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八十七篇读书笔记 精读系列第八十七篇

上周我们分享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本周我们重点分享三个人故事，帮助我们对变法运动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认知。由于袁世凯在之后还要集中分享，所以这次我们重点分享清德宗的童年、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表现和谭嗣同的壮举。

01.德宗的悲惨童年

我们了解一个人，除了看他成年之后的做事表现外，还要看到他在儿童和少年时期，生活环境对他的巨大影响。

当我们回看德宗皇帝儿时的遭遇，就会更加切实地体会到他在历史中的各种表现，也就能够识别哪些是后人的杜撰，哪些更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了。

德宗皇帝原名载湉，他一出生就没有得到任何正常的关爱。他的母亲，也就是慈禧的亲妹妹，是一个异常笃信佛教的人，她对任何花花草草都非常保护，但就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莫名其妙的残忍。为了不伤害草本植物和动物，她不让孩子吃饱，似乎吃饭也是有违佛法的行为。

由于缺乏食物和营养的补给，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除此之外，载湉因为有违佛法的举措，经常遭到母亲的毒打，打完之后就被关进小黑屋里，任由他独自哭泣。

等到载湉被立为皇帝后，他终于进宫并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家。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皇宫并不比家好多少。

到了皇宫，慈禧跟她的妹妹并没有什么区别，性格古怪、暴戾和神经质。她坚持所谓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凡见到载湉玩闹嬉戏，慈禧就会像泼妇一样把他严厉训斥，而两旁等候的太监们此时就会立刻上前“奉旨管教”，动手教训可怜的孩子。

为了培养皇帝的“俭德”，小皇帝被规定不能多吃，在家吃不饱的载湉，到了皇宫仍然天天饿肚子。在他正需要长身体的时候，实在饿得不行，就到太监房间里边偷大饼、馒头之类的食物充饥。

于是经常发生的就是，小皇帝边跑边往嘴里塞食物，而一队太监则在后边奋力追赶。如果被追上，太监们会毫不留情地把食物抢走，并抓住小皇帝的脚脖子，把他倒过来抖动，嘴里高喊“理顺万岁爷的胃！”

每当小皇帝难受哭鼻子的时候，总管太监就“奉旨管教”，把他锁在一间小黑屋里，载湉在里边踢打屋门，太监们就在门外大声高喊：“万岁爷心里有火，需要唱一唱败火！”

到了学龄时期，慈禧安排翁同龢来教育小皇帝。小皇帝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翁同龢的房里背诵古文圣训，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天天都必须在四更天左右起床。有时想多睡一会儿，太监们就在隔壁故意放出刺耳的巨响把他惊醒，直到载湉被吓得大哭睡不着，之后乖乖地去书房学习。

每天早上除了要早起读书外，还必须前往慈禧住处进行请安，无论慈禧住在皇宫还是颐和园，也无论天气如何，载湉都必须雷打不动的坚持每天去给慈禧磕头请安。有时候，慈禧心情不好，就故意让他跪着，她不说让载湉起来，小皇帝就得一直跪着。

载湉是将来的皇帝，在慈禧眼里，他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掌握最高权力。为了达到目的，慈禧非常注意从小事抓起，处处在皇帝面前建立慈禧太后不容挑战的权威。她不容许载湉对自己的意见有丝毫异议，只要是有丁点的反驳，或有任何言语上的不敬，慈禧就会异常恼怒，而身边的太监，就会适时地扑过来管教。

除此之外，每当慈禧外出，载湉必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老老实实地跟在老佛爷后面。即使慈禧看个戏、游个院子、散个步，皇帝也要全程陪着。

在这样噩梦一般的成长环境中，载湉从小就变得敏感、惊恐和忧郁，以至于一看见慈禧的身影就精神紧张，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有时还会陷入痉挛。

不仅如此，从小的营养不良导致他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脸色苍白、十分消瘦，经常头疼、耳鸣、胸部闷热，还经常呕吐，视力和听力都明显低于常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前列腺疾病，走起路来如同一个老头，步履蹒跚。

小时候太监们吓唬他起床的方式，还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里创伤。只要天一打雷，载湉就异常烦躁和惊恐，自己拼命捂着耳朵。这些心理和身体的创伤，一直保留在了他的一生之中。

到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说“戊戌政变”压根就不是什么政变，如果德宗真的夺权成功了，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因为从始至终，载湉都只活在慈禧老佛爷的控制之下。

02.康有为的“名过其实”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的读书世家，学习天赋绝对比普通人要强，而且读书的勤奋程度也超乎常人。但是考秀才他还是考了3次才考上，考举人更是六考六败，第七次才中举，花费了整整20年。

在这期间，即1888年，31岁又一次没有中举的康有为，在北京一间破旅馆内愤然给德宗皇帝写了一封信。他向皇帝控诉读书人的机会不平等，控诉朝廷的政治体制，让天天玩鸟、斗蛐蛐的闲人身居高位、尸位素餐，让他这样有才华的人无处施展抱负。他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让他能为朝廷做点事情。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但他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在旅馆里盛装打扮的他，没有等来皇帝的召见，书信大概率早早被投进了某个相关部门的垃圾箱里了。

于是，康有为返回广东，一面教书挣钱，一面准备之后的科举考试。在这业余时间，康有为写了几本书，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以至于早早考取了举人功名的梁启超非常佩服康有为，拜在了他的门下。

1893年，36岁的他终于考上了举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会试，终于时来运转，主考官欣赏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让他高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但康有为此时的心思已经不在按部就班地仕途官场，而在社会活动和舆论造势上了。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康有为情绪亢奋，立刻提笔给皇帝写信。在北京的另一个旅馆内，他一晚上的时间起草了《上今上皇帝书》，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里边的词语激愤，冒死警告皇帝“如果不变法，别说做皇帝了，到时候连老百姓都做不得”。

在广州有社会活动经验的康有为，这一次没有单打独斗，而是联合了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在北京找各个部门的大官们投递变法维新的心声。同时康有为联络媒体工作者，大肆宣传这次联名上书事件。于是报纸上用了“公车上书”一词进行了大肆报道。

事实上，这次的“公车上书”是否由康有为发起，也是存在疑问的。因为这种说法多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可信度大打折扣。而更多的史料表明，公车上书并不是只有康有为一人写了书信，北京参加会试的众多举人们都有上书，甚至有的在职官员都亲自上书。不仅如此，有部分史料还记载了康有为在听到自己刚刚考上进士后，觉得公开带头闹事会影响仕途，就没有在自己的文章后边签署自己的名字。

不论怎样，这次的“公车上书”实践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因为对于朝廷而言，变法已经是共识了，但变法绝对不可能交给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毫无实权，又毫不懂得体制运作的书生去完成。

但“公车上书”让康有为意识到了媒体的强大。当时的清国，北京、上海等地都已经有了报纸，而且报纸的阅读群体都是达官贵人和家境优良的读书人。

于是康有为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上今上皇帝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康有为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和勇敢直接质问皇帝的形象瞬间鲜活了起来。康有为的名望，一炮打响，成了维新青年们共同的“老师”，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们都将康有为认作“意见领袖”，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被喊了出来。

1895至1898年，康有为利用朝廷放松对民间结社管控的政策，越战越勇。他奔走于各大城市，写文章、搞演讲，名头越来越大，甚至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以至于官场不得不注意到他，甚至很多高官们都明里暗里表态支持康有为。就连李鸿章也想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以“卖国贼”之名拒绝了。袁世凯也投来橄榄枝，向强学会捐了500两银子。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给皇帝上书。书信虽然仍然没有让皇帝看到，但却让帮助皇帝寻找变法新班底的徐致靖，注意到了这个民间的“圣人”。于是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

康有为同德宗皇帝的这次会谈并没有在宫廷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虽然康有为所写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但由于是“孤证”，再加上作为媒体人和社会活动家的康有为，总喜欢为自己贴金，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这次召见的效果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除了让德宗采纳了“制度局”等官制改革措施外，康有为并没有获得任何重用。原因上周已经分享，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对于这个结果，康有为很是想不通。为了参与政治，并走向政治核心，他迎合德宗皇帝对官制改革的兴趣，一直动脑筋请官场上不同的朋友上奏朝廷，先后提出了开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懋勤殿等改革方案。

特别是“开懋勤殿”的想法，康有为的目的，就是想让英国和日本介入变法，从而架空以慈禧为主的守旧官僚，让权利回到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手中。

他动用媒体和官场上的朋友大肆炒作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力，希望朝廷聘任伊藤博文进入懋勤殿。同时康有为还事先叫他上海的英国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来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在康有为看来，懋勤殿一开，国内变法有他主持，国外有日本和英国支持，康有就可以天天在皇上身边办公了。

在他的炒作下，竟有人提出要聘请伊藤博文担任大清政府的“相”，甚至有人提出要成立“清、日、英、美”四国“合邦”。这严重威胁了慈禧的统治地位，甚至有可能颠覆清王朝的统治。于是，这些制度改革全被慈禧否决了。而这也成为了慈禧决心要返回紫禁城，终止戊戌变法的主要原因。

而在康有为看来，反对他变法思想的慈禧就成为了阻挠变法和自己上位的主要敌人。康有为提出，不杀慈禧，慈禧迟早会扼杀变法。这虽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却非常符合康有为的逻辑，因为康有为太想进入政治高层了。

于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康有为秘密召集弟弟康广仁、梁启超、林旭和对他言听计从的谭嗣同，密谋了“围园杀后”的计划。并先派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之后慈禧返回紫禁城，袁世凯怕事情败露，将“围园杀后”计划抖搂出来自保，引发了一系列的血腥屠杀。

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伪造了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为鼓吹变法而“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多年后他又因保皇而“落后”于当时的时代。

以至于大思想家、教育家的严复评价康有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03.谭嗣同的“一腔热血”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仅存的独子，他从小锦衣玉食，是一位典型的官二代。但和普通的官二代不同，谭嗣同虽然物质条件优越，但生活中却也是颇为不顺。

谭嗣同的母亲原本还生下过三女一子，但都先后夭亡了。1876年春，北京爆发了流行性疾病，波及到了谭家，五天内谭嗣同母亲、二姐以及兄长三个人全部丧命，谭嗣同昏迷三天后醒来，所以他的号“复生”由此而来。

但死亡的命运并没有远离谭嗣同，婚后其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很快夭折。谭嗣同就成为了当时只有父亲妻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的“可怜人”。

频繁的死亡打击，并没有摧毁谭嗣同，反而激发了他内心的义气和善良。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家出走，徒步游历了大半个清国。

在游历过程中，他深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结交民间侠士，同生活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无话不谈。他发现大清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所谓的洋务运动都已经20多年，但发展的成果没有让社会的绝大多数享受到，大清国仍然是缺乏社会活力和斗志的国家，大部分清朝人都尚处于贫困和饥饿之中。各地的老百姓都受到个各种弊政的压迫和官吏的盘剥，生活举步维艰又无处伸张。

谭嗣同敏锐的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封建专制。作为省部级高官的儿子，他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在德宗召见他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在南京闭门造书，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撰写了《仁学》，将他对腐朽封建统治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制度。“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等声音，掷地有声、一炮打响！

被德宗召见后，他的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他愿意去实践变法的理想，他肯为变法做一切事情，哪怕是冒险。

在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变法的困难。他有满腔的热血，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并不是空谈，现实中他处处碰壁，无法实现理想。

在无力突破现实的困惑时，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改变清政府的救星。康有为通过舆论宣传和媒体渲染得到的威望，让迷茫的谭嗣同认定了康有为就是救亡图存的领袖。

谭嗣同甚至一度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就能够实现变法的目的。他到过社会底层，他知道变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老百姓折腾不起。

为了变法的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当康有为让他说服袁世凯“围园杀后”时，他也丝毫不推辞，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围园杀后”密谋暴露之后，谭嗣同没有逃跑，他连忙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利用自己的演讲的天赋，向英、日、美等外国人说明，即使变法失败，保全德宗也对他们极为有利，他用自己最后的时光，充分利用列强趋利的本性，让三国答应一旦德宗有危险，他们将设法营救皇上。

说服了三国之后，谭嗣同安排梁启超去了日本，自己却又走了回来。在参与了实实在在地执政和变法历练后，谭嗣同深刻地认识到，制度虽然不好，但变化绝不会一蹴而就，他希望梁启超让变法的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决心以死报答皇恩。

因为他恨、他悔！他认为本来可以作出更多的努力，让国家更好，却因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让皇帝身陷囹圄，让同胞惨遭屠戮。他认为“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他知道，变法必须有人流血；他希望，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祭奠这场变法。

谭嗣同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官二代，他关心的是最为普通的“草二代”。他虽行事鲁莽，但却敢作敢为，虽性格冲动，却恩怨分明。从政治家和变法家的角度来看，他或许是失败的，但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伟大的！

谭嗣同可以不死之时，毅然选择了死亡，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热血和希望！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死前怒吼，完成了他从凡人到英雄的转变，践行了他“天下为公”的伟大壮举！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84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下周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线，看看义和团运动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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