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的秘密（带刺王景春）

那个采访时“带刺”的王景春，被朋友们交口称赞

王景春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疲惫与警戒

王景春瘫靠在沙发上，八字眉紧皱，小眼眯成两条缝。一次又一次叹气，一根接一根抽烟，碾灭烟头的指尖埋着阴劲儿。他太疲惫了，没有烟的时刻，他会毫无预兆地中断话题，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烟拿来。自从凭借《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拿到影帝，他随剧组连轴转地跑路演，经纪团队的工作人员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接受采访。这次，愚蠢的问题似乎让他失去了耐性。

他是有脾气的，直接的，且不惮于袒露情绪，用玩笑掩饰嘲讽。情绪起伏外化在表情和肢体上：时而质询，时而无奈，下一秒又因为一句认同突然推杯换盏。没有一秒钟是松懈的，他时刻戒备着来自媒体的标签和揣度，随时准备反击：

“听说您挺喜欢作家李娟（的作品）……”

“嗯？谁说我喜欢啊？谁说的呀！（一个记者采访问的。）哦对，她问我李娟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她的文章特别像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怎么就变成我喜欢李娟了呢？太讨厌了！”

他讨厌被扣帽子。形容词，概念化的大词，面对他都是失效的。他绝不让自己屈服于语言，直言记者“非要给我设定一个条条框框带着我往沟里走”。“您表演克制”，“那是你们给的词，不是我的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开窍时刻”，“你这个开窍听谁说的？是谁告诉你的？”

2003年，他和喻恩泰、姚晨、沙溢等一同参演《都市男女》，在其中饰演办公室经理蒋文斌。听到关于这部戏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为什么要提蒋文斌？这个戏可以略掉不提。这个戏，重要吗它？”

《都市男女》拍了10个月，365集，在拍到第170集左右的时候他就想，“太浪费时间了。”采访中，经纪人坐在一边，充当着他情绪的纾解剂，偶尔纠正补充他的回答。最后他们决定用“只是艺术形式的尝试”来概括之前种种不算“光鲜”的角色，也包括在一些商业片中客串的喜剧人物。

“年轻的时候难免犯几次错误。”他自我开解。至于让他捧回柏林影帝的《地久天长》，他的喜欢毋庸置疑，“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我都喜欢。”

忍耐与包容

但那个“浑身带刺”的王景春似乎是极罕见的。老师和朋友们无一例外表示，那不是王景春的常态。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好友侯煜觉得王景春面对那些并不高明的问题的反应挺合理，他提醒：“人是有多面性的，明白吗？最初的演戏训练，就是演人物关系和规定情境。人在每一刻面对的人都不一样，他不是一贯是这样的。”

朗辰的猜测是王景春可能太累了。朗辰是带王景春入表演之门的老师，1993到1995年间曾在新疆与王景春朝夕相处三年，他对王景春的评价是“特别能忍、特别懂事的一年轻人”，“不良情绪自己消化”，“特别重感情。”那会儿王景春20岁，刚从技校铆焊专业毕业，本职工作是在百货大楼售卖童鞋，为了跟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朗辰学表演，硬是找来两个同伴，把上班时间调到上午，每天下午去找朗辰学上三个多小时。

朗辰自认年轻时的自己是个“暴君”。半出于年轻气盛，半出于表演专业竞争的激烈残酷，他对这三个学生特别严格，在现场不留情面地大骂是常事。他知道，这三个学生外形条件有限，“歪瓜裂枣的”，要和报考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俊男靓女们竞争，必须教会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考官目光。

“玩命”，他这样形容王景春和同伴当时的训练强度。光是从编排小品的数量便可见一斑：朗辰要求他们每天上课做8到10个小品，课后作业再编20到30个小品，第二天上交——据他回忆，三年下来，这个数量抵得上北京电影学院本科生四年总训练量的N倍。交上作业后，三个人得到的却通常是谩骂：“编的什么破玩意儿！”有时三个年轻人也偷懒，比如把同一个小品换上不同标题在不同位置抄好几遍。被发现的下场是，同样的小品重复了几遍，就加倍惩罚。

王景春也被惩罚过，但次数不多。朗辰的意图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量变积累质变，让他们能“开窍”，尽可能接近职业演员的心态，在拿到任何考题后都能快速认知并分析主题，拿捏表演里那些很虚的东西，比如分寸和节奏、共情。

在他看来，王景春本身是有天赋的，而所谓的表演天赋，是“能够把别人的感情、遭遇在很短时间里转化成自己的，通过他的身体去把理解到的感情表现出来”。

“王景春脑子反应太快了，”朗辰感叹，“没难倒过他。就因为这样，我总想压他。”情况通常是，朗辰刚出完一个题目，另两个还在抽着烟琢磨，王景春就第一个喊：“大哥我想好了！”朗辰总会泼他冷水：“再好好想！这么快想到的一定是最普通的，你就拿这个糊弄我？”

有时则会故意呛他：“你这么能，还当什么演员，怎么不去当制片主任呢？”

要从新疆考上北京、上海的戏剧学院，尤其在那个年代，困难程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朗辰对他们如暴君般严格，也有劝其知难而退的意思。但三个人都坚持下来了，带着年轻人中少见的强烈目标感，足足忍耐并坚持了近三年，不曾对急脾气的朗辰有过任何一次冒犯和怒气。甚至在朗辰错了的时候，王景春也会“善意地忍着”，反过来宽慰朗辰说“大哥你对你对”。

朗辰不记得师徒之间有过任何一次对立或矛盾的场景。他猜想王景春也有心里忿忿的时候，但那会他只沉默，几乎不说话。不好的情绪不会延续太久，过一会儿自己消化好了，又嬉皮笑脸地叫大哥，一切恢复正常。

“一例都没有。”他一字一句郑重而缓慢地说，“他们拿出最大的敬意和尊重给你。现在想想，当年，是我这个23岁的人被20岁的人包容了。”

《地久天长》 2019

敏感与仗义

天赋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高度的敏感。王景春曾把自己当售货员时的观察告诉朗辰：有钱人付钱时，直接把钱一扔就走；家庭生活好点的，不紧不慢地把钱点清；穷困的，眼神绝不看售货员，会紧紧死死地盯着钱，十块、五块、一块、一毛，很小心地点，担心数错时还会把纸币抽回来使劲搓。

但形形色色的顾客，来到童鞋部，都是为了孩子。有了这份理解，对人物的表演塑造便会多一层悲悯，一如《地久天长》中最为人称道的上坟戏。那场戏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事先排练，和王景春搭档的咏梅甚至不知道坟的位置。导演王小帅开拍后，全靠王景春带路上山，像所有扫墓的普通家庭一样，清理坟头的杂草、摆上饭菜酒水、烧纸钱……给孩子上完坟，王景春和咏梅坐下望着远方，王小帅也没喊停，两人就继续演。王景春一把拿来上坟的酒，仰头喝了一口。

戏的确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王景春18岁时父亲去世，上坟的情境对他来说太熟悉了。他的父亲是驻扎新疆阿勒泰红山嘴边防站的军人，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全家迁居新疆阿勒泰，1973年，王景春也出生在了这里。父母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热爱交友，经常在家招待牧民朋友、办舞会。但父亲严厉。王景春进入青春期后，叛逆的他几乎不与父亲讲话。

事过多年，如今他自己也成了父亲，有一个女儿。理解或许早在18岁那年，于他而言“整个人产生巨大变化”的那年就已发生。《地久天长》中，在塑造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时，他也把父亲的状态放了进去：一种北方男人表达父爱的方式，“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

朗辰提起王景春收到录取通知的那天。父亲去世约三四年后，王景春和他的同伴经过近三年的表演训练、报考，终于到了焦灼等待录取结果的时刻。同伴杨浩的上戏录取通知先到了，王景春的却没半点音信。朗辰闷着，不让杨浩告诉王景春，怕刺激他。那两三天，王景春也消失了。

1995年某天，乌鲁木齐，早上9点多，街头公共电话亭边。电话那头，王景春的声音是疯的：“大哥，我拿到通知书了！妈的，拖了两三天！……大哥，我想先去我爸那，告诉他，你家里有大学生了。”

直到这刻，朗辰泪如雨下。那是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王景春的执着和坚持。他相信敏感一定不是全然天生的，生长在单亲家庭，他不停地判断这个世界要传递给自己恶意还是善意，“轻信”这个词不在他的字典里。他相信王景春也是如此。

“千万别成为他的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你就知道他对朋友有多掏心掏肺了。”朗辰强调了好几遍。王景春的仗义在各种朋友的讲述中得到了验证：一起从新疆考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哥们杨浩，当年与王景春一同“北漂”，是王景春让囊中羞涩的杨浩蹭吃蹭住，帮他挺过了最初的经济困顿期；朗辰这些年收到的头几个生日祝福，多半来自王景春和另两位学生，一声“大哥”他们叫了二十多年，哪怕在获得影帝、最春风得意之时王景春也从未改口，在多年前东京影帝的庆功宴上，他热切地告诉朗辰：“今后你就可以跟别人说你是影帝的老师了！”

《疯狂的玫瑰》 2009

王景春身上的江湖气被各种人在各种报道中提及。周伟导演曾在2009年与王景春合作《疯狂的玫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很江湖的，因为影视圈也是一个江湖嘛。……他没有那种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的，非常融入，跟这个社会非常高度地融入，也喜欢热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社会性比较强。”演员喻恩泰在王景春得奖后公开发博文《王景春，庐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饭》，他和《Vista看天下》记者描述对王景春的第一印象，是“浓郁的生活气息”，“他比我们更早具备这种生活气息，而我们还都是从孩子开始慢慢地在成长。”

喻恩泰的观察和同班同学侯煜不谋而合。他们提到同一个事实：22岁上大学的王景春，比其他同学年纪稍长、更富有社会经验。侯煜说，王景春组织能力强，一来就当了班长，大学期间在班上的话语权非常重。王景春、侯煜和师妹郝蕾在上海戏剧学院时关系就“特熟”，从对表演的态度到为人处事的性格，三人竟有几分相似——专业较真，性格率真。

看完《地久天长》，郝蕾就和侯煜说，觉得王景春演得太合适了，“完全是电影演员的状态，特别牛。”侯煜也觉得特别好。他提及文艺圈近期部分大事和丑闻，态度鲜明地表示圈子里名不副实的人不少，但王景春，“他能担得起这个（影帝）。”他在报道里看到王景春说自己要拿遍所有的影帝，他想那不是大话，“等着看吧。”

2019年2月16日，德国柏林电影节，王景春、咏梅赢得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

“是刘耀军要附我的体”

人物周刊：您会从具体的人身上去找“刘耀军”吗？比如说某一个您认识的人的细节。

王景春：表演是一个系统，它不是像数理化一样，有12345这样的事情。可以从生活中借鉴，比如我舅舅就和刘耀军很像，他就是一个知青，通过知青返城招工到了工厂里。我舅舅是做汽车修理，每天都在工厂，平时就穿他那个劳保鞋啊，因为每个季度发一套。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事的时候，他就会换一套干净的衬衫，劳保鞋还是劳保鞋，但是是干净的哈，没有粘过油的。等到了车间以后，把衣服再一换，换成脏兮兮的那种，上面全是洞，全是一股味。

衣服是这样，周围人都是这样，我舅舅也是这样，刘耀军也是这样，所以我就把他借鉴了。他跟新建（《地久天长》中的一个角色）不一样，新建打扮得特别港式，完了到车间以后，他再换上那身脏乎乎的油兮兮的衣服，脱了以后洗澡，再把他一身喇叭裤喇叭服穿上。这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的记忆来借鉴的，来把它装到我身上。

我的表演理念不是说由想象中来的，而是去找那个人物。刘耀军是剧本中的一个人物，慢慢成为一个影像存在我的脑海里，应该是慢慢地从虚点变成实点，慢慢丰满起来的。怎么丰满起来？是我去找他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他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他每天都低头车车床，他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佝偻着的，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平时和丽云在一起相处是什么样的，他和英明相处是什么样的，他是不是一个每天只知道闷头车车床的人，我也不能想象得到，我得去找具体刘耀军是一个怎样的人。找到他的魂，把他种到我心里，慢慢地就长大了，长在我身上，不是我去想象他怎么样，不是我附他的体，而是他在附我的体，因为他是不存在的，他要附到我的身上。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您对表演这件事情的认知有什么变化吗？

王景春：认知？

人物周刊：或者是对演员这个职业。比如说您刚出道演戏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王景春：那肯定的啊，演员都要成长的嘛。刚开始可能视野比较窄，刚毕业，想各种表演形式都去尝试，电影是什么样的，电视剧是什么样的，情景喜剧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戏剧是什么样不同的表演形式，我都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电影表演，就要注意表情不能大，大银幕给你一个特写，脸随便动一下就能看出来。电视剧很多集，一天一集的量，假着演。如果在电影成像就要保持状态，从一开始年轻时候到大了的时候，肯定要有变化，对吧？年轻的瘦，到中年自然会发福，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又吸收了更多的技术，完了以后自己会形成一个表演观念，对社会的一个认知，包括你说的自己的一种变化。所以这个问题你要问起来，肯定是变化的，但是基础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你尝试了这么多，完了以后你的喜好变成什么样子的？

《警察日记》 2013

人物周刊：2013年的《警察日记》，您在里面表演警察的不同阶段演得很好。是不是自那以后演电影就会比较多？

王景春：哇，之前也演了很多。那个时候，电影产业也不好，电影也卖不了多少钱。很多电影院都关门了。就那两三年，他们也是在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把那个当作一个练手。因为电影艺术，需要每一个去经手，道具什么的都是艺术。还有对角色的琢磨，军人的，刑警的，拍了三十多部都是练手，是在为后面的积累经验。

人物周刊：你那时候被称为“警察专业户”，您会对频繁地演警察感到一些厌倦或是有点疲惫吗？

王景春：对啊，有的。人家就老来找你。我后来想通了，证明是你演得好。你演得好人家才来找你，人家就觉得演警察就得找你。

人物周刊：所以就找到了平衡。

王景春：没有，不是因为这个我找到了平衡。我是这么认为的，演警察，警察也是一个职业，警察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警种，刑警、反扒的警察、片儿警、交警，不同的警察每天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警察的性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一样的。可能只有原来的《刑警张玉贵》系列里的警察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重案。

原来有一个部门好像叫北京公交分局，警察全都在公交车上，反扒，蹲点。我们那个时候（体验生活）可能蹲了十天，就在公交车上抓过小偷。小偷也有帮派，比方说，海淀有什么帮派。当时靠近香山那个地方，有一个贼老大过生日，我带着偷拍机去拍一帮人过生日，把所有人都拍了下来。……其实挺好玩的。

人物周刊：您接戏的原则或者是接戏的标准是怎样的？

王景春：有戏就拍。（经纪人：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对，我也觉得不像是，因为您刚说您会拒绝很多剧，情景喜剧这种，后来就不再接这种剧。

王景春：后来我只接电影。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电影那种形式。

人物周刊：之前报道里说您跟王源拍戏之前冷冷地不太跟他打招呼，或者跟咏梅拍戏前，让她帮看看自己的扣子怎么样。开拍之前，您是有这个习惯，演员之间就用戏里的关系相处吗？

王景春：对王源是这样的。和王源在戏里面关系不好嘛，所以平常就保持距离，拍完戏可能会变成好朋友，但是在拍戏期间尽量维持距离。

人物周刊：这是您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吗？

王景春：这是一个理念，我的创作理念。

人物周刊：那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是因为您觉得生活容易影响到自己的演戏状态吗？

王景春：不是，表演理念和生活没有关系。拍戏是拍戏，生活是生活，你演完了，觉得两个人可以交个朋友，那是下来的事情。刘耀军是刘耀军的事。

人物周刊：这样很容易入戏比较深吧，会走出来比较慢吗？

王景春：就看这个在你身上留多久了，有时候你觉得他已经走了。这段时间不是在国内宣传片子吗，就因为聊太多，他又回来了，可能忙完这段时间他就走了。

人物周刊：你不太喜欢这种状态吗？刘耀军不走，老是回来的状态。

王景春：没有，我从来不是说不喜欢。我就是说想回复到正常，我期待着下一个角色的出现，等下一个角色来了，我就可以再过一段另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我特别像精神分裂似的。（大笑）

人物周刊：这是你表演的快感？

王景春：特别过瘾吧，我自己特别喜欢过不同的人的生活，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是神经病。这是一种作为演员的快乐。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幸运。

王景春：哦呦，太对了，碰一杯，这是我的幸运，这是我很大的幸运。

人物周刊：您看完这个片子，自己最感动的地方是哪里？

王景春：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我都喜欢。

人物周刊：会让您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吗？

王景春：没有。拍戏只是对生活的一个借鉴，它只是一个作品，不是真实。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2期）

邱苑婷 南方人物周刊 实习记者 刘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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