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系列大全（从地图了解战争之艰难的征程）

在黎痕苏区，红7军团得到了短暂的喘息，虽然仍然需要不时应付追击的敌人，但局面已然有了改观。几次战斗后红7军团通过缴获补充了部分武器弹药，又由苏区党委动员扩充了500名新兵，实力也在缓慢恢复。在这期间，红7军团还发现，无论在群众基础，地理特点还是经济条件方面，皖赣边的皖南的革命条件比浙赣边及浙西都要优越。因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就地发展，消灭追击之敌并以黎痕为基础扩大苏区的建议。其实这本来也是红7军团远征敌后的最终目的，至少在出发时中革军委是这样命令的。

中革军委此时已经随同红一方面军处于长征途中，正面临着突破封锁线以及大批敌军的围追堵截。可能考虑到中央红军的转移意味着闽浙赣等一批苏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了“敌后”，在还具有相当实力的前提下与其分兵各自为战不如合兵一处共同求存，中革军委最终拒绝红7军团的建议，并且要求红7军团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与仍在那里坚持战斗的红10军会合。并且分别于10月15日和21日两次电催。

不得己之下，红7军团离开黎痕苏区，于浮梁与德兴之间连续突破两道封锁线，于1934年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镇。闽浙赣苏区是中央红军转移后周边硕果仅存的较大的根据地，而且红7军团前身红10军本来就出自闽浙赣苏区（之后闽浙赣苏区又组建了新的红10军）。因此，红7军团在闽浙赣苏区受到了根据地群众以及当地组织的热情欢迎。

从离开瑞金算起，红7军团已经在敌后转战了接近四个月，征程跨闽、浙、赣、皖四省数十个县镇，行程1600多公里，兵力也从出发时的6000余人锐减到3000人。无论如何，即使并没有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之任务，红7军团的孤军远征也是可歌可颂的，其光辉战绩也不容忽视与抹黑。如果考虑到红7军团的实力与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之间的差距，红7军团真的太难了。

北上抗日先遣队之红10军团

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闽浙赣苏区的部队进行了改编。红7军团与新红10军以及苏区地方部队合编为红10军团；红7军团改回红19师，新红10军编为红20师，地方武装则改编为红21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原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任副军团长并兼任红19师师长；刘英和粟裕留任19师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中革军委同时命令，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经撤离中央苏区，并另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因此红10军团以后归中央军区指挥。

红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像

关于红10军团的军团长人选，刘畴西出身黄埔一期，在第一次东征中因伤失去左臂，后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中央苏区时曾经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斗争，更是长期主持闽浙赣苏区的军事斗争工作，这样的资历堪称耀眼。以刘畴西的资历做军团长属实是众望所归，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不由人不扼腕叹息。倒是可惜了寻淮洲，这位真正从士兵一路战斗上来的最年轻的红军军团长。唉，可能是考虑到年龄以及资历吧。

红7军团的回防固然使闽浙赣苏区的实力得到了加强，然而闽浙赣苏区的局势并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劣。因为分兵“围剿”的国民党军也达成了同样的目的。

为彻底摧毁闽浙赣苏区，国民党军在婺源成立了赣闽粤湘桂预备军总司令部，以陈调元为总司令。参与“围剿”的部队整合为三股：第55师驻乐平，第57师驻贵溪，新编第7旅驻浮梁，独立第43旅以及总司令部特务团驻婺源，第21师驻横峰，第12师驻上饶，连同地方民团武装组成“驻剿”军，由赵观涛任总指挥，其任务主要为封锁、并以蚕食的手段挤压苏区；浙江保安第1、2纵队驻玉山、开化、常山、遂安一带，安徽第15军的第64、65师驻歙县、屯溪、休宁、祁门一带组成“堵剿”军，以安徽保安司令刘镇华为总指挥，其任务是堵截闽浙赣苏区部队内外机动；新49师，第7师的21旅以及补充第1旅组成“追剿”军，由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任总指挥，任务便是对苏区主力进行尾随追击。

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的包围封锁

关于红10军团的任务，中革军委依然有明确指示。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初期的目的地是川黔一带，为牵制敌军减轻中央红军压力，中革军委命红10军团继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的名义活动，红19师依然回到皖赣边及皖南一带运动作战，红10军团主力留守闽浙赣。不得不说，中革军委这番操作，实在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红7军团刚刚闯进苏区，紧接着又要杀出去。

出苏区，战白马，败蒋英

11月18日，红19师突然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之间穿过敌封锁线，向皖浙赣边进发。红19师的突然发难出乎了国民党军的意料，浙保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紧急追击。但此时的红19师已经不是以前的红7军团了。

编入红10军团对红19师最大的影响在于领导层的变化：原师政委乐少华改任军团政委，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毅调任闽浙赣省委书记，这两位在前期的远征中是领导层内部最大的矛盾制造者，他们的离开无形中消除了领导层的内耗。在粟裕、刘英的协助下，师长寻淮洲的战斗状态更是直接拉满。

白马村地形

对于蒋英的追击，红19师边战边走，始终与敌军保持若即若离。24日，当退至白马镇时，寻淮洲以一部当面阻击，一部左右包抄，猝不及防地浙保纵队被一击而溃，蒋志英负伤败至常山。19师一部追击至芳村，俘敌200余人，主力前进至上坊镇宿营。

红19师杀出闽浙赣苏区，在白马击败蒋英浙保纵队

27日，19师自上坊向北渡新安江至临岐，随后转向东至天目溪（今分水江），改道向南奔分水县（今分水镇）。寻淮洲他们的计划是先攻占分水县城，随即佯攻杭州，在调动追击兵力后以声东击西之计迅速通过杭（州）徽（黄山）公路，进军屯溪镇，随即北上威逼芜湖以震慑南京，从而在实现在战略层面调动敌军的目的。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如果这一战略能够实现，能否对中央红军产生多大帮助且不说，南京周边恐怕会鸡飞狗跳一阵子。

分水之战，寻淮洲硬碰王耀武

10月29日，19师前卫部队在分水县北郊意外遭遇敌军，侦察发现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已经进驻分水县。补充一旅进驻分水县城实际上是俞济时临时协调的结果，这使其在一定时间内脱离了追击序列，也就是说补充一旅将要与红19师单挑。自离开苏区补充一旅便是追击19师的急先锋，寻淮洲也有了干掉补充一旅的念头。于是，寻淮洲命主力部队原地休整备战，并在凤凰山、金紫山一带依托地形修建防御工事；同时命前卫且战且退，向主力靠拢。寻淮洲为王耀武设计了一个陷阱。

红19师在分水县北遭遇补充一旅

当时年仅30岁的王耀武虽不如后来那般光彩夺目，但也已开始显露峥嵘。两军弗一接触，王耀武便断定当面就是红19师主力，于是命令前军紧紧咬住红军，留一部兵力守卫分水县，亲率大部及旅部随后压上。19师前卫且战且退，王耀武紧追不舍。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名将自然也不例外。30日上午，当两军纠缠着到了富家时，这里的地形让王耀武生起了忌惮：富家是分水江的一处平原三角洲，三面环水，向陆地开放的一面便是连绵群山。不出意外的话，红19师主力就在前面那片群山中，如果19师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富家冲击，被堵在富家的王耀武的下场将不可想象。

于是，王耀武没有贸然追击，而是以主力进驻富家并在正面修建了两道防御工事，同时对左右两翼都做了完善的遮护。一直到下午时分才进山追击。不出意外的，追击部队一头便撞上了金紫山防线。

分水战斗初期，补充一旅进攻红19师防守

雨雾连绵，战斗一开始便陷入白热化。补充一旅凭借优势火力猛冲猛打，红军则借助有利地形和工事顽强阻击，两军在阵地上反复拉锯。19师防线接连三次被突破又三次拼死夺回。战到傍晚时分，尽管红军拼死抵抗，金紫山阵地已经被压迫的仅剩山顶一小片区域。

然而，夜晚往往是红军的主场。依靠夜色掩护，红19师全军出击，与金紫山守军对补充一旅发起两面夹击。猝不及防之下，补充一旅追击部队被迅速击溃，溃败的残军退入富家，红19师官兵顺势便向富家发起进攻。这下，王耀武事先准备的工事便发挥了作用。随后攻守之势逆转，红军官兵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对富家发起层层波浪般的攻击，补充一旅依靠工事与优势火力固守待援。

分水之战中红19师展开反攻，直压补充一旅防线

红19师的进攻异常迅猛，在连续拔除了几个外围据点后，王耀武也感到了压力巨大，因此将指挥部谨慎地向靠近分水县城的方向转移过去。战斗持续到深夜，由于王耀武在富家两翼都部置了精锐掩护部队，红军惯常使用的迂回战术未能建功。同时又考虑到分水城以及其他追兵随时可能抵达，在已无可能迅速歼灭王耀武部的情况下，寻淮洲率红19师主动撤离战场。

分水战斗是红19师与补充一旅的首次正面硬撼，也是两位年轻名将之间的首次交手。此战双方参战兵力大体相当，红19师全师大约3000多人，补充一旅大半兵力也有3000多人；双方都没有达到全歼对方的目的；至于伤亡，据国民党方面记载：“是役击共（红军）二十余，我军伤亡百余”。同时再考虑到双方的武器差距，以及红军是在敌后作战，并且是在进攻态势下主动撤出战场且全身而退，红19师算是小胜一局。分水战后，补充一旅以休整为名暂时退出了对红19师的追击序列。

鹰飞鱼跃皖赣边

由于王耀武突然出现在分水，已无佯攻杭州调动追兵的必要，寻淮洲便率红19师转向西北直插皖赣边。12月3日，红19师自昌化穿过杭徽公路进入皖南；6日，经绩溪县攻取了旌德县城，获取大批给养物资；7日，红19师离开旌德，按预定计划取道安徽泾县、宣城之间北上，攻取芜湖，威逼南京。

分水战后，红19师西进北上威逼芜湖震慑南京

这半月以来的征战可能是红19师进入敌后以来最为舒畅的一段时日。这期间，寻淮洲他们不仅没有了内耗，也获得了最大的临机决断权，可谓海阔天高，鱼跃鹰飞。如果红19师这样的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至少皖南的局面会有很大改观。

就在寻淮洲率领红19师高歌猛进之际，他们又接到了再次南下的命令。

红19师外出作战后，留在闽浙赣苏区保卫苏区的红20师和21师却愈加艰难。虽然红19师吸引走了一部分国民党的“追剿”军，但国民党的“堵剿”、“驻剿”军依然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其实就在红19师离开苏区的当天，中央军区便已致电红10军团，先是明确了红10军团撤离苏区，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一带集结兵力进行运动战并创建新苏区的任务；又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决定军团的一切事务；同时将粟裕及刘英调到军团工作。寻淮洲则被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一点多少有点让人遗憾，也被粟裕抱怨为“‘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红10军团主力与红19师会师于汤口镇

11月下旬，红10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的率领下从德兴、开化之间突破国军封锁线向皖南进发。红19师放弃北上计划，掉头南下。12月10日，两军在安徽黄山东南的汤口镇一带会合。合兵后的红10军团大约有10000人，但三个师战斗力参差不齐。

当绝对实力相差悬殊时，单纯的分兵合兵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于是，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出现：红10军团会合后，敌“堵剿”“追剿”部队也纷纷抽调兵力，兵分数路向红10军团包围而来。王耀武率补充第1旅及浙保团一个加强营已经歙县进至汤口附近；第49师正由婺源、休宁一带向北推进；第7师第21旅由北向太平地区推进。面对三路大军的压迫，红10军团只得展开运动以寻求战机。

红10军团在会师后面临的剿杀

血战谭家桥，名将之殇

12月13日，红10军团经乌泥关转移至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从地图上看，乌泥关是一个狭窄的谷口，向北进入一个相对开阔的三角形盆地，从乌泥关向谭家桥视野先开阔后收窄，小口大肚十分适合伏击敌军；而且这块小盆地中有几道横向山岭，也非常便于将敌军分割包围。另外经侦察发现，追击的三路敌军中，王耀武部最为突出已经与另外两路脱节。尤其在分水之战中，红19师曾经小挫补充一旅，在军心士气上占优。基于以上因素，红10军团领导层都认为这是歼灭补充一旅的良机，于是果断决定在谭家桥设伏，围歼王耀武，至少要将之重创，并以之作为打开新局面的契机。

乌泥关-谭家桥地形

为实现这一目的，10军团上下做了周密的策划与安排。根据战前部署：三个师由乌泥关向谭家桥一线排开，次序依次为19师、20师和21师；其中，19师主力布置于乌泥关以北，待敌军完全通过乌泥关后封锁谷口，以断敌后路并阻敌增援，并以一个连据守乌泥关以南的石门岗；21师一个营在谭家桥修建工事坚守，并在阵地前埋设地雷，以堵死出口防敌逃窜；19师一部以及20、21师沿公路依次排开，待战斗打响后向敌侧面发起总攻；军团指挥部设立在钟鼓山麓的一间民房内，周边布置有掩护部队；为了迷惑追兵，红10军团甚至还派出战士伪装成樵夫和农夫在山上劳作。至少在纸面上，这一战术安排近乎天衣无缝。然而真实的战斗毕竟不是纸上谈兵。

谭家桥之战中红10军团的战前部署

12月14日上午9点左右，“追剿”军总指挥俞济时率浙保纵队一个加强营与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开始通过乌泥关。国民党军以补充一旅二团（团长周志道）为前卫，后跟三团（团长李天霞）、一团（团长刘保定），俞济时率浙保团一个加强营及指挥部为后卫。为保证行军安全，王耀武派出大量侦察兵力沿公路两侧搜索前进。

从来不缺乏改变历史进程的意外，更何况影响一次战斗。当周志道团距离谭家桥阻击阵地还有3公里时，一名红军战士由于过于紧张而不慎走火。啪、啪、啪，寂静的山谷中，三声枪响瞬间揪紧了双方的神经。枪声惊动了敌人，已经等不及触发地雷，刘畴西下令开火。一时间，山谷里枪声大作，杀声震天，行进中的周志道团瞬间大乱，周志道本人也被打伤。

然而，补充一旅名为补充，实际上却是按一个预备师的架子组建的。虽然有很多新兵，但各级军官大多出自黄埔军校，因此其综合素质还是很高的。在各级军官的弹压下，周志道团很快就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并且占据了周边几处高地建立防线固守待援。

谭家桥战斗打响，红10军团憾失先手

“追剿”总指挥俞济时正率浙保一个加强营殿后，前方一打响便紧急发手令给王耀武，要求坚决顶住，后退者杀，并将浙保加强营派上前线。王耀武也迅速做出了安排：命三团团长李天霞派一个营协同浙保加强营前出增援周志道团；又命李天霞团主力迅速控制乌泥关南侧高地石门岗；最后命一团团长刘保定以一个营兵力控制乌泥关掩护全军后路，该团主力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前方。必须承认啊，补充一旅的作战决心以及战术安排都可圈可点。事实证明，红10军团的官兵们，显然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但在红军这一方，却出现了致命的疏漏。按照《粟裕回忆录》记载：

但我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

具体什么原因导致了19师未按计划来配置兵力已不可考。不过结合已有信息并参考当地地形我们可以试着推断一下：乌泥关北侧黄山山麓为一路上坡，缺少地形掩蔽，在敌人搜索兵力面前大部队的隐蔽确实存在困难。红19师可能是为避免被敌搜索部队发觉才暂时停驻在乌泥岗南侧，待战斗打响后再迅速向乌泥关方向机动。但由于战斗的提前打响，补充一旅一团就近控制了乌泥关，19师迂回乌泥关的目的便没有达成。当然这只是我们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

就在19师主力正向乌泥关机动途中，李天霞团主力向石门岗发起了猛攻。一时间炮弹子弹暴风骤雨般笼罩了石门岗山顶，驻守在山顶的红军仅有一个连，在绝对优势兵力火力的打击下很快便败下阵来，石门岗易手。石门岗的失守直接导致机动途中的19师主力被压制在石门岗以南的悬崖下，背后便是麻川河，上山的路陡峭狭窄难以攀爬，兵力无法展开，火力无法施展。

红10军团视角的谭家桥之战，红军已全面陷入被动

在20师和21师这边，战斗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反转。伏击没有打垮周志道团，红10军团便展开进攻，宜将剩勇追穷寇嘛。然而，周志道团的阵地背靠黄山山麓，面前是一片开阔的缓坡，这样一来，红军若要进攻便不得不仰攻，这对武器落后的红军来说就太不利了。另外，由于20师和21师由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军才一年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苏区内作战， 野战能力非常欠缺，两个师之间更谈不到什么配合。红军接连发动了四次猛攻，均告失利。从这个角度来看，红10军团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周志道团在得到李天霞团一个营以及浙保加强营的增援后，便向红军发起了反攻。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红20师和21师在先前的进攻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与弹药。当优势敌军挟居高临下之势俯冲而下时，顿时便力不能支，阵地多处被突破失守，战斗一度波及到指挥部。眼看就要全军崩溃的时候，政委乐少华与政治部主任刘英以及参谋长粟裕分别率警卫部队进行反攻才堪堪稳住局面。然而代价也是惨重的，三人也分别重伤不能继续指挥。危急关头，刘畴西急调19师增援，但19师已经脱不了身了。

此时的19师正在向石门岗进行着艰苦的进攻。石门岗的失守不仅意味着控制乌泥关的目的无法达成，最要命的是红20师、21师的左翼直接暴露在李天霞团的进攻正面上。如果李天霞团挟居高临下之势猛攻10军团侧翼，战局将立刻陷入糜烂。客观地说，乌泥关已经不重要了，石门岗才是这一战的胜负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淮洲无法回援，只能选择强攻石门岗。而这一点在方志敏和乐少华回忆录中被认为是“不听指挥”，作为后来者，我们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之未能完全一致。——方志敏

为夺回石门岗，红19师官兵们发起了数次冲锋，由于地形火力均不占优，因此几次攻击均被李天霞团击退。最终，寻淮洲调集了全师所有的机枪以及几十名特等射手，亲自带队向石门岗发起决死冲锋。一番血战之下，石门岗倒是夺下来了，但19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战士伤亡之外，寻淮洲也身受重伤，失去了指挥能力。几天之后，这位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未来的闪亮将星，便遗憾地牺牲了在了转移途中。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便如是也。

至此，红10军团在两处战场上均失去进攻能力，显然是败局已定。同时，也正是因为红19师夺下了石门岗从而有效掩护了军团左翼，这才使得红10军团能够在全面陷入被动的局面下能够全身而退。为避免全军覆没，12月14日傍晚，在红19师的掩护下，军团主力缓缓撤出战场。补充一旅也因为“苦战既久，亟需整顿”而没有追击。

疲战敌后，路在何方

谭家桥一战让红10军团遭受重创，不但没有改变四方转战无法立足的局面，反倒使本就十分被动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首先是官兵承受了近1000人的伤亡，尤其是军团级领导层近乎全没，寻淮洲重伤牺牲在转移途中，粟裕、乐少华和刘英均重伤，军团的军事指挥能力大大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也近乎停滞；败仗和伤亡对军心造成重大冲击，士气一度低迷；实力和士气的此消彼涨使追击的国民党军更加积极。

谭家桥之战后红10军团的艰难转战

谭家桥战斗结束时，敌49师及21旅正向战场包抄而来。为避免再陷重围，红10军团先是北上太平、泾县，后转西向青阳，于12月20日进入皖南苏区的柯村。皖南苏区已被国民党军残破殆尽，军团无法立足。自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开始了在浙皖赣边兜兜转转的征程，脚步遍及十余个县，在这期间10军团打了大大小小十余仗。军团长刘畴西仿佛在谭家桥一战神打掉了精气神，既不敢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也不敢分散兵力打游击。小战虽然每每取胜，大战却往往掩护撤退，既不能通过歼灭战有效削弱敌人，也无法取得缴获补充自己，更无法跳出敌人包围圈。红10军团的处境日益窘迫，兵力损失更达三分之一以上，各级官兵怨声载道。

自此战后，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虽经过大小十余战，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以至最后被迫离开皖南。——方志敏

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10军团的何去何从，军团内部暴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分兵游击还是继续以主力运动。

客观地说，以红10军团此时的状态和处境，虽然说已经不适合继续以大军团形式活动，但也不是分兵作战的好时机。在谭家桥之战后，军团干部伤亡惨重，再加上敌情紧急，往往难以有时间进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就导致部队士气持续低迷。如果此时分兵，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分兵容易收拢难，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很可能就会作鸟兽散。在政治思想工作停滞的状态下，要提振士气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打一两次较大的胜仗，而由于刘畴西不敢集中兵力争取歼灭战，红10军团的低迷状态便一直持续着。

1935年1月8日，红10军团抵达了遂安茶山村，在这里举行了茶山会议。这是决定红10军团未来斗争战略以及命运的一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并考虑了中央军区主张分兵斗争的指示，刘畴西最终在分兵与不分兵之间选择了一个中间方案：即先撤回闽浙赣苏区，进行整编后再行分兵。说实话，这个决定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如果要整编部队也并不是非要回苏区才行。另外，在“追剿”军追击下，回到大包围圈内，即使整个军团出入都很困难，更何况分兵。更重要的，红10军团领导层并不知道，此时的闽浙赣大苏区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国民党军的绞杀下沦为了游击区。

茶山会议是在战略层面上拯救红10军团的最后一次机会，刘畴西他们，没能抓住。

血染怀玉山，军团覆没

茶山会议并没有使红10军团的处境有什么改观，即使精神状态也没有多少提振。此时的红10军团大约还剩3000余人。1935年1月12日晨，红10军团到达了（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村。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东北部的一片小苏区，距离大苏区已经很近。

此时方志敏和粟裕率先头部队为军团开路。所谓先头部队其实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负伤的乐少华和刘英）以及后勤人员组成，外加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总共800人，战斗力并不强。由于没有遇到敌军截击，先头部队没有停歇，从杨林一直向西，并于15日进至港头，这里距离大苏区已经很近。

刘畴西率军团主力2000余人在到达杨林后休息了一夜，据刘英回忆是因为刘畴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且部队过于疲劳。这一夜休息将红10军团送入了危境。

红10军团分兵西进闽浙赣苏区

就在这一夜，“堵剿”部队浙保第5团连夜行军，超越红10军团主力将战线从星口推进到了王畈、徐家村一带。13日下午，刘畴西率军团主力本来想在徐家村处绕怀玉山进入大苏区，结果在徐家村遭遇浙保第5团阻击，被迫折向西北钻进了怀玉山。红10军团一路边打边撤，经王山村、南华山一带进入婺化德苏区，等部队收拢完毕已经是15日。此时敌49师、补充第一旅以及21旅已经追至东坑口、杨林、上下庄一线。

红10军团返回闽浙赣苏区的意图已然十分明显，国民党军对此自然也是洞若观火，随之便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安排：49师进至宗儒、暖水一线构成西面的封锁线；补充一旅沿王山村、港首一线追击推进并沿途构筑封锁线；浙保第1、2纵队沿白沙关、杨林以及徐家村一带布置东面封锁线，敌21旅则在分水关、寨门一线构成南面封锁线；独立第43旅在陇首一带构筑西南面封锁线。这样，十四个团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十余倍于红10军团的兵力组成天罗地网正缓缓张开。

针对红10军团的包围圈正在展开

谭家桥战后，红10军团官兵士气低迷无法提振，甚至出现了军纪放松的现象。这种现象直接表现为，部队行军缓慢，且队列很长。

在每天行军中，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管理，都没有积极进行，军中存在的“没有时间来进行工作的观点，没有及时揭破，

军纪已随之放松，有不少违反重要军纪者，没有立即予以处分。——方志敏

正是由于行军缓慢，当军团主力行至港首时，被补充一旅（或为49师）追上。担任前卫的19师兵少不敢纠缠，激战一阵后掉头向南寻找突破口。南下至引浆附近，军团主力再次与分水关方向的敌21旅遭遇，已精疲力竟的红军官兵只得勉力再战，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红10军团像一条疲惫已极的长蛇般在蜿蜒的山路间缓慢前进，目标大苏区。而在两翼、前方以及后方，已有獠牙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准备择人而噬。

随着时间的拖延，敌人的包围圈已初具规模。此时先头部队已转移至陈家湾一带等待主力。在做了敌情研判后，方志敏和粟裕决议抢在包围圈闭合之前突破封锁线，进入大苏区。同时派人通知刘畴西，要求主力部队同时行动。此时，军团主力已在身后不足5里。

先头部队率先突围，红10军团突围遇阻覆灭

16日下午6时，先头部队整队出发时，收到刘畴西回信：“部队疲倦，今日不能继续前进”——刘英回忆。面对严酷的敌情，刘畴西的无动于衷让方志敏和粟裕十分无奈且焦虑万分：在杨林因为一夜休息贻误了战机，导致军团主力在徐村遭到阻截，从而陷入今日危局，此时局势比当时更为恶劣，竟然还要休息一夜。两人商量过后，决定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连夜突围，方志敏则返回寻找兵团主力。在约定了接应主力突围等事项后，二人郑重分别。没成想，这一别，竟成永别。

16日夜，天降大雪。粟裕率先头部队连夜行军，于前半夜赶到陇首北面的古井头。此时的包围圈虽已闭合，但兵力配置以及工事修筑尚不完善。粟裕以两个班的兵力佯攻牵制敌碉堡火力，自己率队迅速通过封锁线并抵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歇田一带。

闽浙赣苏区虽已沦为游击区，但当地的党组织以及游击队仍在坚持战斗。在这里，先头部队得到了他们的支援。然而当粟裕按照约定接应军团主力突围时，却迟迟没有动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一个星期后才有噩耗传来。

至于方志敏见到刘畴西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然不得而知。残酷的现实就是，当军团主力辗转行至封锁线边时，已是1月18日，此时敌人的包围已经完成，且正准备在包围圈内展开“搜剿”。

18日夜，陇首西南方向的金竹坑村，村边路口矗立着一座新修的碉堡，黑洞洞的枪口探出射击孔正警惕的盯着怀玉山方向。忽然，远处的黑暗中传来急促的枪声，紧接着不断有黑色的身影纵跃起伏着向碉堡靠近着，再远处，有更多的身影试图穿过村边的道路。随着命令，碉堡内的机枪狞笑着喷吐出了火焰，远处近处的身影不断倒地。当机枪视野内不再有活动的身影时，枪声停息，远处的枪声也渐渐停息。黑夜中，仿佛有脚步声在远去，很不甘，很无奈。

虽然说敌人的封锁线已经闭合，但相对于漫长的封锁线来说，敌军兵力还是有些稀薄。后来得知金竹坑这里仅有一个排在驻守。10军团此时沿有2000余人，如果集中火力全力出击，借着夜色掩护，10军团完全可以突破封锁逃出生天。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刘畴西的优柔寡断将红10军团最后的生机生生掐断了。

据后来突围逃到闽浙赣游击区的同志讲述，像金竹坑这样的突围行动，刘畴西总共组织了7次之多。每次都是是蜻蜓点水般的试探，遇阻即停，既不甘心离开，也不敢于全力突击，就这样，每一次突围便增加一次伤亡，削弱一次实力，也打击一次士气，同时暴露一次行踪，导致敌军包围圈越来越小也越来越精确。

最终，随着国民党军的“搜剿”，红10军团逐渐被分割包围。其中，红19、20两师被包围于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马山一带；21师被包围于黄龙山、刺窝一带。紧接着，残酷的搜山检林便开始了。由于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军实施了坚壁清野政策，对于红军官兵可能藏身的树林直接放火烧掉，房屋粮食更是焚毁殆尽。1月份的怀玉山，天气已然很冷，连续行军作战早已让红军战士们精疲力竭，再加上多天没有进食，弹药也已所剩无几，衣衫单薄的10军团将士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食无可食战无可战。

大约在1月21日，刘畴西率军团残部在八磜一带发起最后一次突围失败后被围，后被打散。至此，精力体力以及士气均被压榨一空的红10军团再也无法保持建制，千余红军官兵自发分成数十人一股的小分队，或藏或躲，或决死一战，或拼命突围。最终，绝大多数红军战士或牺牲或被俘，只有极少数人突出重围进入闽浙赣游击区或者皖南游击区。1月下旬，在敌人搜山检林般的搜捕中，方志敏、刘畴西等军团干部先后被捕。

怀玉山战败后被俘的红10军团干部，从左到右依次为刘畴西、方志敏、王如痴

一度曾经轰轰烈烈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两次北征，终于以无比悲情且惨烈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北上抗日先遣队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彼时彼地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而中革军委对此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从而赋予了先遣队太过超出其能力的重大任务。同时，中革军委以及中央军区也对先遣队做了太多不符合实际的机械的强力指挥。

至于方志敏、刘畴西以及寻淮洲等先遣队领导人，虽然做出过一些在后来看来不妥的指挥，但将先遣队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即使屡屡失措最终将先遣队带往末路的刘畴西，其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也是不容质疑。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以及先遣队的其他领导人被枪杀于南昌。

以红7军团、红10军团组成的两次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最终覆灭，但在其敌后转战的半年时间里，在其征程踏遍的闽、浙、皖、赣四省的土地上却留下了大量的革命种子。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收拢残部后改编为红军挺进师，后在抗日战争中编入新四军序列。在1955年的全军授衔中，至少有三位将军出自先遣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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