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智慧真的不容忽视（一个国家的元气怎样才能强劲）

在中国文化中，风俗的含义是什么？古人为何特别看重风俗？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怎样的风俗？我们每个人能为此做些什么？近日，“人文清华云讲坛”开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以《国家元气全在风俗》为题，讲述了风俗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影响风俗的重要因素。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彭林教授 （图片由“人文清华讲坛”提供）

『“国家元气，全在风俗”』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俗”。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应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中最浅表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风俗”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知名学者楼钥曾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风俗败坏，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清代学者黄中坚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天下万事万物，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轻，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这就是风俗。所以，古人关注的是风俗的精神、文化层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简单来说，在古代，“风”和“俗”的意思差不多。“风，土地风俗也。”古人的解释比较强调地域性，陕西的风俗和广东的风俗、山东的风俗和云南的风俗都不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的风俗是不同的。

风俗的来源相当古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向我们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样。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墓葬里出土的遗骸，几乎所有人的侧门齿都是被拔掉的，枕骨也都经过了人工调整，变得畸形，死者的嘴里还含着小石球。这种古风蛮俗，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很奇怪。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风俗慢慢就没有了。

当然也有一些古老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长颈族”，女孩子以脖子长为美，她们的颈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属环，以便把脖子拉长，为此不惜承受颈椎变形的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从上古的时候起，幅员就比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大得多。东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习俗也不一样。我们有句古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进入一个地方前一定要“问俗”，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与禁忌，否则和别人无法沟通。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过许许多多地方，发现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异。他在《史记》里说，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之外，还与教育有关，他用了“风教”这个词，更多是指后天的因素。

『治国理政要从改革陋俗开始』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风俗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而言，一国的风俗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下之间的影响，二是周围的影响。

在同一个国家里，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有句成语叫“上行下效”。《韩非子》里有言：“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人灭了商之后，他们研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劝告，所以大臣们争相拍马屁，如同靡靡之音，最后导致商朝灭亡。所以，《尚书》提到“政由俗革”，治国理政，要从改革殷人的陋俗开始。

《汉书·地理志》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形貌，而且记录了各个地方的风俗。比如商纣王统治集团的腐败就深深影响了其管辖地区的民众，在赵、中山这些地方，男人喜欢“相聚游戏”，不务正业，成天玩，靠“掘冢盗墓”为生；女子则“游媚富贵”，以谄媚有钱有权的人为荣。上层社会的腐败，使得下层社会的风俗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此外，风俗还会时时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汉书·地理志》里说，晋北由于靠近胡地，民众耳濡目染，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成为一种风俗。所以，班固非常感慨：“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道一风同”的理想目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非常辽阔的国家而言，要统一各地的风俗确实非常困难。但是，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把风俗逐步统一，这就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用一种超越时空的道德观把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同时，仿效中原地区高雅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实现所谓的“道一风同”。所以，《礼记》里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统一，“同俗”就是相同风俗。历代儒者都有这个理想，并不断努力，希望风俗能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逐步走向统一。

古人认为，要想做到“道一风同”，首先要读书学礼。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连孔子都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学而知之”的。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学习消化，然后通过礼来展示。所以，《礼记·学记》里提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一步就是让大家读书，知书达礼。《礼记·乐记》又说：“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风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的民心是不会归向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西汉初期，民风凋敝，社会混乱。贾谊曾经上书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他认为，西汉继承了秦帝败俗，老百姓把礼义廉耻都丢了，甚至盗取宗庙的祭器。官风也很败坏，国家从上到下都非常懈怠，没有气象。当时有一个郡国，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恶性犯罪，一年中竟然有220多起。这种败俗如果不纠正、改变，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循行天下的“风俗使”』

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紧接着就是要“教化”。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他统治时期提出要“广教化”，通过“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等举措，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把“仁”和“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风俗”，要让这个国家的人都懂仁义，都有德行，都羡慕贤良。

要推广好的教化，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官员，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因为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是万民仰望与追随的楷模。

为了摸清全国风俗的情况，两汉政府曾经多次派“风俗使”循行天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了12位官员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汉元帝也派了12人，“览风俗之化”。汉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8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通过考察各地风俗，掌握一手情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尊重儒学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所以汉代的经学特别发达。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学经书”；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皇帝曾经多次召见他，向他请教礼仪风俗。

『风俗变了，整个气象全都变了』

汉代政府是如何通过道德礼仪的教化改变民俗的呢？

韩延寿治颍，就是典型的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地方非常大，人口多，当时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韩延寿是一位饱读经典的儒生，他被汉政府委任为太守。到颍川后，他请了当地20多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吃饭，向他们了解情况，达成共识。然后，在那里办学校，普及礼仪，敦厚伦常。例如，举行成年礼仪式，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有的责任。再如，推行婚礼，让大家明白应该如何建设家庭，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的风气完全改观了。

另一个例子是在岭南边陲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那里设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个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他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就发现九真郡里的人还生活在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婚姻、家庭，靠渔猎为生，与中原好像是两个世界。于是他教他们学习牛耕，制造生产工具，推行中原文化。他要求男子和女子按照大致的年龄相配成婚。据史书记载，一次配对成婚的达上千家，可以算是历史上最早的集体婚礼。由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百姓丰衣足食，民风大变。九真之民的生活与内地完全一样了，对朝廷也完全认同了，边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九真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

还有一位交阯郡太守锡光，他也是用礼仪来教化，将之作为治理的主轴，“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多年之后，民风为之丕变。

这两位太守的功绩，一是安定了边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所以《汉书》上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风俗变了，整个气象全都变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吕氏乡约》』

移风易俗，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推动着的文化建设工程。

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多，文化繁荣，很多读书人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中，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出现后，全国各地的响应者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许多家族的族谱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访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原因是他们在古时候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我们再谈谈明代。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儒学家，曾经在江西南部的南安县、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都热心地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提出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南赣乡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诉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改善了。

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乡约，比如广东增城的《沙堤乡约》、山西潞州的《仇氏乡约》、山西解州的《解州乡约》、广西的《泰泉乡约》等。这些乡约在不同地方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风民俗搞正了，整体提升了当地的道德水平。

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说过，“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订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则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可见，我们要想有好的风俗，一定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造就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风俗』

总而言之，风俗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性的一种生活习惯，由于风俗各异，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提出要移风易俗，要走向“道一风同”的理想境界。

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让老百姓读书明礼，最高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君子，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地移风易俗。那么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移风易俗？我认为肯定需要。比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追星。其实我也追星，我非常喜欢饰演周总理的演员王铁成，为了演好晚年得了癌症的周总理，他节食好几个月，体重下降了几十斤，非常敬业。

但问题是，现在有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浮华的外在。我有一次坐飞机，正好有一个明星也在这架飞机上，有的追星族专门买了头等舱的票，就为了和偶像坐在一起。飞机到达上海后，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粉丝在那里疯狂地呼喊、奔走。据披露，有些大咖明星演一个戏可以找几个替身，台词没说几句，就能挣来巨额的酬金。一旦追慕这类明星的人多了，成了一种风俗，势必会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样造就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风俗。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来源：彭林（徐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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