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崔与之（崔与之盛德清风）

●郭珊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一场战火遽然席卷广东。

当时，广州有一支叫做摧锋军的部队，因军功遭上级瞒报，又被勒令长年留守外地，不得返乡，积怨之下爆发叛乱。叛军掠梅州、焚惠阳，兵临广州城下，广州知府弃城而逃。

危急关头，一名在家闲居的老臣受城中官民所托，抱病登上城楼，与城外的叛军会面。一见到老人现身，叛军将士立刻俯首听命。在老人一番苦心劝喻之下，众人纷纷卸甲散去。

这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老臣，就是在南宋抗金前线立下赫赫战功、朝野景仰的名臣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号菊坡）。

这一年，七旬高龄的崔与之被朝廷紧急任命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他坐镇家中，运筹帷幄，调遣各路人马合攻叛军残部，很快迫使其战败投降。然而，到了朝廷论功行赏之时，他却主动辞去官职，还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米粮一律充公，分文不受。

在南宋官场，崔与之是一名以“辞官”著称的奇人：他为官四十余年，历任三朝，屡屡在国家有难之时挺身而出，功勋卓著，却从不贪恋高官厚禄，七次请辞参知政事（副相），十三次请辞右丞相兼枢密使，当宋之世已有“千载一人”的美誉。

不仅如此，崔与之还在岭南历史上开创了多个第一：他是岭南由太学（宋代最高学府）考中进士的第一人；其开创的“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第一个学术流派；他文学造诣精深，词风雅健，有“粤词之祖”之称。

壮年效力于江山社稷，晚年归隐于诗书林泉，文成武德，英名盖世……关于崔与之的一生，文天祥总结为一句话：“盛德清风，跨映一代”。而撑起这部人生传奇的，是崔与之终生践行的信条——“清心寡欲”。

渡海肃贪 风采凛然

增城中新镇坑贝村，位处今天的广州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大约四五十公里。在这里，有一座始建于晚清、为纪念崔与之而设立的崔太师祠。祠堂现存三进院落，青砖红瓦，在四周葱茏林木的掩映之下，显得古色古香。

据传，公元1158年，崔与之出生在坑贝村中的“崔屋”。崔与之的父亲因为连年科举落第，于是决心“不为宰相则为良医”，转而以行医为业，时常免费为贫苦大众治病。

崔与之自幼刻苦向学，钻研经史，但因家境贫寒，过了而立之年，才在亲友的资助下，于宋光宗绍熙元年 （1190）负笈数千里，考入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太学深造。三年后，崔与之举进士，开创了广东学子由太学取士的先河。（参见《宋史》本传）

起初，他被任命为浔州（今广西桂平）司法参军。当地储粮的官仓年久失修，为避免仓房漏雨淋坏粮食，崔与之将住所的屋瓦摘下，加盖于官仓顶上，又坚决反对将仓中储粮挪作他用，深得上级赏识，被推荐为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随后，崔与之又辗转新城（今江西黎川）、邕州（今广西南宁）、宾州（今广西宾阳）等地任职。在淮西，他执法严明，不避权势，秉公处理了一起朝中高官之子强夺民田的案件；在新城，时逢荒年，他果断地惩治了哄抢公粮之人，恢复治安秩序；在邕州，原州守盘剥士兵衣食激起哗变，他疾驰冲入城中，将为首滋事者处斩，赦免从犯，迅速平息了暴乱；在宾州，崔与之精明能干，对于疑难悬案“剖决如神”，再次受到上级的举荐。

崔与之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在担任广西提点刑狱期间访民疾苦、锄奸肃贪的事迹。当时的广西路所辖范围甚广，除了今天的广西，还包括广东的湛江、茂名以及海南岛，下属的二十五军州大多是荒僻之地，因为交通不便，甚少有朝廷高官实地勘查走访。

据《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言行录》所载，岭南的贪官污吏一向自恃地处偏远，肆意摧残剥削平民，崔与之决意彻底巡查，澄清官场风气。在职期间，崔与之的足迹遍布辖区全境，他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乘舟渡海前往琼州（今海南海口）。一路上，崔与之风餐露宿，一年下来往返数千里，无暇休憩，以至于形容憔悴，鬓毛皆白。

每到一地，他都张榜示众，明令禁止各种不法行为，又减免税赋，为百姓排忧解难。有贪污之徒，慑于其威名，主动解下印绶辞官而去。自此，“官吏始知有国法，不敢害民矣。”

《宋史》本传称，崔与之顾不上舟车劳顿，“停车裁决，奖廉劾贪，风采凛然”。当时，有贪吏用刑残酷，崔与之探得实情，以“十事”之名向朝廷进行揭发，要求予以痛惩。时人将其上疏的“十事”，列为《岭海便民榜》，又将崔与之的事迹编为《海上澄清录》排印出版，传扬于世。

崔与之门人李昴英在《崔清献公行状》中还提到，崔与之在巡视途中，对于各郡县提供的食宿接待，一律谢绝，每天花销自备钱款，一切公务开支按日给付，做到了“秋毫无扰”。

抗金卫国 功成身退

此后，崔与之还曾在朝中任金部员外郎（金部隶属户部，掌管财政收支赋税等事务，员外郎为副职）。南宋政权腐败，作为侍从辅佐之职的郎官普遍不干实事。崔与之却不同，他事无巨细必亲自处理，一旦发现官吏有欺瞒行为的，皆处以杖刑，众人“莫不震栗”。（参见《宋史》本传）

嘉定七年（1214），金国在蒙古进逼之下，将都城从中都（今北京）迁至开封。朝廷疑金兵将南犯淮扬，特意将崔与之派往扬州，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即担任淮东抗金前线的政军统帅。

此后十年，崔与之奔波于南宋抗金东西两线，守淮护蜀，为靖边安国殚精竭虑，在抗金斗争中屡建奇功。“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他的宋词名作《水调歌头·题剑阁》就是这一时期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

在驻守淮东的数年间，他一边率领军民依靠地形优势，整固城防，修筑工事，一边联合民间抗金力量，厉兵秣马，加强操练。在与金兵的交战中，崔与之的部队多次给予敌军迎头痛击，军威大壮，保障了淮东防线的安全。几年后，崔与之接到调令时，扬州“军民遮道垂涕”，再三挽留，可见其深得人心。

没过多久，宋军驻蜀部队统帅因贪污纳贿，激起兵变，被叛兵所逐，总领遇害，蜀中大乱。崔与之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原先川中各支部队一盘散沙，相互猜忌，互不支援，被金兵抓住可乘之机，各个击破。崔与之到任后，告诫诸军将领要“同心体国”，以大局为重。他开诚布公，整顿军纪，抚慰将士，大胆启用人才，使得西蜀抗金前线形成了将帅协和、人才济济、共同御敌的局面，令金兵不敢窥伺。（参见《宋史》本传）

在四川，他还大力发展生产，改政令、宽民力、厚储积，使得当地经济凋敝的境况大为好转，因此被誉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宋·洪咨夔《平斋集》）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四川边患解除后，朝廷任命崔与之为礼部尚书，他却称病求退，告老还乡。守蜀期间，崔与之公私开支都很节约。离任时，他将节省出的三十万缗额外财政收入，留给继任者用作戍边之用，自己不取分毫。蜀中官民为他献上奇玉、美锦，也都被他全部退回。

元人王义山在《送张士隆赴广州教授序》里提到一则掌故：据传，崔与之回乡时，随身只带一琴、一鹤，广州士子见此，愈发明白何为“廉耻”，竞相以之为师。

恬淡如菊 珍视清白

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驾崩，理宗即位。崔与之又陆续被朝廷任命为知州、知府、安抚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他都恳切地力辞诏命，除了前述临危受命、勘平广东内乱之外，余生再无复出。

端平三年（1236），宋理宗欲拜崔与之为右相，数度御笔下令，敦促其赴任，不仅赏赐了三百两黄金作为路费，还派遣使者、地方官员和门生故旧轮番上门游说。崔与之依然不为所动，连续上疏十三次，坚辞不就。

关于他急流勇退的原因，有学者分析，除了老病缠身，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局势的失望，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儒家淡泊名利的传统。如其诗中自述：“吾道从来轻九鼎，诗人殊乏到三公。”（《又赠相士》）

不仅如此，崔与之致仕之后，对于朝廷所赐的俸禄，也都辞谢不受。有人问到原因时，他回答说：“在位之时，我尚且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尸位素餐。如今已经退休，岂能再贪图皇上的赏赐呢？”闻者为之叹服。（参见《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言行录》）

尽管崔与之去意已决，但当宋理宗向他请教治国方略时，他仍旧非常认真地写下长文作答。他强调，“用人听言为立国之本”，而“用人听言之本，又皆归之清心寡欲”。他认为，选拔人才的首要原则是品德高尚、为人清廉，以忠实而有才者为上。他还诚恳地提醒国君，要善待敢谏之臣，凡遇议和、边防等大事，宜广开言路，秉公裁定，切忌独断专行。

回到广州后，崔与之定居于城西朝天路崔府街。他喜爱花中隐士——菊花，晚年自号“菊坡”。他欣赏北宋名相韩琦《九日水阁》中的名句——“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故而把居室取名为“晚节堂”，提醒自己要力保晚节，不失清白。

崔与之家法清严，凡有亲戚故交倚势妄为，他必定严肃斥责。其姐曾为外甥求一官职，被崔与之断然拒绝。他说：“一个人是不是好官，关乎民生福祉，官职不是可以私下赠予之物。”

在生活中，崔与之同样恬淡如菊。他崇廉尚俭，为官所得大部分用来接济亲友。他中年丧偶，却未续弦，官至显贵，却不蓄声妓，不多置产业。崔府也像他本人一样朴素，没有亭台楼榭等装饰，与南宋官场盛行的浮华奢靡之风格格不入。

嘉熙三年（1239），崔与之溘然长逝，谥号“清献”，与谥号“文献”的唐代名相张九龄，合称“二献”。

如今，崔太师祠旁建有崔与之纪念馆——清献园，园中设清献门、清风庭、立献厅、菊坡园等，已成为增城区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离此不远的朱村镇凤岗村，还有一处“崔与之墓”，村民和游客时常来此拜谒缅怀。

“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百姓，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这是崔与之一生信奉的座右铭，亦不啻为对现代人的警示：不要放任私欲丢掉性命；不要盲目敛财贻害子孙；不要滥用权力荼毒苍生；不要操纵学术祸害后世。先生所言，犹在耳边，字字铿锵，“高山仰止堪模楷，百世闻之尚激昂”。（李昴英《同刘朔斋洲蒲涧谒菊坡祠》）

【评说崔与之】

岭南历史上的“二献”，千百年来俱享崇高地位。这就是曲江张九龄（谥文献）和增城崔与之（谥清献）。前人评价崔与之：“与张九龄齐名异代，诚吾广百世师表也。”必须看到，相较于张九龄所在的“开元盛世”，崔与之身处风雨飘摇时的赵宋政权，建功立业无疑要增添几分艰难。但是，崔与之“出处一生无玷玉，功名千载不刊碑”。

在廉政方面，崔与之可堪称道之处亦颇多。如其在任时，“所得广帅月廪钱一万一千余缗、米二千八百余石，悉归于官，一无所受”；致仕时，“所得祠禄衣赐，悉辞不受”，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仕而食禄，犹惧素餐，今以佚我以老，而食君之赐可乎！”连自己应得的那些也不要，遑论“伸手”，在他的脑海中根本没有“负能量”的那些概念。与此同时，他对贪官污吏就没那么客气了。为广西提点刑狱，“吏奸民瘼，纤悉毕载”，并且他毫不手软，“劾四郡贪黠吏数人”，令“官吏始知有国法，不敢害民矣”。尤其是，“以公击搏不避权势，贪污之徒有望风解印绶去者”，吓跑了，真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承平版本。用《宋史》的说法，崔与之“奖廉劾贪，风采凛然”。须知崔与之生活的南宋理宗时期，“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

“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百姓，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崔与之曾节录刘皋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事实证明，他以自己的一生完美地践行了这个座右铭。如崔与之这种做人、做官、做学问等方方面面所体现出的高标准的道德修养，完全超越了时空，不独各级领导干部，对今天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人们都不无启迪意义、借鉴意义。

——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