长廊时，我都有点累了，但父亲走在曲曲折折长达近千米的长廊里，一边啧啧称奇，一边选景留影，没感觉到他有任何疲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父亲那么大岁数，身体又有老毛病，不可能不累，但他是不会轻易在孩子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的，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吧。

在北京期间，除了陪父亲看景点，我还经常买些北京的吃食和特色干果回家，记得父亲对板栗和白果尤其喜爱。我有时下班回来，就和父亲坐在沙发上，一边陪他聊天，一边给他剥白果，他一般吃了几个之后，总是对我说：“你自己吃呀，不要光给我剥。”我就笑笑说：“我也吃着呢，你又剥不好。”我爱人喜欢吃板栗，她有次买回来热热乎乎的板栗，剥给父亲吃，没想到父亲吃过后，满口称赞说“真好吃，比我们老家山里的板栗好吃多了！”父亲说的是实话，北方的板栗个大，又是现炒热乎的，确实是一大美味。当然，来北京，北京的特色烤鸭，是少不了要吃的。不仅我们一家人在外面吃了几顿，我知道父亲爱热闹的性格，还分批招呼在北京的老家人一起小聚了几次。有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听说曙明（我大嫂的小弟）也在北京，我想去他那里坐坐，我说“没问题呀，今晚我就开车陪您去。”当夜，我开车载上父亲母亲直奔朝阳东坝，因提前电话约好，等我们到达时，曙明夫妇已在屋外面迎接我们，住在那一片的还有好几个家门口人。大家一起围上来时，父亲开心得连连打招呼，一时间和这些晚辈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想，这可能是父亲在北京待久了，平时人地生疏，找不到更多说话的人，开始有些孤寂了吧。

好在春节很快就到了。那一年的春节，是我这么多年在北京过得最开心的一次，也是最热闹的一次。相比在老家过年，可能少了很多传统习俗和环节，但新家新气象呀，贴春联、大扫除、买年货等等，这些自不可少。除夕之夜，虽然没有了热闹的鞭炮声，但饭桌上祝酒的声音一直不断，我小家三口人用红酒频频给父母敬酒，祝二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父亲开心之余，又难免发出几声感叹，可能那时他又想起其他的子女了吧。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最大的心愿，还是“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啊！

正月里，我又陪父亲一起逛了北京的几处庙会，到处人山人海的，都是北京的年味，这更勾起了父母亲的思乡之情。随着天气转暖，他们在北京越发待不住了。我和爱人就商量着怎么送二老回去，这期间上海三姐几次打电话来催，期望父母亲也能到上海走一趟。有子女的邀请，父亲自然是高兴乐意的，我也很支持，并对二老说“三姐在上海根基牢，条件也比我们这边好，过去看看也是了却她一个心愿。”当然，大包小包送父母上火车的那一天，我内心还是很不舍的，但又能如何呢？北京再好，也就是我们打拼生活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家园，于父亲来说，如果不是来探望子女，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北京，更不会在北京待这么久了。

2008年10月，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公司总部（安徽）任职。这一年春节，我们小家三口人又回到了老家过春节。知道我们要回来，父亲提前就开始忙活，年货备得十分充足，我们兄弟三家人又一起陪父母敬香接祖、一起吃年夜饭，看着济济一堂的四代人，父亲真是由衷的高兴，并破例和每人都喝了酒。正月间，父亲有意无意地和我提起他“百年”之后、母亲怎么住的问题。我知道这只是父亲的“由头”，其实就是觉得现在的住处不太合适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过，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这次回来过节看到老房子确实有些沧桑，和村里前后左右矗起的楼房相比，已经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后墙已有一处很大裂缝，再长期住下去肯定不安全。我征求父亲具体意见，他的想法是想买大哥家旁边别人不住的一处空屋，意思是买下那幢房，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也可以离大哥家近些。父亲带我实地看了那幢空屋之后，我就觉得父亲这个“过渡”措施不可取，因为那几间空屋多年没人居住，年久失修已经差不多是危房了。我彻底打消父亲“买房”的念头之后，便立刻找二哥商量，我俩一拍即合：在老基地建新房！

新房的具体动工日期，我记不起来了，开工那天我也没有回来。新房的“项目经理”是二哥，“总工程师”是二姐夫，“行政总管”当然就是父亲了。这次再建新房，我不知道是父亲经手第几次“盖屋”了，从我记事起，应该是第三次，也是声势最大的一次。因为设计的是长进深的四间“假两层”，工程量自然不小，梁柱、门楼都是现浇的，这在当时对我二姐夫这个“总工程师”来说，还是有些挑战的。好在都是“自己人”，大家遇到难道就一起商量，困难也就一个个克服了。新房子一层结构快封顶时，我忍不住回去“观摩”了一次。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到家时已经是傍晚，落日的余辉映照在一片新起的红墙之上，是那样的色彩绚烂而和谐美好，就如同一幅正在创作的复兴画卷印入我的眼帘。现场干活的人都收工了，我看到从“画面”中走出的父亲，就亲热地叫了一声“爸”。给父亲递烟时，感觉他瘦了不少，脸都呈古铜色了，但整个人看起来很有精气神。晚上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时，讲到这次建房，父亲既满足、又担心，说是搞这么大的阵仗，让我们花了不少钱，还让我明天早些回单位，不要操心此事耽误了工作，这边有他和大哥、二哥、二姐夫呢。我当然不会操心了，这房子是我和二哥合资共建的，他在现场细心着呢，有他这个称职的“项目经理”，哪有我什么事呀。

新房如期顺利落成，乡里亲戚称赞的自然不少。对这件大事的完成，父亲由衷的满意和自豪，这也是他晚年作为一家之主最有成就的杰作吧。父亲住进新房的那几年，我每年至少回去两次，春节是必然回去的，顾得过来的话，每逢父亲生日或者国庆节，我也会回去。每次回家，和父母一起在新房里住上几天，那种舒适感、放松感真的让人流连忘返。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一直永远地持续下去，可是生活啊，哪会一直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呢！

驾鹤西去：带走的是修行，留下的是思念

2011年春天，就在新房盖好不到三年的时间，父亲有一天早起摔倒，突发脑溢血，迅速进入病危状态。我接到电话时，差不多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我一边抓紧驱车往回赶，一边给我北京的爱人打电话，因为她是学医的，有她第一时间赶到，我心里才有底。电话打通后，才知道她正在外地出差，她二话没说，就去找回老家的交通工具。我赶到县人民医院的时候，哥哥姐姐们都已守候在父亲的病床前。此时的父亲已昏迷不醒，插着氧气管，呼吸微弱。主治医生说，病人属高龄，摔倒之后救治不及时，导致脑部血块瘀积不化，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虽然我们都知道医生讲的在理，可我们作为子女的，哪一个又能认清现实呢。我俯在父亲的耳边反复呼唤，我说：“爸，我们一定要把您的病治好！”在我多次呼唤后，父亲依旧不言不语，但面部有了一些反应，并流下了两滴大大的泪水。晚上我爱人也赶到了，她细看了病理、把脉了病情，又充分征求医生意见后，提出最好还是将父亲接回家保守治疗，理由有二：一则，目前的病情没有治愈的可能，父亲更需要静养，而医院嘈杂的环境无法满足，如果带上必备的药物和氧气罐，进行耐心康复治疗，还有可能延缓生命；二则，就目前的症状来看，父亲随时可能撒手而去，老人不能在自家屋里安心上路，可能也难以让他合眼。我们一大家人共同商量后，都同意这种安排。在乘着120专车返回老家的途中，我就坐在静躺的父亲身边，看着父亲的呼吸还真的渐渐平稳了下来，再也不像之前在医院里那样的波动了。可能此时的父亲，虽然不能说话，但心理清楚这是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他希望走的“归程”。

接回父亲后，在我爱人的主导下，我们继续对父亲进行积极治疗，家门口医生每天至少来两趟，除一切依然执行县医院医嘱外，我几个姐姐还不时给父亲擦洗、按摩。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父亲不忍割舍子女们的孝心，以不屈的生命意志，顽强地跨过了“鬼门关”，我们共同欢呼：父亲又回我到了我们身边！

可很快我们就遗憾地发现，醒过来的父亲虽然神智清楚，但却失去了站立的能力，也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刚开始，父亲是极不习惯的，我们都抱着极大的希望，想方设法帮助父亲康复，但生命医学是有自身科学规律的，不可能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这之后两多年的时间里，子女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直通过陪他说话、扶他站立练习等多种方式，助他尽可能恢复得更好一些。

这里就要特别感谢大哥、大姐和二姐了。因我和二哥、三姐远在外地上班，日常照看父亲的担子就落在了大哥、大姐和二姐身上。在父亲人生最后的那段时光，大哥、大姐和二姐轮流值守陪护，按时按量给父亲吃药喂饭，不时给父亲擦洗按摩，晴天推着轮椅让父亲外出接受阳光，雨天扶着父亲在家靠墙练习腿力。那时，我们那个大家庭，虽然父亲不能说话、不能行走，但有子女们陪在他身边，有满屋子的烟火气，“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就依然是每个人梦绕魂牵的家！

父亲病养在床的两个春节，我们小家三口人都是回老家过的年。第一年父亲见到回家的我们，十分激动，主动向我伸出了手，感觉好像有很多话要和我说，但就是“哦、哦、哦”讲不出来。父亲一边“哦”着，我就一边猜问着。几个回合下来，我明显感觉到父亲兴致淡了许多。是啊，之前我每年春节回来，我们父子之间总是要好好地唠一唠的，这一年他也有这样的期待，虽然儿子还如同以住就坐在身边，可交流却已经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求。那次年夜饭，父亲坐在轮椅上陪着我们，过程中精神也一直不错，甚至还接过了子女们递送的香烟和红包。但第二年春节，我再回家见到父亲时，发现父亲精气神已差了许多，他定定地看着我坐在他身边，好像已没有过多的交流欲望，虽然眼里也有“炙热”，但更多的还是我从中读懂的无奈和落寞。甚至，在我给父亲刮胡子的整个过程中，他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轮椅上，一动未动。那年的年夜饭，是父亲最后一次陪一大家人过年，可能是身体原因和交流障碍吧，那夜父亲兴致一直不高，眼里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神彩。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重病后的第二年，他应该是自我放弃了。作为他那样要强的人，对这样的生养方式肯定是心有不甘的。病后第一年，父亲在子女们的鼓励下，是很积极配合康复的。记得有一次，大姐扶他起来练习腿力时，他用背靠着墙，右肩倚着大姐站了很久，期间他脸上都见汗了，但也没有主动去坐。只是在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没有得到他期望的结果，他心理就厌弃了。再加上他口不能言，有很多想法得不到畅快的表达，这对他的打击可能更大。这种情形连一个四肢健康的人都不能接受，又怎能让长期病重的父亲接受呢？对于这件事，后来我多次和我爱人说：“假如父亲识文断字，失语的那几年能以笔代口，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吧！”可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假如呢？2014年的春天，父亲走完了属于他的82个春秋（虚岁83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可在父亲那样的情况下，即使有最后的见面，也终究再听不到他想要说出话的了。

静思往事，如在目底。看似悠长，恰如一瞬。父亲这一辈子，生逢饥荒战乱年代，幼时丧母、青年丧父，靠近邻亲友的帮撑，再加上他个人的坚韧要强，才托扶着一大家人走出了艰难岁月，说到底，他就是大时代背景下无数个“在生活泥潭中”奋力拼挣的最底层一员。如今，虽然他的子女们也没有成为“社会上层”，但起码个个是正直、善良、勤奋的人。虽然大家平时彼此都为生活所忙，但父亲依然是我们内心的力量，无论是父亲早年动怒时对我们的严苛与责骂，还是晚年心顺时对我们的开导与鞭策，都一样的弥足珍贵、一样的不可或缺，因为所有的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独一无二的父亲！

就说这么多吧。父亲，您安息！

梦起浮村 于2022年8月1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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