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金字塔（清朝学者眼里的金字塔）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被打破，清朝学者逐渐开始睁眼看世界。作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中国学者官员前往欧洲，往往都要经过埃及，那么在经过埃及时，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世界级奇迹金字塔？

出人意料的是，清朝学者没有感到金字塔有何伟大，没有震撼于金字塔建造不易，反而从金石学角度判断金字塔中发现的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国，甚至其中一位更是推断古埃及人当为“黄帝氏之苗裔”。

鸦片战争之前，最早见过金字塔的中国人，可能是唐朝的杜环、元朝的汪大渊与明朝的郑和，但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记载金字塔的文字，所以后人无法肯定他们是否见过金字塔。单就有文字记录而言，最早见过金字塔的中国人，应该是一批晚清赴欧的中国学者官员们。

清政府组织了斌椿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进行考察，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须换乘火车，期间斌椿与张德彝便参观了金字塔。

斌椿的《乘槎笔记》中记载，“又十余里，至古王陵。相连三座，北一陵极大，志载基阔五里，顶高五十丈，信不巫也。”接着，斌椿与张德彝在土著导游带领下，寻找到一个石洞，两人进入了金字塔内部，见到了古石棺，“洞口高十余丈，横石刻字，计十行，约百余字，如古钟鼎文”。那时还没有金字塔一说，因此斌椿称之为“古王陵”。

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对深入金字塔内部的描述更为惊险。张德彝大概是从破损的裂缝中进去的，进口又陡又窄，里面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里面步步惊心，“一步一跌，时虞颠扑”、“石震有声”、“神魂失倚”、“趋前失后，退后迷前”。最后，进入金字塔墓室内部，看到了古石棺，“一石棺无盖，形如马槽， 击之铿然，放于壁角”。出来之后，不知是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张德彝自称“出则一身冷汗矣”，多年之后张德彝回忆时还说“至今思之，为之神悸”。

对于金字塔里的文字，斌椿判断其状“如古钟鼎文”，而同行的张德彝判断更类似于“鸟篆”。之后，张德彝将这段金字塔探险单独发表，将“鸟篆”改为“象形”。

斌椿与张德彝应该是世界上前两个参观金字塔并形成文字的中国人，可能也是首次进入金字塔内部的两个中国人。在他们的视角里，埃及文字与上古钟鼎文或鸟篆有相似之处。在他俩之后，清代官员学者薛福成、张荫桓等，在欧美博物馆参观金字塔文物时，都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

王韬（见上图）是近代学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由于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为太平军剖析攻打上海的利弊等，被清政府发现之后逃亡香港，五年之后西游欧洲。

客观地说，王韬并未见过金字塔，但在法国巴黎见到了从埃及掠夺回的方尖碑。方尖碑上面的文字，给了王韬一定的联想，王韬认为埃及文字“有若云形”。而在《左传》中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的记载，因此王韬推断古埃及人是“黄帝氏之苗裔”。

无独有偶，十余年后，郭嵩焘从欧洲返回途径香港时，与当时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有过一番交谈。轩尼诗爵士（爱尔兰人）坚持“中国文字传播世界论”，即：中国的文明起源最早，然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再西传播到爱尔兰，埃及文字属于中国文字的遗存。以这一逻辑来看，王韬的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之说，也就不那么突兀了。

当然，对于轩尼诗爵士的言论，郭嵩焘也未多表态，只是称其“附会近理”而已。

1876年，郭嵩焘（见上图）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并出任正式的驻英法公使。根据郭嵩焘记载，途经埃及时，使团成员上岸参观，有人在当地购买了“埃及古迹图”数张，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随后，郭嵩焘让人临摹下来，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些埃及文字有像鸟、像马、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

郭嵩焘由此推断：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进一步推断认为，世界各地的上古人类，在文字初创阶段，无非就是采用象形、会意两种造字方法。

抵达欧洲后，郭嵩焘与欧美诸多学者交流，通过埃及文字与中国文字对比，判断埃及古文字和中国金文类似，至今不过三千余年历史，因此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

近代以来，欧美学者一直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余年，但在上世纪良渚遗址出现之后，让世界看到了更早的中国。前几年，欧美主流学者终于将良渚文化升级为良渚文明，认为中国是与古埃及“等量齐观”的古文明。郭嵩焘的判断，在如今终于被证实被认可，古埃及文明并不早于中国。

除了以上几位之外，1905年参与考察欧洲宪政的端方，对金字塔与古埃及文物也非常感兴趣，路过埃及时亲自参观考察，甚至还带回数十件文物原件。回国之后，端方“摹拓其文”制成画幅、扇子等，大量送给友人，学者俞樾得到一件，感慨古埃及文字难以理解，“中国文字犹难通，况在大荒西经中”。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很多就属于端方所藏的摹绘或拓片。

埃及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璀璨的历史，当这两个国家在近代碰撞之后，中国学者并未像西方学者那样“震撼惊诧”，反而非常平淡，其中固然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信，固然因为历经古人留下的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等庞大工程的灵魂洗礼，也是因为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事实证明，清朝学者对古埃及与古中国文明的对比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学者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还属于传统金石学范畴，即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属于古代的考古学。所以，当时清朝学者并不怎么关注金字塔本身，而更关注金字塔里的文字资料。1923年之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从美国毕业归国，掀起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