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什么时间开建的（京杭大运河究竟是谁规划设计的）

元代大运河的开通，南北两端都是利用的自然河流和旧渠道，唯有中间山东省济宁至临清400里河段是人工开挖的，其对于京杭运河全程贯通具有关键的意义。今天有必要了解的是：元代运河究竟是如何开通的？是谁规划设计的？

笔者见到不少论作都说：“郭守敬是京航大运河的总设计师” 、“是京航大运河之父”。“京航大运河线路的真正设计或规划者便是郭守敬。通过对隋唐大运河的截弯取直，京杭之间缩短行程近800公里，初步奠定了元代迄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等。

这里的问题是：元代京航大运河是由一人规划设计的吗？有一个“总设计师”吗？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

元代京航大运河的贯通，最关键的是山东段。在山东西部因有泰兖丘陵余脈横亘，处于南北运程的最高势位上（其“水脊”在汶上县南旺），因而使南北两端之水都不能通达。然而自古以来在山东的泰莱、鲁兗地区就分布着大量泉水，它们汇流成汶、泗、洸、府、沂、白马河等诸水，被称为“泉河之乡”。诸水由东向西注入济宁至东平一带高地之后顺势向南北分流，就将南北水系连在一起。这种特殊的地势和丰富的水源，成为山东运河贯通的客观条件。

实际上元代山东运河的开通并不是由一次规划实施的，而是因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多次开挖而成的，有其历史的过程，并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功。

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前，为了向南输送军需物质以支援对南宋的战争，于元献宗七年(1257年) ，即着手疏通自山东南部向南通江苏的水路。为此，时任济州副官的毕辅国(泰安人) 在东平路行军万户、行政长官严实之子严忠济等支持下，主持在宁阳堽城筑坝，遏汶水南流入洸河，至任城合泗水（府河），再南流至鲁桥入泗水等，即开通了由汶河入洸河南通泗淮的运道。对于这段运道的开通在元•李惟明《改作东大闸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国初岁丁巳，济倅奉符毕辅国请于严东平（名实），始于汶水之阴、堽城之左作一斗门，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饷宿蕲戍边之众，且以溉济、兖间田。汶由南入泗、淮之派。”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之后，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统治，尤其是将江南各省的税粮、物贡等运到大都，特别需要创建一条南北的通道。在其开始主要靠海上运输，但海运的风险和损耗量很大，漕粮每年春夏二运上百万石，往往至京师的只有八九十万石。因此极力探索开通内河运输的渠道。起初，“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但此路水陆转输迂曲，劳费不赀，因此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谕决“穿济州漕渠”，改运道于山东。

实际上在济州漕渠开挖之前，就有元朝将领、河西党项贵族、尚膳院院事来阿八赤（又作阿八失）在济州先开了一条人工河。至元十四年其下属机构尚珍署来济州实施屯田，为了转运“济宁等处田土子粒”的需要，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开挖了一条运河。当时“发兵万人开运河，阿八赤往来督视，寒暑不辍。”这条河道起止于何处，流经哪里，并无历史记载，但可大体确认就在济州之北的南旺至安民山一带。——宋金之时，梁山泊大部水域涸为圹原，当时政府就开始遣调军民到此实施屯田垦荒。可想而知，元初阿八赤下属的屯田、开河也是在安民山至南旺的梁山泊涸区一带，并自此由大清河北出。

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命兵部尚书奥鲁赤（又作李奥鲁赤）主持开挖济州河，经过戡察，就利用了这条现成的河道，并对其进行了延展，向南与任城的洸河相接，至鲁桥通泗河。所以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至元二十年就将新河挖成。济州河开挖所占用的土地就包括阿八失屯田之地。 “阿八失所开河，经济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开之甚便。……若开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处，不阻水势。世祖令移之。”

济州河从任城向西至耐劳坡（今任城区安居）北行，经长沟、汶上县的南旺、开河、袁口入须城县，至安民山（今属梁山县）之南，全长约200里。安民山南是古济水与汶水会合之处，向北即名大清河。此渠开通之后，江南漕船从长江入淮河，先后溯淮河、黄河、泗河北上，通过济州河，至安民山入大清河，直达利津入海，然后浮海到达天津直沽。从而开通了一条从江南至利津两千多里的内河航道，这为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济州河作为元运河的前期工程，对于整个京航大运河的贯通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这条河的开通究竟与郭守敬有多大关系呢？

据历史记载，郭守敬(1231—1316) ，河北邢台人，是元代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其在天文历法、水利、地理、数算等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元初，他以对河北省的河流治理和宁夏地区水利建设（灌溉系统恢复）的卓越见解和工程实施的突出成就深得元世组忽必烈的器重，于至元二年(1265年)被任命为都水少监，五年后又升任为都水监，主管全国的水利事务。但郭守敬对整个京航大运河线路的设计规划，尤其是在对山东运河开挖中的作用，却未有记载。据《元史•郭守敬列传》所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 元廷为支持丞相伯颜的南征，打算建立水运站，曾“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但郭守敬的行视提出了什么方案，其与运河的开掘有什么关系？对此并未有史记说明。而实际上，到次年即至元十三年，当江南平定，元世祖谕决开济州河时，郭守敬即被任命为制定天文历法的政事，投入到对南北天象的观测、编修新历法、制作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等繁忙政务中，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直至至元二十八年。在此期间他在天文观测、新历法编制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如编制出了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等，但并无涉治河都水之事。而这期间也正是阿八失、奥鲁赤等先后主持开挖济州河之时，无任何文献记载说明郭守敬对于济州河线路和工程实施有何奏议和设计。

认为郭守敬是山东运河的勘测丶策划者的依据，主要是说他曾受命勘察山东水情，“前后六次往返于济宁和东平之间，行程数千里。”然而关于他的这次勘察，无论是《元史•河渠志》还是《郭守敬传》等正史中都无见记载。只是在《元朝文类》文献中有一篇《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有所记述。该文由元•太史院使丶天文历法学家齊履謙所撰。文中言：“（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公南征，议立水站，命公行视所便。自陵州（德州）至大名，又自济州至沛县，又南至吕梁，又自东平至纲城，又自东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与御河相接，又自卫州御河至东平，又自东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济州、大名、东平、泗、汶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8】这里所记的考察，与《元史•郭守敬传》中所言“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比较契合，相信应是符实的。从中看出他的这次行视地区较广，遍及河北丶山东丶江苏丶河南数省，其行程包括山东省的德州丶济州丶沛县丶东平丶堽城等地，这应该就是目前有些文章中称他“前后六次往返于济宁和东平之间”的出处。然而这种概括与原《行状》文字对照并不确切。其中并无有“前后六次往返于济宁和东平之间”的意思，而是行视了山东六个地方。从此还看出他在这次行视中划出了地图献奏给了朝廷，“为图奏之”，但其图的策划是什么，在后来开渠中是否被采用？对此都毫无下文。而于次年，郭守敬就被改为他任，“十三年，立局改治新历”，并于“十六年，迁同知太史院事。”

而济州河的开挖却是在其后八年的事，有记载说明济州河方案是直接由都漕运副使马之贞（祖籍河北省沧州，迁居山东汶上）勘察上奏的。有文章引马之贞献策曰：“宋金以来，汶丶泗相通河道，北清河相通渤海，若于济州城南汶丶泗合流于北清河之间开一新河，然后北引汶水，东引泗水分流南北，便可南达江淮，北通京津。”得准。十七年，元庭议定马之贞开凿济州河的方案，并任命之贞为泗汶都转运史，参与开河筹划施工。【9】从实际上看出，济州河的线路是经南旺至安民山，这与郭守敬所行视的线路根本不同，因此说其工程与郭守敬并无重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济州河只是前期工程，而会通河的开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才是其真正的标志。该渠自安民山至临清全长250里，渠开以后，江南漕船从济州河通过会通河到临清入卫河，然后经德州、天津直到通州。基本实现了京航之间全程的水运贯通。会通河的开挖，其实并无任何先验的设计和规划，它完全是在大清河东阿至临清陆路运输发生了严重艰阻、致使元庭不得不于至元二十四年“罢东平河（指大清河）运粮” 的情况下，在寿张县县尹韩仲晖与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议、禀奏下由元帝谕决的。并由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现场勘察，绘制了开河施工图。整个工程由断事官忙哥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祖籍吉林，元时随父任迁居东平)、兵部郎中李处巽(东平县人)等董其事。【10】其中更无有郭守敬的策划和参与。

在会通河开成之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重被任命为都水监，并于次年主持修治了通州至元大都的运河，即通惠河，一年后完工，使漕粮可以直运京城。从而为漕运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他又受任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我们知道，通惠河全长40里，其作用虽然重要，但与山东运河以及整个35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比较，不能视之为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把通惠河的设计主持者视为京航大运河的设计主持者是言过其实的。

从整个元代运河的开掘历程来看，是在不同阶段上分别有多人主持实施的，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其线路也是经过了几次变化、修改，先后有多人参与规划和设计，而并非始终依照的某一种规划或由一人设计而成。其中尤以毕辅国、马之贞、韩仲晖、张孔孙、李处巽等这些具有当地人背景的官员，他们的勘察、建言和策划更起了重大的作用。

所谓“对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的说法，不过是后人对元运河的一种评判。我们知道，元代距隋唐，中隔五代、宋、金，时隔370多年，期间旧运河的河段多有废弃，早已不通。当时元人开挖新河，经过山东，完全面对的是当前的实际需要和客观情况，而并无有与隋唐运河相论比的主观意识。不可能有“对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的先验之见。“截弯取直”、“弃弓走弦”诚然是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的评论，但如果以此作为开挖运河的一种设计理念加于古人，是无有根据的。

大运河的开通包含着众多的官员、专家和百姓作出的杰出贡献（有名者和无名者），实为群体的智慧结晶，最拫本的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成果。盲目将一个群体的伟大成果归为某一人规划、设计，属一人之功，而忽视了其背后众多人的贡献和作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作者姜传岗山东省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