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最可惜的武将（宋代一起预先张扬的自杀事件）

1275年的安吉州舆论场

南宋宝庆二年（1226）十月，理宗忌“湖”读音同“胡”，故“改湖州为安吉州”（《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一》）以求平安吉利。据此可见潜藏在理宗心中的某种恐惧和侥幸心理。八年之后端平入洛失败，蒙古窝阔台兴师两路大举攻宋——这正是理宗忧惧的根源。罡风起于青萍之末，德祐元年（1275），理宗内心深处的这个隐秘涟漪再次在安吉州官员、民众心头泛起，只不过已没有了侥幸，只剩下恐惧。

二十年前，南宋百姓在理宗统治时就已对国家丧失信心。宋蒙战事连绵多年，理宗外无止战之方，内宠阎贵妃、马天骥、董宋臣、丁大全之徒，以至有人在朝门之上大书“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季三朝政要》卷二）。两年前襄阳失守——自绍兴四年（1134）岳飞恢复襄阳算起历140年，自嘉熙三年（1239）孟珙克复襄阳算起历35年，自淳祐十一年（1251年）李曾伯收复襄阳算起历23年，自咸淳四年（1268）蒙古包围襄阳算起历6年——襄阳“襟带吴蜀”（《建炎系年要录》卷七五），是南宋的命脉，所以岳飞说“恢复中原，此为基本”（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十），孟珙说“襄（阳）樊（城）为朝廷根本”（《宋史》卷四九六《孟珙传》），李曾伯收复襄阳后的勒石铭文也指其地为南宋永远之屏障：“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李曾伯纪功铭（在今襄阳西南真武山东麓）

自然，蒙元方面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郭侃上疏陈平宋之策就指出：“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至元四年（1267）底刘整降元，也进言“先攻襄阳”，因为“襄阳破，则临安摇矣”（《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所以，襄阳的陷落等于提前向包括安吉州民众在内的所有世人宣告了南宋的灭亡。

1275年是恭帝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年，但五岁的小皇帝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安吉州官民无不认为国灭城破危在旦夕。因为，从这一年第一天起，宋军在前线战败、投降、被杀或自杀的消息就络绎不绝。消息的发生地离自己也越来越近，元朝军队的脚步声似已在耳边清晰可闻：沿江制置使、知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市）陈奕前两日就忙着到30千米之外请降，终于赶在新年元旦（即今春节初一）以城降元。正月十三日，两天前刚获任为权刑部尚书、都督府参赞军事的吕师夔和江西安抚使、知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钱真孙在元军还在100千米之外的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时即派人请降。知寿昌军胡梦麟寓治江州，自杀而死。正月十七日，知安庆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馔到150千米之外的江州迎师，元军入城后通判夏椅喝药而死。仿佛是在比赛，正月二十六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都统张林遣人到200千米之外的江州请降，元军入城，权知州赵卯发和妻子一起自缢身死。

二月十九日，元军大败宋军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宋方统帅是百官称之为“周公”、民间称之为“蟋蟀相公”的贾似道，故当时有打油讥之云“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孙继芳《矶园稗史》卷三）。经此一役，宋王朝完全丧失大规模反攻的能力。二月二十一日，元军临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县），知州唐震与家人俱死难，前左丞相江万里投水自杀，通判万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市）洪起畏、知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市）赵与可、知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市）吴益皆弃城逃遁，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王喜以城降。三月初二，都统制徐旺荣迎元军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市）。次日，元军攻无锡，知县阮应得出战，全军覆没，阮应得赴水自杀。三月十一日，知常州赵与鉴逃匿，州民钱訔举城降元。三月十四日，知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潜说友、通判胡玉、林镗以城降。六月初一，昝万寿举嘉定降元。七月二十六日通判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张镇孙闻元兵至而逃跑。十一月，战火终于烧到了安吉州民众眼前——安吉独松关是建康到临安（治今浙江杭州市）的交通锁钥，自古兵家必争。二十三日，独松关被攻破，守将冯骥战死、张濡逃走，邻邑望风而遁（《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临安，南宋都城临安距此仅60千米。

1275年的安吉州人还听说了很多朝廷高官出逃的消息，他们无从辨认其是否谣言，特别是年初传闻右丞相章鉴已弃官逃跑时，他们简直难以置信——当然还是信了——甚至有一种追上去问一句“会不会跑早了点”的冲动。三月十九日，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枢密院曾渊子、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相继逃遁。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倪普甚至讽劝台臣弹劾自己，冀望被贬出都城，但等不及弹奏就急急忙忙出逃了。

类似消息下半年越来越多。七月二十二日，左丞相陈宜中逃跑，多次遣使召之不至，太皇太后亲自给他母亲写信，直到十月方始还朝（后来再次逃跑）。八月初四，右正言徐直方逃跑。十一月初五，起居舍人曾唯辞官未获批准，遂逃跑。十一月十九日，礼部侍郎陈景行辞官未获批准，遂逃跑。十一月二十八日，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逃跑。次日，左丞相留梦炎逃跑，朝廷三次遣使召其还朝，不至。十二月二十四，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逃跑（《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脚程快的话，他俩还可以赶回家中与家人一起过春节。

1275年的安吉州人还看到了几次非常奇怪的天象，有人悄悄透露这与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有关。三月十六日晚，有两颗亮星“斗于中天，顷之，一星陨”（《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按：《宋史》卷六〇《天文志十三》记作“二月丁亥”，误）。四月二十二日晚，“有大星自心东北流入”。心指心宿，“流入”即侵犯，而心宿三星代表皇帝及皇子。四月二十四日，“荧惑犯天江”。荧惑即火星，主天罚（王充《论衡·变虚》）。天江即天津九星，又名天汉，天津九星属女宿，女宿分野扬州（《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及岭南，正为此时南宋统治区域。八月二十日，“荧惑犯南斗”（《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宋朝谚语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宋史》卷二八〇《田绍斌传》），主“中国大乱兵大起”（《开元占经》卷三二）。七月十三日，“太白昼见”。太白即金星，与火星“并为罚星”（《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太白昼见于午名曰经天，是谓乱纪，天下乱，改政易王，人民流亡，弃其子，去其乡里……京房《对灾异》曰：人君薄恩无义，懦弱不胜任，则太白失度，经天则变，不救则四边大动，蛮貊侵也。”（《开元占经》卷四六）不过最吓人的还是六月初一，那一天先是日食，日食过后虽然是大白天，却晦暗如夜。这种本应是光明的黑暗给安吉人留下及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多年之后还不断回想起当时不安的心绪。次日，太皇太后下诏削去尊号“寿和圣福”中的“圣福”二字以应天戒（《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她也感到了不安吗？

蹇材望的自杀打算

事实上，安吉民众自己的知州李庚也弃官而逃了。他的前任赵必槐到任时间为咸淳七年（1271，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后入朝为金部郎，复改知徽州（崇祯《吴兴备志》卷五），“德祐元年（1275）正月到官”（弘治《徽州府志》卷四）。他的后任赵良淳，《宋史》云“咸淳末，廷臣议众建宗室于内郡以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万历《湖州府志》则载其“德祐元年任”。看来廷臣建议众建宗室、除赵良淳知安吉州一事在咸淳十年底，赵良淳赴安吉州之任已是德祐元年初。赵良淳会像李庚那样逃跑吗？通判安吉州蹇材望心中一定对这位新上司作过揣想。

传世典籍对蹇材望生平记载非常之少，只知他是“蜀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幸好著名的“水下碑林”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有他本人的题刻：“涪以石鱼之出，占岁事之丰；以岁事之丰，彰太守之贤尚矣。长宁刘公叔子镇是邦又出，夫岂偶然。别驾潼川蹇材望赓皇祐刘转运诗以纪之……”据此可知他是“潼川”（治今四川三台县）人。又据权知涪州刘叔子题刻：“……圣宋宝祐二年，岁次甲寅蜡月立春后一日，郡假守长宁刘叔子君举，偕别驾蹇材望君厚送客江上，过石鱼浦寻访旧迹，则双鱼已见，实维丰年之兆。因披沙阅古碣，得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刘公忠顺所题一诗……”可知蹇材望字“君厚”，宝祐二年（1254）正在此地担任“别驾”即通判涪州之职。“材望”意思是才德和名望，或者是以才德赢得名望。则“君厚”或许同时也是“君侯”的隐晦表达。这可略见蹇通判的家庭出身。蹇材望第一次在文献记载中浮现是在刘克庄封驳文书中：“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一道，为朝奉郎赵汝挛差通判淮安州，替蹇材望改差阙，令臣书行，须至奏闻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一）缴赵汝挛通判淮安州奏状写于其淳祐六年（1246）权值舍人院时，则此年朝廷为蹇材望改差阙，此后遂有调涪州之任。

蹇材望题刻（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刘叔子题刻（同上书）

史书唯一一次提到蹇材望是咸淳九年（1273）六月，这时他在朝廷左藏东库任职。当时他上了一封奏章，极言“边事大可忧者七，急当为者五”（《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蹇材望既在长年与蒙元交战的四川任过通判职务，则所言边事之可忧、为急者或颇有可取，可惜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了。当然，他人微言轻，结果自然是疏入不报。德祐元年（1275）二月底，通判安吉州方回改知建德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蹇材望必于此时接任。所以蹇材望到安吉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他有时难免会猜测朝廷派他到安吉州与自己上书言边事之间的因果关系。

蹇材望相信，德祐元年（1275）的安吉官员都和他一样，一定考虑过元军来了怎么办的问题。并且也和他一样，只会得出三个选项：逃跑、死难、投降。选择哪一项呢？蹇材望打定主意，多次在上级、同僚、部下甚至普通百姓面前“毅然自誓必死”。有时有人不想听，摇摇手加大步子离开，但大多数人都听得很认真并向他投射出敬佩的目光。在每天的反复诉说之中，蹇材望感到生活非常有意义。

为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蹇材望制造了一面大锡牌，上面镌刻着“大宋忠臣蹇材望”七个字。又“以银二笏”——唐代白银货币多为笏状银板，故计量单位为“笏”；宋代形制变化，袭用原计量名称的同时产生了新计量名称“铤”——书字其上：“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并请加祭祀，牌位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两笏银铤就是“埋瘗之费”。然后他在锡牌、银铤上凿孔，每天都系在腰间。只要听到叮叮当当的银、牌撞击声，人们就知道蹇通判来了。“一旦蒙古人打过来，我立即投水自杀！”蹇材望遍告百姓及平常来往的朋友、熟人。甚至有时候说了半天，听者才告诉他已经听他讲过两三次了。但无论如何，作为官员能有这样的打算很不容易，故而“人皆怜之”。“怜”除了怜悯之义，古代还有怜爱之义——这时的蹇通判既让人怜惜，又让人敬爱。是的，连自杀之后的埋葬事宜都不愿白给人添麻烦，怎么不让人因敬爱而怜惜、因怜惜而敬爱呢。

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银笏（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宋代银铤——连州上供银（李晓萍《金银流霞：古代金银货币收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一天终于来了。德祐二年（1276）大年初一，元军入城，蹇材望不见了，人们都认为他自杀了。然而不久蹇材望却重新走进安吉百姓的视线：他穿着元朝官服“乘骑而归”。原来，蹇材望在前一天也就是除夕大家吃着不成样子的团年饭时悄悄出城迎拜元军去了，所以他得到了本州同知的官职（《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这样，蹇通判变成了蹇同知。

蹇材望两位同事的除夕之夜

蹇同知还是蹇通判的时候有两位接触较多的同事，一位是知安吉州赵良淳，一位是浙西提刑徐道隆。

赵良淳字景程，是宁宗丞相、绍熙内禅策划者赵汝愚曾孙。少年时从同乡前辈饶鲁学习。饶鲁是朱熹女婿黄榦的学生，创立了“双峰学派”。赵良淳知分宁县（治今江西修水县）时“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亲尊礼之；至甚杰骜者，乃绳以法”（《宋史》卷四五一《赵良淳传》），大变风俗，颇有政声。从其学缘、施政风格可见赵良淳是具有理学价值观的读书人。

德祐元年（1275）初，赵良淳到安吉州接任逃跑的李庚，每天都在和同僚、吏士讨论守御之备并一一落实。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原因，安吉民众开始吃不上饭，大部分人“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有的官员主张对此严加镇压，赵良淳说：“哪有人想当强盗的呢？只不过想活条命罢了。”他劝有钱人出粮赈济，表示如果自己“身可以济民，亦所不惜也”，很多人被他所感动。朝廷不久又以徐道隆为浙西提刑，至安吉协助赵良淳守城（《宋史》卷四五一《赵良淳传》）。十一月初九，元丞相伯颜分左、中、右三军自镇江、建康南攻临安（《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奉诏弃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退守京畿，其时人情汹汹，溃兵四出剽掠，《宋史·赵良淳传》载“良淳捕斩数人，枭首市中，兵稍戢”，《徐道隆传》载“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枭其首乱者于市”。按之最早记录此事的《昭忠录》，其云“文天祥弃平江，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赵良淳莫知所为，有旨令道隆措置，既至，取溃卒肆掠者，竿其首于市”，《道隆传》袭《昭忠录》甚明，可见捕斩溃卒者应为徐道隆。

徐道隆字伯谦，婺州武义（治今浙江武义县）人。父徐焕曾知南雄州，徐道隆以父荫入官，历潭州判官、权知全州。咸淳九年（1273）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奏辟其为参议官。后立信忤贾似道遭废斥，“道隆与宾客十许人俱去江陵”，可见他大有上古“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之风。德祐元年（1275）进官提点刑狱，与赵良淳同守安吉。十二月二十七日，伯颜自平江分兵遣忙古歹、降将范文虎会合右军阿剌罕、昔里伯取安吉州。范文虎派人致书赵良淳、徐道隆招降，二人俱焚书斩使。其时元军主力已进迫余杭皋亭山，朝廷命令徐道隆间道入援（《宋史》卷四五一《徐道隆传》。按：《赵良淳传》言“独松关”误，独松关已于上月被元阿剌罕军攻陷）。

徐道隆离开不久，元军就兵临安吉，同时攻打东、西城门，这一天是大年三十——德祐元年（1275）的最后一天。赵良淳率众守御，到了晚上，便和士兵一起睡在城墙上的草棚里。未几，部将吴国定打开南门放入元军，宋军四散。赵良淳无奈，奔回州治闭阁投缳而死（《宋史》卷四五一《赵良淳传》）。给其子赵友伯的遗言写道：“宁为赵氏鬼，不作他国臣！行年五十有三，守土而死节，尚复奚憾。诸子幸而生者勉旃（“之焉”的合音词）忠孝。”居住湖州、曾以兵部尚书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的陈存为作挽诗三首，有“束衽全遗体，呼儿受诀书”、“死生均此念，老病泣遗民”、“慷慨君酬国，奔逃我丧家。陆沈同一壑，渊涉眇无涯”之句（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按《元史》记载，在安吉降元的还有赵与可，《伯颜传》云“（十二月三十日）赵与可以城降”，《世祖本纪五》云“（十二月三十）阿剌罕军次安吉州，宋安抚使赵与可以城降”，宋末元初《昭忠录》亦记“或告赵总领与可欲挟知州以降”。然据《宋史》恭帝本纪，德祐元年（1275）二月二十一日赵与可知宁国府弃城逃遁后朝廷即将之除名，直到十月底五牧之战后使其与赵溍、郑䇕所募兵，十二月初才复其“为都督府参议官”，距安吉城陷仅20多天。这时已无委任“（淮东？）总领”之必要，而浙西安抚使例由知临安府兼任，则赵与可也不可能任此职。笔者推测“安抚使”应是其投降后在元朝所任之职：1276年二月初七，“令万户锡里巴、史枢兵镇守湖州，以归附官赵与可授安抚”（刘敏中《平宋录》卷中）——《元史·世祖本纪》是在用其后来的职务称呼他。

徐道隆的除夕之夜是在奔走、焦虑中度过的。 因他奉旨入援临安时到处都有元军驻扎，道路阻绝不通，遂决定先乘船出太湖，再绕道西经武康镇（今属浙江德清县）、临安县（今属浙江杭州市）勤王。于是徐道隆率军从安吉城北临湖门乘船入太湖，整个除夕之夜都在水上行驶。第二天，德祐二年春节初一，元军追上了徐道隆的部队。他原来从江陵带来的300名亲从军带头跟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矢尽枪折，一军尽没，长子徐载孙从战船后窗跳水而死。徐道隆端坐船中绳床之上，元兵抓住他，脱掉其身上的官服说：“吾总管说：‘降，与乘船还城；不降，且裸而俘之”，同意投降才允许穿衣服。过了一会儿，徐道隆趁元兵不注意跳入太湖而死。元军头目“犹令左右挽弓射水”（佚名《昭忠录》）。

赵良淳、徐道隆，蹇材望的这两位同事，在元军到来之前并未像蹇材望那样宣称要尽忠殉国，最后他们自杀了；而预先张扬要作“大宋忠臣”的蹇材望，却没有像他打算的那样去死，而是活了下来。

谁是蹇材望？

蹇材望投降前的“影帝级”表现似乎很可笑，但是，当我们翻开南宋史籍看到有很多官员跟他一样时，就不会再觉得可笑，而会深刻理解到南宋灭亡的必然性：蹇材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南宋末年依靠这些人维持统治，不亡何待！

《癸辛杂识·续集》记载，洪起畏初知镇江府时元军尚远，他在辖区内大书揭榜，四处张贴：“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元祐元年（1275）二月，宋军丁家洲之战失败后洪起畏迅即逃跑，总管石祖忠以城降。录事参军陶居仁被抓时还清楚记得洪知府的豪言壮语，大呼“得以死报朝廷，夫何憾！”不屈而死（《宋史》卷四五二《陶居仁传》）。洪起畏的行为对照乃祖洪咨夔“忠贤乃命脉，公道实元气。精神以此强，可却十万骑”的诗句简直就是讽刺，后有人改其榜贴末句为“不降则走”以讥之。

著名诗论家方回本以谄谀贾似道得除朝官，及贾之败乃奏陈其有“十可斩”，又以此得知建德府。在建德府他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不久元军至，方回“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实则出城迎降而已，遂得总管之任。后人讥其“十一可斩”（《癸辛杂识·别集》卷上）。

蹇材望们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一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免在行动之前被清算。如两淮宣抚大使夏贵有一个部下叫洪福，从家僮干起，一直干到镇巢雄江左军统制，可以说是非常亲信的“自己人”了。夏贵降元后使人招之不听，又使亲侄儿前往，竟然被洪福处斩（《宋史》卷四五一《姜才传》）。倘若洪福事前察知夏贵打算投降，恐怕夏贵也会吃上他一刀。再如陈奕知黄州，其用心就被汪立信看破，上书“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朝廷宜防之”。可惜汪立信言未被采信，陈奕没有得到处理。后来他派人请降时还预先讨价还价，以至伯颜说：“汝既率众归降，何必虑及名爵？”即以沿江大都督许之（刘敏中《平宋录》卷上）。

二是伺机捞取更多资本，届时在新主人那里换得更多好处。比如咸淳九年（1273）吕文焕降元后，其堂弟吕文福、侄吕师夔、侄婿范文虎为避嫌疑，均上书辞官。吕师夔甚至五疏乞罢，却又说归省亲戚后“誓当趋事赴功，毁家纾难，以赎门户之愆，以报君父之造。”他的好友谢枋得完全被其蒙蔽，愿以自己一族性命保其可信（《宋史》卷四二五《谢枋得传》）。结果三人很快以城降元，所守江州、安庆府皆兵精粮足，历来兵家必争，遂得获任高官。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军薄池州，都统制张林屡次建议投降，权通判摄州事赵卯发怒气填膺，坚决不允。张林领兵出外巡江，暗中向元军约降，却又回城假装继续守城。卖身投靠仅仅“卖身”是不够的。赵卯发与妻子雍氏自杀后，张林即开城投降换取官位和财富。他在曾《柳梢青·灯花》中写道：“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显然他是“识时务之俊杰”，不会学飞蛾扑火。

谁是蹇材望？那些把忠君爱国口号喊得比任何人都响，危急关头却溜得比谁都快、投降比谁都早的人都是蹇材望。人并非生而为人，正如萨特所说“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蹇材望的选择、行动使蹇材望最终成为蹇材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